致我们逐渐消失的文化印记

策划人：田雄 执行：张晓娜 汤瑜 李张光 周頔 李晓健

爆竹声声辞旧岁。

同往，乡村的鞭炮依然，但热闹的场景下，传统的年味儿正在一年一年淡去。

曾经，家家户户动手腌制香肠腊鱼腊肉，做年糕发糕；曾经岁末最后一天，大扫除的热闹场面让人兴奋——该丢该卖的杂物彻底清理，平时脏乱差的门前屋后亦焕然一 新；曾经一家人齐动员办年货、整理年菜、洗澡换新衣，给晚辈压岁钱、热热闹闹地围炉守夜；曾经不分男女老幼，在大年初一天未亮就开始大串门、大拜年，走村 串乡看杂耍、舞龙灯……

今天，这些最淳朴的年味儿文化正被酒店的年夜饭、微信红包等现代快餐文化所替代。

同理，城市中走街串巷看彩灯闹元宵的场景也在日渐消散。而且，消散的不仅仅是老一辈人记忆中那浓浓的年味儿，还有历史长河中记载这个城市文化的老胡同……同样消失的，或者正在消失的，还有被现代城镇所替代的古老村庄。

乡村，存在，依稀还能唤醒沉睡的过往；消失，则永远从年轻人的脑海中淡化乃至消亡。

还有那些传承传统文化的节假日，文化的味道也在消退。今天，正逢西方的情人节，年轻的男孩女孩选择这一天来追逐甜蜜和幸福，而我国传统的七夕节却没有多少人能够记起，甚至年青一代更不知“七夕鹊桥相会”的典故。

这些，是文化的缺憾，抑或是一种悲哀……

《那些逐渐消失的年味儿》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种种传统习俗组成的年味在城乡之间馥郁荡漾，不仅丰富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在文化层面上愉悦着我们的心灵。然而不知从何时起，那些令人感怀的年味渐渐远离了我们的视线，远离了我们的生活。

对于一些人来说，年味儿淡了，淡得像喝了半天的茶水，几乎感觉不到了。

虽然腊月除尘、祭祖、团圆、贴对联这些一个都不少，但热闹之后终究觉得缺少了什么。

穿新衣新鞋早就看不出过年的气氛，在家吃年夜饭一起守岁也成为过去，就连昔日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都渐行渐远，

物质生活的富足，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前只有在过年里我们才能享受到的一些福利，在平常日子中已司空见惯。

春节的脚步越走越急，小孩子们倒是急不可耐，好吃、好玩、好耍，他们依旧满怀期待，大概保持清醒的只有大人们。

少了年味儿，让成年人却多了一种情怀。记得去年春节期间，最温情的新闻莫过于《新闻联播》里播出的“只为看你一眼”，让妻子行走七天七夜的动力就是能够陪丈夫一起过个年，不管身处何地，在一起，就值得。

事实上，过年是一种民俗，而民俗活动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伴随经济发展、思想观念变迁、生活节奏改变，传统民俗的发展变化也是一种必然。如此说来，年味变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那么年味儿到是什么？作家冯骥才说过，是和风俗融为一体的对年的一种感情。年味是过去的记忆，年味儿是一种风俗文化。

过年的文化

过去，春节在人们眼中是敬畏的、神圣的，更是温馨的。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时间越早，过年的重要性越远远大于现代社会。

那时人们生产、生活与自然的节气与时间融为一体，大自然以年为一个节周点，周而往复。这与“年”的写法相辅相成。“年”字最早的写法就是一个背负成熟的禾的形象，表示庄稼成熟，即“年成”。

上古的中原地区和藏族都有过年的习俗。在古代汉民族传说中年是消灭了凶猛怪兽夕的神仙。夕在腊月三十的晚上来伤害人，神仙年与人们齐心协力，通过放鞭炮赶走了“夕”。人们为了纪念年的功绩，把三十那天叫“除夕”，即除掉了猛兽夕，为了纪念“年”，把初一称为过年。

所谓的过年就是到了人们辞去旧的一年，又迎来新的一年的时候。在这一时刻，人们总是对新的一年充满着期盼和梦想，实际上年俗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梦想和理想。

过去祭祖、祈福仪式，就为了期盼来年五谷丰登和全家平安祥和。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农耕的生活，对年的期待逐渐淡漠，过年的味道在消减。

随着社会的发展，过年的习俗也发生了变迁。如今祭祖仍然存在，但祈福仪式却没有了；贴对联的形式还有，贴年画的少了。年夜饭、放鞭炮已经名存实亡。为了减少 麻烦，越来越多的年夜饭改在了酒店、饭店，美食的品种丰富了，却失了年味。而地球变暖，环境恶化加剧，许多城市都有了鞭炮限放令，耳边零星的鞭炮声让人怎 么也无法回到小时候的记忆。

于是，只有在静悄悄中，我们辞旧岁，迎新春。人们过年还会吃年夜饭、吃饺子，但却逐渐忘记了过年的文化含义，而仅仅停留在享受美食带给舌尖的快乐。那些习俗和美好的东西反倒在越来越好的生活中，渐渐消失。

值得庆幸的是，合家欢和团圆仍然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保留和传承着。根据媒体报道和预测，2016年的春运是29.1亿人次。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能使中华大地 在一瞬间有29.1亿那么大的一个数量人群来回迁移，使所有的城市在这个时刻里突然就变成了故乡。或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让所有的城市一瞬间变成了故乡， 变成了故土，变成了家园。

过年的传承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说的就是春节贴春联。每年年三十，家家户户贴对联、请门神，这是新年里传统的习俗之一，几千年来已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承。

要说在过去，那种现场书写的对联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集市上，总有文化人摆上一张桌子，浓墨重彩，挥毫泼墨，好不自在。记忆最深的是家里的粮仓、水缸，包括猪圈都要贴上对联，那个“肥猪满圈”的对联常让人笑好久。

风俗简化、传统流失。而这样的场景，现在已经难寻。如今摊位上的对联都是机械印刷的，别说是写对联，就是下笔忘字的情形也多有发生。对联照贴，只是变得简 单，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意味着新的一年的开始。贴门神的做法也已经渐渐消失，首先是卖门神的少了，其次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即使是农村，很多人也都住 进了楼房，如果没有自己的院落，请了门神也无处安放。

像祭祖、祈福仪式倒是常见，只是在古装剧等影视作品中，想来现实中要恢复也并无可能。

在过去，从小年开始，家家户户就进入了春节“倒计时”：大人们忙着置办年货，给孩子缝制新衣；孩子们则兴高采烈地帮着家里打扫卫生；归乡的游子带回外面的新鲜事、新鲜玩意儿……

那时候尽管吃喝比不上现在，电视、互联网也不普及，但是人们每到春节都喜气洋洋，就是因为他们保留了传统习俗，满足了国人过年的需求。

那 些过年的习俗还包括了一些禁忌，诸如正月初一不出门，不煮新饭，寓意年年有余；不能扫地、打破碗、洗头洗澡洗衣服等，以防“破财”；正月初二，此时才能出 门走亲戚；正月初三，女儿回娘家的话，女婿带礼物必须成双，不能洗衣服；正月初四，这一天是民间传说的接神日，因此不能出远门；正月初五，即“破五”，当 天要清扫垃圾，寓意“送穷”。

这样的繁琐和禁忌，可能在老一代的人们中还记忆犹新。对年轻一代，却丝毫不能构成任何约束力。可以想见，再过若干年，这些或者都会变成“甲骨文”，仅仅封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然而，过年毕竟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从上古时代到现代社会，虽然一些习俗消失，但总是有新的习俗产生。无论如何，过年是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下来。

过年的情怀

许多人都记得这样的场景：年三十晚上一家老小围坐在火炉旁守岁、话家常，生活简单、平淡而幸福。

而今电视早已普及，有些地方网络的触须也已伸至农村，所以年三十晚上各人都在忙各人的事：有的看电视，有的上网聊天、浏览网页，短信拜年都变成了微信红包拜年……很难再在一起守岁、聊天，享受那难得的片刻天伦之乐。

以至于许多人对于过年的乐趣，只能靠从儿时的回忆中搜索一鳞半爪的记忆碎片。

然而细细想来，小时候对过年的那份特别期盼却是莫名的，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如果硬要寻出个理由的话，也无外乎这几点：过年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 有压岁钱，还能走亲戚。尽管这些理由都是很现实的，但是对于一个孩子，尤其是生活在物质条件并不富裕的年代里的孩子来说，就已经足够让他们掰着手指翘首以 盼。

过去过年，家家都会锅里蒸着年糕、做各种食品。如今呢，集市上各种食品应有尽有，很多家庭都图省事，直接买了大包小包地拎回家，以为这 样就能过一个丰盛的年。其实不然，年味并不在于物质的多寡，而在于感受一家人共同忙碌的其乐融融的过程，享受那渗透在这个过程中的浓浓亲情。

也 许，过年最重要的还是对年的感情和那份乡愁。离开家乡越久越是怀念家里那正在消失的年味儿。年味儿淡了，是因为我们回不到从前。这个社会正在以我们预想不 到的速度变化着。我们不再熟悉爷爷的老屋，不再留恋姑妈家的小吃，就连舅舅家的老狗也和我们陌生了，见到生人就会狂吠不止……

在一场现代与传统的博弈中，有人说，年味儿淡了，也总有人在吐槽年味儿的消失。可是，即使年味儿再淡，你回家的脚步就因此慢了吗？

春节毕竟和其他的传统节日不同。也许平常的节日，你回家的路程会变得越来越漫长。但当春节来临，最期盼团圆的中国人就会义无反顾开启回家的脚步。当假期将 至，又有多少人要匆匆忙忙重新回到城市，继续打拼的生活，又有多少父母要承担着离别与不舍。在朋友圈里，我们看到的更多还是晒妈妈做的美食、晒四世同堂的 幸福、诉离家的不舍。

窗外，一群孩子在阳光下打闹、嬉戏，他们纯真的脸庞让人们知道，年味儿或许并没有远去，只是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也许，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年味儿。于是，年味儿，是一种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和思念的“味道”，年味儿是一种乡愁。

《那些回不去的村庄》

本社记者 李张光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许多村庄将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沉寂的宿命，继而成为人们回不去的村庄……

临近年关，在韩国打工的杨可退出了他所在的初中同学微信群，他说，看着大家热聊，自己会过于想家，这种感觉很煎熬。

算上今年，这是29岁的杨可第四个年头没回农村老家过年了，倒是在梦中时不时会出现儿时在村中玩耍的情景，但每一次都被噩梦惊醒，“梦到所有的人都躲起来了，只有我一个人在村里的胡同走，胡同突然变得很长，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

而现实中，这里也是一个平静的小村庄，除了过年过节人气比较旺盛之外，平时走在村里长长的胡同里，很少会碰到村里的人。胡同两旁人家的大门经常处于一种紧闭状态，偶尔才能看到个别打开大门走出来站在门口四处张望的留守老人。

这个村庄的居民，一部分像杨可一样，常年外出打工没有回家，有的则是彻底离开了，搬到城里或镇上住。留下的是一些在这里固守的老人或孩子和一个没有什么人气的村庄。

它和中国许多村落类似，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走向沉寂的宿命，“现在村里许多人认为，只有被社会淘汰了的才会留在村里，所以我们都在拼命往外逃。”杨可说。

“逃离”村庄

紧靠着井店镇的邵村，距离河南安阳市70多公里，杨可家的房子就在邵村村口。

与一些将要消失的村落不同，邵村并没有展现出一幅乡村破败的景象，反而大多数房子都是被翻新过的北方农村特有的高大庭院，一家挨一家整齐划一地往胡同深处延伸，只是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是空置的。

和村里的沉寂不一样，井店镇近几年正在快速发展，工地日夜不停地开工，泥头车在镇上的主道上来来往往，只要是晴朗的日子，就会给镇上的居民塑造出一幅尘土飞扬的图像。

杨怡和杨可是同一条胡同里的邻居，只是早在8年前杨怡家就在镇上建了房子，一家搬到镇上住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住过。

其实，杨怡一家并不是第一批离开乡村的人，最早离开村子的是“有单位”的人，比如像杨怡的一个叔叔，是转业军人，后来被安排到县公安局了。因为成了体制内的人，杨怡的叔叔一家都进了县城。

因为成为体制内的人选择离开邵村的，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有过一些，但并不是很多。这些人的搬离和现代化、市场化都没有什么关系，属于被纳入国家体制的人离开农村的一部分。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得到发展，由于农村生活条件艰苦，邵村的一些村民开始走出去，有的去做建筑，慢慢成为包工头，或者做其他生意，逐渐在外面的城市定居下来。

邵村转身成为他们的故乡，如果有亲戚或者亲人尚在村里，有些离开的人会偶尔回来一趟，或者有的会在村里祭祖的时候回来。

2000年以后，除了上了大学在城里安顿下来的，邵村出去的大多数都是打工青年。他们当中，一部分在城里留了下来，但是大多数仍然没有能力举家搬迁，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甚至留守妇女，这一群体的人数在村里开始多了起来。

而如今，由于邵村紧靠着井店镇，井店镇的发展再次吸纳了一批邵村村民，他们在镇上谋得相关的职业，邵村也成了他们不经常回去的故乡。

但是相当一部分邵村劳动力还是像杨可一样被分流到外面去了。

杨可之前在郑州工作，2011年，听说一个劳务公司招到韩国工作的工人，他和村里的几个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一起报名，后来随劳务公司到了韩国。

而杨怡一家虽然搬到了镇上，但是大学毕业后，杨怡却到了北京工作，邵村对于她来说，更是一个回不去的村庄。

但是杨怡在邵村的房子并没有随着家人的搬离而变得破败，在杨怡父亲的眼中，老家的宅基地是一块风水宝地，继而房子也被重新装修一新，虽然几乎没有人住。

如今，随着乡村整体环境的变化，像许多村落一样，逃离村庄也成了邵村村民的价值观。

乡村之变

在杨怡看来，邵村还是没落了。

20世纪90年初，邵村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那时候的邵村有许多小型砖瓦厂、腐竹厂，和整个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一样，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2005年后，这些行业开始走向没落，一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当地政府关闭了当地的小型砖瓦窑，另外一些大型公司以及他们的产品进入，当地的小型企业和小作坊瞬间被排挤出了市场。

特别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外流，邵村开始真正走向没落。

杨怡记得，小时候村里就有小学，如今小学早就被改成一片民宅，即使是镇上的中学也被撤销。

“如今村里的孩子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学。”杨怡说。

令杨怡记忆深刻的是，在她上中学的时候，镇上的中学还是县里的重点中学，但是，后来镇上的优秀老师都被县里的中学挖走了，镇上的中学逐渐成了群众口中“一座考不上高中的初中”，“这样一来，想让孩子考高中的家长就不让孩子到镇上上学了，都送到县城里去了。”

后 来，到镇上上中学的学生越来越少，“有一些家长觉得反正在那读也考不上高中，干脆让孩子早点打工得了。”据杨怡回忆，镇上的中学校长还做了一个承诺说，只 要有一个学生，学校就不撤销，“后来真的只剩下一个学生了，这个学生也不愿意去上学了。学校还是逃脱不了被撤销的命运。”

在杨怡看来，教育资源远离农村，也是像邵村这样的村子逐渐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

教 育没落的同时还有邵村的传统文化也在凋敝，童年时代的杨可、杨怡一代，每年逢年过节，村里都有扭秧歌、说书、唱戏等活动，但如今这种活动几乎没有了，继而 被“时代潮流”所取代，这也是令杨怡忧心忡忡的地方，“现在不管在镇上还是在村里，有活动请的都是‘歌舞团’，她们穿着暴露，说一些很低俗的语言，唱一些 很低俗的歌曲。”

在邵村，流行一句谚语也反映了村里长幼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这句谚语是‘以前是婆婆教训媳妇，现在都是媳妇教训婆婆’。”杨怡说。

另外，邵村也没有逃离疾病的困扰。

对于杨可来说，邵村还是一个伤心之地，这也是他虽然想家，但多年不回的原因之一。多年前，他的父亲突患癌症去世，这让他无法释怀，每每提到此事，他都会哽咽流涕。

而父亲去世后不久，母亲改嫁更是令他很受打击，一气之下他甚至和母亲签订了互不往来的协议。

后来他还注意到，村里因为癌症去世的人有好几个，而同一个镇上的则更多。

杨怡、杨可都怀疑这一切是因为镇上的一个化工厂造成的，他们估计是因为水出现问题了，“因为我们发现这家工厂直接往地里排污水，我们很多人喝的是地下水。”杨怡说，遗憾的是她一直没有拿当地的水质去相关部门检验过。

而据杨怡介绍，面对这种疑似潜在的危险，很多人则选择了离开邵村、离开井店镇，来保障身体的健康。

下一站或是荒芜

杨怡觉得，如果邵村各种环境一直恶化下去，它将和一些已经消失了的村庄一样，走向荒芜。

其实，全国许多乡村已经或者正在走向消失，成为人们回不去的村庄。

如坐落在赣西北群山深处的南坑村，始建于清朝末期、最鼎盛时有130多口人的山村，终究没有挡住城市化的冲击，现在，一个叫钟兆武的64岁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守护着这个据传清朝末年由浙江丽水迁来的村庄，而被媒体广泛报道。

陕西横山县赵石畔镇圪洞峁村原有200多名村民，目前只剩下5个村民独居山村……

作家冯骥才在一次全国会议上更是指出，10年间我国自然村减少了90万个。他认为，古村承载着中国农耕文化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古村改造时应避免直接破坏。

但也有人指出，自然村消亡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脱离落后的生产和社会地位，对村民来说并不是坏事。

显然，对于村庄的消亡社会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观察，自然村消失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外力的消灭，例如撤村合并，建立大规模的居住点或者城市，自然村的宅基地被用作其他用途等。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农民不是自觉自愿离开，而是在行政与市场力量作用之下被迫离开家园。”卢晖临说，另一种是村庄自然地消失。“一些偏远的村庄，交通不便，公用设施比较缺乏。这种情况下，农民进城打工，十室九空的情况越来越多，有的村庄甚至渐渐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檀学文表示，自然村的消失显然应当是一个可以推测和观察到的事实。但是否消失得像冯骥才说的那样快，却很难说，他对已有数据仍存疑。

檀 学文提到，对于人们印象中的村庄，有必要区分自然村、村落和古村落三个概念来讨论。自然村是一个地域概念，由若干户居民聚居形成，或大或小，有时边界也是 模糊的。村落则是地域概念和社会学概念，包含历史、文化和社会联系等因素，理解为规模较大、有一定历史的或者由多个临近自然村组成的更为合适。

檀 学文认为人们担忧村落消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缘由：一方面，自然村落是长期形成的，具有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合理性，承载着历史、文化和社会关系，因此村落的 消亡也就伴随着社会剧烈转型、文化割裂甚至消亡的担忧；另一方面，基层的基本单位是村落，村落的变动就意味着社会基础的变动，因此是轻易动不得的。

卢晖临认为，自然村消失后，农民可能会失去退路。“在大城市生活的农民工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并不是市民，也没有过上城市人的生活，是一种伪城市化；在小县城定居的人是一种低质量的城市化。这种情况下，自然村快速消失会导致他们失去家乡低成本生活的选择”。

“在 社会变动时期，村庄有助于应对震荡，帮助社会实现平稳过渡。村庄的消失则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大后方。”卢晖临表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当危机来临，小农 经济和村社结构在重建秩序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社会得以长时间保持稳定的一个奥秘。大量的自然村消失，会降低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

檀学文则认为，不管怎么样，未来村落消失、村庄合并、城镇化进程都将共存于同一社会经济演变图景之下。

猴年回味正在消失的民俗

本社记者 汤瑜

猴年春节，市民在节日气氛里寻找浓浓的年味儿和淡淡的乡愁。年味儿，藏在大街小巷张牙舞爪的龙形灯饰里，藏在五彩缤纷的糖果包装纸里，也藏在寄托着深深祝 福的民间手工艺品里。然而，现如今，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艺术，不少正面临失传的危险，亟待唤起人们的传承和保护意识。

剪纸老艺人就像“活文物”

中国的剪纸艺术举世闻名。每逢新春佳节，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北方的人们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窗花，窗花作为最常见的剪纸，不仅烘托了节日的喜庆，而且为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

一张普通的红纸，随着剪刀的上下翻飞，纸屑纷纷落地，在剪纸艺人的手中出现了惟妙惟肖的飞禽走兽、花鸟虫鱼，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走的，小到蜜蜂、蟋蟀，大到山水人物，都能在剪纸上表现得栩栩如生。

济南市民俗艺术馆专业剪纸研究所副所长郭金平表示，剪纸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南北朝时期《木兰辞》中就有“对镜贴花黄”的诗句。

现在来看，剪纸一般是用来表达喜庆的内容。但在剪纸艺术发展的早期，剪纸主要用在丧事上。从唐朝之后，剪纸的内容和形式开始出现转变，喜庆的内容居多。尤其是从清代之后，剪纸几乎是以喜庆和各种文学艺术为主。

“窗花只是剪纸艺术中常见的一种，一般在春节时候贴在家里。”郭金平表示，以前，市民过年时装饰房屋都是用红纸剪窗花、福禄寿喜大红字和十二生肖图案等。

有人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当一种艺术不再成为生活的有机部分时，它自然要面临失传的危险。

河北省蔚县剪纸艺人高佃亮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剪纸是门老手艺，以前的手艺人都是用来养家糊口的，但现在靠剪纸连自己都很难养活。许多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挣钱，所以，传承剪纸艺术必须走产业化道路。”

高佃亮6岁时边读书边跟母亲学剪窗花，15岁已掌握剪纸的刻染技术。1982年，他高中毕业后从事专业的剪纸工艺。现在，他和弟弟高佃新共同创立了一家剪纸 厂，20多年来，他们培养出一大批剪纸新秀，先后刻制了2000多种作品，内容涉及戏曲脸谱、古装人物、佛像系列、民间风俗等，又相继创作剪纸挂历、剪纸 贺卡、剪纸画轴等新产品。“要将剪纸的适用性与观赏性相结合，扩大剪纸艺术的空间。”高佃亮说。

据他介绍，剪纸门类比较多，但并不都是剪出 来的，现在分为剪、刻、撕三大流派，都归为剪纸艺术。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剪和刻这两种，刻纸是近几年兴起的一项艺术，它是将纸张重叠固定在木板上，用刻刀一 点一点把图案刻出来。其效果与剪纸类似，外行人一般很难看出差异。由于剪纸一次只能剪四五张图，而刻纸可达二三十张，适合批量生产出售。

目前，蔚县一年一度的剪纸艺术节已经发展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蔚县的剪纸艺人多达三万以上，蔚县剪纸作品畅销海外，年产值达2.6亿元，几乎占蔚县GDP的4%。

2006年5月20日，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何保护和传承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郭金平所担心的。

现在，学校、居委会，只要有人说想学，郭金平就去免费展演。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传统手艺，他总是乐于免费赠送和传授剪纸技艺。

郭金平表示，对尊重民间艺术的学者和艺术家来说，剪纸老艺人们就像“活文物”似的，备受爱护，但是“人亡艺绝”的现实，始终无法逃避。虽然现在政府加大了保 护扶持力度，但剪纸的衰落还是比较明显。他希望相关部门能进一步加大对剪纸艺术的扶持力度，让剪纸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传承下去。

会演皮影戏的人越来越少

小时候，住在农村老家，每年元宵节，村里都要请皮影戏班唱上一晚，那不仅是老人们的精神美餐，也是孩子们的一件乐事。

记得，开唱前戏台下早已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听到锣鼓声响，人们都伸长脖子盯着前方，那妙趣横生的叙说独白，那诙谐幽默的逗趣调侃， 那抑扬悦耳的渔鼓伴奏，使人入耳润心，感到格外美妙。小孩们最爱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看到屏上飞跃腾打时，大家都睁大眼睛，聚起精神，几个回合下来，一方 终于抵挡不住，连续败退，忽听得一声惊堂木响，孩子们就钻到台子后面看个究竟，只见上面挂着许多油彩晃亮的皮影，男女主唱都侧立两旁，伴奏哼吟的师傅们坐 在后面，分工有序细致。

30年过去了，现在春节回乡很少能看到流动演出的皮影戏班了。

皮影戏，又称“灯影戏”或“影戏”，是 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时，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影人，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讲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 弦乐，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因各地所演的声腔不同而形成多种多样的皮影戏。据《中国皮影志》介绍，我国皮影戏共分河南、山西、陕西、唐山四大流派。老北京人 都叫它“驴皮影”。据史书记载，皮影戏始于战国，兴于汉朝，盛于宋代，元代时期传至西亚和欧洲，皮影戏从有文字记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2006年5月20日，皮影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乐平顺是皖南皮影戏的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安徽双乐皮影戏剧团团长。他说，自己能演1300个小时不重复，剧种从封神榜到隋唐演义、西游记等。

乐平顺19岁开始学习皮影，到现在已经36年，但作为皮影戏传承人，他却对皖南皮影戏的未来有些担心。“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愿意学习这个了。”他说。

在他看来，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意耗费时间学习皮影戏，这让皮影戏面临失传的危险，他呼吁各级文化部门给皮影戏大力支持。“我带传承人，不像以前不要钱的，带徒弟要给他点钱，他才愿意跟我后面。”乐平顺坦言。

“我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多教几个徒弟，不让凝聚了几代人智慧和汗水的刘氏皮影绝活失传。”73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家寨皮影戏第四代传人刘永周感慨。

刘永周是云南省腾冲县固东镇顺利村刘家寨人，11岁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表演皮影，至今已经60多年。传承至今，他制作的皮影人物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收藏。

刘永周父亲曾经制作的《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几十箱上千个现代皮影，在“文革”后期被烧毁，仅有几十个得以保存下来。

“如今，会演皮影戏的人越来越少，吹拉弹唱演全会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希望这种民俗文化能够有更多人关注和热爱，去传承和发扬，延续皮影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说。

600多年的糖人

逐渐淡出视野

每当看到晶莹剔透的糖人，总会对童年的回忆弥漫出一丝甜蜜。

吹糖人的祖师爷是刘伯温。据说朱元璋为了自己的皇位能一代代传下去，就造“功臣阁”火烧功臣。刘伯温侥幸逃脱，被一个挑糖儿担子的老人救下，两人调换服装，从此刘伯温隐姓埋名，天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

在卖糖的过程中，刘伯温创造性地把糖加热变软后制成各种糖人儿，孩子们争先购买。在路上，许多人向刘伯温请教吹糖人技术，刘伯温一一教会了他们。于是，这门手艺就一传十、十传百，传到现在据说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吹 糖人用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小木箱子，挂在车子后座上，糖人的竹签直接插在箱盖侧面的孔里。只见吹糖人拿起一小块棕色的麦芽糖，用一根细管插入糖块，边吹边 转着圈，同时双手或捏或拉或拽或扯，那糖块便像气球一般，渐渐地胀了起来。一会儿工夫，一只只活灵活现的猴子、公鸡、老虎便趴在他的手上，甚是神奇。

许 多手艺人都是既吹糖人又画糖人的。与吹糖人相比，画糖人要简单一些，用一把精致的小铜勺舀上少许糖稀，铜勺微微倾斜着糖稀就缓缓流出，紧接着手往上一提就 成了一条糖线，随着手腕上下左右翻飞，一个个小人物或动物或花朵就出现在大理石板上，待凉了定型，用糖稀在糖人身上点两个点，把竹签朝上一贴拿起来，再往 草把子上一插便成功了。

如今儿童的玩具多了，糖人不再是单纯哄孩子的东西，“糖人”挑子也渐渐被人遗忘。

记者获悉，在河北沧 州肃宁县西泊庄村有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糖人艺术展厅。2011年，村里50多个艺人自发组成了西泊庄村糖人艺术团，团员中年纪最大的71岁，最小的12 岁。该村吹糖人技艺已有100多年历史，村里50岁以上男人大都会一手。他们能吹出200余品种，还创造性地给糖人“吹”上了各种色彩，让作品栩栩如生。 西泊庄村糖人技艺还获评沧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西泊庄村党支部书记任树军介绍，前些年，糖人艺术是用来养家糊口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 手艺人在农忙时节参加生产劳动，冬春农闲时节走村串镇增加些家庭收入。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催生了大量高效益的行业，这种手艺不仅吃苦、难学、收入低，年 轻人大多不愿从事了。用村里老百姓的一句话来说，“吹一年糖人不如养两只狐狸”，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或者做其他副业去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化，吹糖人已不能成为谋生的手段，其艺人大都闲置了祖传手艺，年轻人不愿学习吹糖人技艺，糖人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一宝贵的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的危机。

此外，像昆曲、书法、篆刻、雕版印刷、泥塑、画脸谱、抖空竹、风筝制作技艺等众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传承和保护。

《黯淡的传统佳节》

本社记者 李晓健

西方洋节入侵，中国传统节日消退，是全球联通融合所致，还是商家推动使然，抑或是中国社会农耕文明的式微所造成？

在今天（2月14日）情人节到来的半个多月前，张皓就开始节衣缩食，筹集资金，以备“不时之需”。

“情人节不积极表示，女朋友还不把我踹了啊。”住在北京市西直门的张皓是一名“90后”，正在谈恋爱，时刻听从女朋友“逢节就过”的指示，因此对各种节日门儿清，“什么情人节、愚人节、感恩节，还有圣诞节……”

为什么都是“洋节”？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问。

一阵错愕后，张皓小声说：“中国的传统节日也要过吗？那得多花多少钱……”

“洋节”入侵

对中国传统节日选择性遗忘，其实并不怪张皓。

张皓介绍，自己的女朋友是一名基督教徒，但凡和基督有关的节日都要庆祝一番。

他从女友处听说，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主体都是由基督教文化联结而成的，其节日活动和命名，在形式上有很强的宗教性。

常年“科普”的结果，让张皓对西方节日的来历如数家珍。

有学者表示，基督教节日的流行，会成为基督教在青年人中传教的突破口。“西方节日入侵，还和商家的推波助澜脱不了干系。”

“冲破大风雪，我们坐在雪橇上，快奔驰到田野，我们欢笑又歌唱，马儿铃儿响丁当，令人精神多欢畅……”从香港过完圣诞节回北京，赵晓亮发现5岁的女儿已经学会了粤语版《铃儿响丁当》，一个月过去了，还总是会哼上几句。

用赵晓亮的话来说：“商家洗脑功力太‘魔性’了。”自己“一辈子”都没学会粤语，女儿两天就会唱粤语歌了。

去年圣诞节前，住在北京市东城区一家大型购物商场附近的赵晓亮，发现自家人被圣诞老人、圣诞礼物和圣诞歌曲“包围”了。还没到12月，商家的节庆标语和促销活动就已经早早开展了起来。妻子和女儿热衷于此，光是圣诞老人服装就买了三套，“必须要逃离圣诞节。”

12月20日，他带着女儿前往香港“避难”，父女俩商量着去迪斯尼看米老鼠，谁知迪斯尼乐园里也充斥着圣诞的欢乐氛围。

西方文化外向性强，注重群体间的沟通与交流。“洋节”更多的是表现出人们的互动性、众人参与性、狂欢性、热烈情绪。赵晓亮意识到，洋节已经入侵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传统”后退

“面灯温暖的火光，似乎照亮了我整个童年。”刚过不惑之年的赵晓亮，老家是山东农村。每次想起小时候奶奶给自己做面灯的事情，回忆里都透露出浓浓的孺慕之情。

在中国人的习俗里，每到元宵节，人们除了制作彩灯外，还会蒸面灯。这是元宵节最重要的节目，就像过年包饺子一样必不可少。

每到正月十五的下午，蒸面灯就成了奶奶的固定事务。用黄豆面做成面灯，上端是灯碗，灯身略细，底脚与灯碗一致，像小油灯形状的豆面灯象征着五谷丰登。

天刚一黑，面灯就派上了用场。奶奶用火柴杆儿缠上一点棉花，插在灯碗里做灯捻子，往碗里倒上一些豆油，点上火……“奶奶，这灯给我，给我……”在孩子们一阵紧似一阵的催促声中，面灯亮了起来。

“奶奶说灯光可以驱邪，也可以给家里人带来好运。”时至今日，赵晓亮还清楚地记得，奶奶一边点灯一边念叨的歌谣：照照眼，不害眼；照照头，不生疮；照照牙，嘴里没小虫；照照耳，到老都不聋。

奶奶念完歌谣，小家伙们便嘻嘻哈哈地忙活开来，照牙、照耳朵，照肚皮，有时候一不小心，还会把自己的头发烧着几根……快乐的孩子，都希望自己能让灯光照得“百毒不侵”且“鸿运当头”。

“如今，蒸面灯已经停留在记忆里。”赵晓亮说自己的孩子已经5岁，从来不知道面灯为何物。

随着奶奶的去世，蒸面灯的习俗在赵晓亮家渐渐落幕，已成记忆。但让他更为“恐慌”的是：有些传统节日也在消亡。

“你还知道农历十月初一是什么节日吗？”赵晓亮问。

“寒衣节。”他自答。

这一天标志着严冬的到来，家家户户都要祭奠亡人，把冥衣焚化给祖先。而父母也要为自己孩子亲人添置御寒衣物，妇女们在这一天将做好的棉衣拿出来，让儿女、丈夫换上。“据说，孟姜女千里寻夫到长城送上寒衣，也是农历十月初一这天。”

寒衣节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而很多古代节日已经难觅踪影。谁还能记得“正月初三田生日”“三月初三上巳节”，谁还能记得“八月初一天灸日”“腊月十六尾牙节”？

传统节日日渐凋零，其间蕴含的文化传承，也显得“青黄不接”。介子推居功不受赏之于寒食节，爱国诗人屈原、孝女曹娥的传说之于端午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乞巧节等，“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人们关注的内容。”赵晓亮感叹。

“农耕”式微

“中国传统节日是农业文明的缩影，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土壤中，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中国社会科学院邢东田研究员，长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对传统节日的消失关注颇多。

1月27日，他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介绍，我国传统节日的选择，是古人依据天候、物候和气候约定俗成的产物，都对应着特定的节气和农时。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就是农耕文化，传统节日多与农耕节气、农耕生产息息相关。

“国之大事在农”。在先秦时期，便已为人推崇。长期的农耕历练，让先人意识到，要生存、要收成，日月星辰的变化、寒暑雨雪的规律，都要记在心里。

邢东田说，从时序上看，中国传统节日宛如一条由自然节气生成而贯穿春夏秋冬的“文化链”。春节鞭炮彻夜响，元宵汤圆个个圆；清明时节雨纷纷，端午家家粽子甜；七夕鹊桥来相会，中秋游子把家还；重阳佳节敬老人，除夕全家人美满。

已故民俗学家钟敬文也曾表示，“传统岁时节日，是民族和历史创造的文化产品。他是古代信仰物化形态的一种遗存。”

岁时节令的变化能够直接决定农事活动，且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已根深蒂固。“瑞雪兆丰年”“一年之计在于春”“耕读传家”等俗语，都反映出中国传统节日与社会的根源。

而儒家文化的影响把中国人的关系凝聚在血缘基础上。像财神、拜年、年夜饭，爆竹、舞龙、舞狮等这些仪式性活动，蕴含了国人崇尚大团圆、以“家”为中心的儒家民族文化心理。而如年糕、饺子、粽子等春节的饮食词汇，则体现了在农业文明中“民以食为天的”文化传统。

综观中国的传统节日，主要是农耕文明留下来的，以“驱邪”、农事、团圆为主题，以亲情为主，对于注重亲情的中老年人来说很有吸引力。而如今，崇尚高效快捷、浪漫惊喜的年轻人似乎更热衷“洋节”。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张秀君曾撰文称，传统节日文化应时而生，根植于农耕文明中。“在农耕文明被边缘化的同时，传统节日也日趋淡化，这是不可避免的。”

她建议，传统节日要适应现实社会，既需要培养文化自觉、加强宣传、注重传统节日文化的现实意义，又要搭建传统与现代的桥梁，注入时代元素，以一种与时俱进的方式世代传承与发展。

与注重理论的张秀君不同，张皓是个地道的实践主义者，“中国传统节日过与不过，别停留在口头上。”他招呼了声女朋友，很爷儿们地说，“走，今年跟哥回家过年！”

《留住老地名，留住我们的文化记忆》

本社记者 周頔

老地名的消失，绝非是从城市行政区划图上轻巧删除那么简单，随之而去的还有它所承载的地名文化、历史和故事。

2月1日正式施行的《大连市地名管理若干规定》，在审议期间就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其中最让人称道的当属“改地名需要当地居民或村民同意，不同意更名的不予更名”的规定。

随着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的不断深入，保护地名与地名文化的问题又再次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中来。

地名在发展中变迁消失

谈到北京消失的地名，也许很少有人能比刘宗永更清楚了。

作为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室的主任科员，他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北京历史变迁的细枝末节，并汇总成地方志的一部分，地名变迁就是他重点关注的领域。

刘 宗永告诉记者，北京的地名变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理据的，即有新事物或事件作为命名或改名的依据。另一类是无理据的，即因民俗、语言等原因而引起地名 的错误的变化、讹化。这两类地名的变化均与北京的山川地形、民族接触、移民现象、世俗文化、宗教观念、思想观念等有关。

“除了新地取名以外，旧有地名的雅化是北京地名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刘宗永说，“具体而言，更多的是把俗名或无分雅俗名改为雅名。”

刘宗永有一个工作本，上面满满地记载了老北京一些地名的前后变化。

他 谈到，北京很多现有的地名都是经过雅化而来的。原有的地名有忌讳字，比如棺材胡同和臭水街等，通过雅化进行谐音去除，改为了现在的光彩胡同、秀水街。一些 俗白字的地名，如母猪胡同、猪市口等，改为较为文雅的梅竹胡同、珠市口。把有不敬义字的哑巴胡同、张秃子胡同、王寡妇斜街等，改为雅宝胡同、长图治胡同、 王广福斜街。今天北京著名的文化景点锣鼓巷原来就是含有讥讽意义的罗锅巷。

然而，除了一些雅化更改，还有一些极有文化意义的地名随着历史的发展没有被有效保护起来。谈及此，刘宗永看着书架上崇文区与宣武区的地方志资料，沉默了许久。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岳升阳认为，在北京旧城改造中，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仅次于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的保护。

“在一些大面积改造的街区，当地面的老房屋被拆除之后，能够承载当地历史文化的载体只剩下地名，如果地名全部消失，将再也找不到承载历史的原有地标。这不仅仅是北京旧城改造面临的问题，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岳升阳说。

地名保护现状堪忧

1月25日，山东省政协委员陈华新在讨论2015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新城镇化过程中，地名保护已经迫在眉睫。

陈华新说：“济南截至目前共注销地名218个，占新中国成立前地名总数的35%。这些老地名的消失，绝非是从城市行政区划图上轻巧删除那么简单，随之而去的还有它所承载的地名文化、历史和地名故事。”

据 2014年全国地名普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1986年以来，我国约6万个乡镇、40多万个建制村名称消失。至于消失的街道名称更是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 计，在北京，1980-2003年间胡同地名消失了40%；在广州，1991-2000年间老地名消失了1031个；在南京，最近15年来约200个老地 名消失。

2009年全国两会上，北京市人大代表唐荻等9名代表联名提出“美化北京地名”的建议，建议规划部门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规划、确定北京的地名，包含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俗专家等共同商议。

然而不久，就有不少北京史学专家指出：违反当地人文特征的地名理应修改，但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叫得响的、当地群众认可的地名，是“北京城市的记忆”，不能抹杀，城市记忆应当保留。

不知从何时起，改地名俨然成了一种轻率举动。有些改地名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更多的改地名，却十分牵强附会。2010年5月，江苏省宿迁市骆马湖被悄悄改为“马上湖”，原因是当地旅游部门认为骆马湖谐音“落马湖”，会引起来访官员不快。

2015年5月28日，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表示，要抓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按照中央提出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求，进一步做好“乡愁”这篇地名文化建设文章，深入开展“大洋古怪重”等地名乱象整治。

有 学者指出，在1986年1月23日《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颁布之前，乱改地名现象处于失控状态。然而“有法可依”之后，这一态势始终没有改变。虽然《国务 院地名管理条例》中规定：地名管理应当从我国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必须命名和更名时，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原则和审批权限报经批 准。然而，由于关键的“民意把关”无以发挥作用，权力“任性”依然是地名乱象的根源。

地名立法，强化地名文化建设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认为，地名文化是我们国家文化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不仅有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而且还涉及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国家安全价值，需要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和促进地名文化的发展。

薛 刚凌认为，应该通过立法来明确“地名权”的内涵与外延，弄清“地名权”的性质和权属；需要明确地名文化保护的范围，以确定哪些地名要给予突出保护，需要国 家物力财力的更多支持；需要清晰地名保护的主体，除了政府的必要行政干预，还要通过立法建立相关机制来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支持地名文化的抢救和保护；要明确 地名文化保护的手段、刚性手段与柔性手段两手抓；需要明确管理程序，对文化价值高，最需要保护的地名要采取更为多样手段严格保护；对方便百姓的地名使用， 要允许地方自主创新管理，地名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需要一个开放性的程序保障；还需要明确法律责任问题，对于所有破坏地名文化建设、违反法律规定的建立追 责、恢复、处罚的法律机制。

薛刚凌建议，地名文化立法可由三个层次构成：首先是制定基础性的《地名法》，对地名普查、地名服务、地名管理和 地名文化保护进行全面规定。其次是制定“地名文化保护条例”或“地名文化建设条例”，解决上述各种问题。再次是制定相关的分类标准、鉴定程序和各类具体保 护措施等。

值得庆幸的是，在地方立法层面，多地已经开始施行或试行地名管理办法，将地名文化保护纳入其中，学界也开始呼吁国家在地名领域进行立法。

1月13日，成都市出台了“史上最严”的地名“总规”，将中心城区划分为16个地名区块，其中道路、公共空间、建筑物等命名都要遵循具体规则，传承历史味儿，拒绝“洋名”和“怪名”。

“随着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逐步深入，挖掘抢救消失的地名，以及地名文化立法保护相信会更加具有成效，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地名文化保护中来，留住老地名，留住我们的文化记忆。”刘宗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