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星》报到“长征副刊”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简陋的报社。从主编到印刷工,总共四五个人,两副扁担挑着4只铁皮箱子,铁皮箱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
这可能是世界上搬家次数最多的报社。战火纷飞,漫漫征途,一边行军一边办报,每天一般要走80里。
《红星》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长征中的喉舌。90多年过去,它依然“活”在人们的目光里。每当看到它,人们总忍不住驻足细读,静静体味,甚至想嗅嗅当年的油墨味道。
一
北京的这个秋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0多份《红星》报镶嵌在不同主题版块,就像一页页长征日历。它们依然在说话,讲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历史。
《红星》报是《解放军报》的源头。《红星》报的样子,描绘出一张军队报纸最初的面孔。
《红星》报的版幅大小不一,稿件大多二三百字,短的只有一句话。这自然是战争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红星》报工作人员赵发生回忆说:“负责编辑的同志,一边走一边还构思稿件,逢到休息的时间,就赶紧动笔写稿。宿营时,我们行装一放,顾不得喝水和洗脚,就马上打开箱子刻钢板。负责印刷的同志先睡觉,等我们刻好以后,再叫醒他们印刷。”
“有一次正在印报,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我们险些丧命。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艰难环境,也不管怎样困和累,我们一直坚持10天左右出版一期。记得只有一次,因为一位挑箱的运输员同志患病掉队了,报纸停办了20多天。后来五军团的同志拾到了这副铁皮箱子,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又继续按期出刊……”
短,不意味着空。短,不意味着浅。
1935年再占遵义之后,《红星》报登过一篇不到200字的文章,题目叫《王家烈叫救命》。文章写敌军溃败,没有用“狼狈”“不堪”,而是写王家烈“险被我(红军)活捉,幸亏脚快逃跑,连鸦片烟枪和大衣都抛掉了”;描述战果,没有用“辉煌”“重大”,只将被消灭驱散的敌人6个团、1个特务营的番号一一列出;最见功力的是结尾,作者直接引用王家烈给蒋介石打的求救电话:“子弹用光了,伙食都没有了……否则士兵没有饭吃就要造反了。”讥讽之意,跃然纸上。
还有一篇写强渡乌江的稿件——《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文章写第一个登岸的连长,连同他身边的4名战士,5个人的名字一个不落;写激战,“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最后以五个连续炸弹,完全击溃敌人”;写架桥的英雄,“不顾河水的冰冷,脱衣过水,往返数次”。
朴素的文字,往往蕴含着意想不到的力量。率部强渡乌江的杨成武,多年后还能记起这篇报道:“文字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他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
二
《红星》报版面有限,也有自己的副刊栏目。
当初,《红星》报在瑞金创刊时,有一篇《见面话》,给这张报打了一连串比方: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一位政治工作的指导员,一个常开的讨论会。末了,口气忽然松下来——它还是一个俱乐部。
一张属于军队的报纸,在命令、战报、社论之外,给自己留了一块轻松的版块。像“俱乐部”这样的栏目,没有挂“副刊”的牌子,但内容就是今天我们常见的报纸副刊内容。歌曲、漫画、谜语、小题目……这些内容,让一张染着硝烟的报纸,仿佛有了人的体温。
歌是其中最响的。1935年夏,红军第一次在川西北高原遇上马家军的骑兵,吃亏不小。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分头到各个部队,向官兵详细讲解同骑兵作战的战术要领,可队伍里许多人不识字,条文转头就忘。于是,陆定一把要领编成歌词,由李伯钊配上江西苏区的老调,一首《打骑兵歌》登在《红星》报上:“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
战术条文不容易背记,歌曲一教就会。后来再遇上骑兵,战士们不再慌,一排子枪压过去,敌军人仰马翻。
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了长征途中唯一一份号外,主题是严肃组织纪律———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买东西要给钱等。除了严肃的组织纪律要求外,《红星》报还发过一首《赔锅》歌:“我们红军不小心,打破你家一口锅。留下五个袁世凯(银元),赔你一口好铁锅。”
报纸也有生命。今天,翻开那些泛黄的油印纸,眼前仿佛还能闪现,一群人围在篝火旁,听一个人情真意切地朗读报纸上的内容。篝火边的人很多不识字,但报纸上的内容,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
三
《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因长征而生。
最近,“长征副刊”编辑部收到军旅诗人石祥的稿件《军号声声》。稿子是手写的,运笔有些发颤,但一笔一画写得很认真。
诗人与“长征副刊”的缘分,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
1975年11月9日,在隆重纪念党中央率领红军抵达陕北40周年的氛围里,《解放军报》当天第3版右上角刊发了一篇短文——《致读者》,宣告《解放军报》的文化副刊正式定名为“长征副刊”。
就在《致读者》旁边,刊登着石祥的诗《登娄山关(外一首)》。那时他正当壮年,而今已是一位白发老人。
岁月流转间,“长征副刊”也从第1期、第2期……到今天,即2026年10月21日,已出版第6784期。
每一期“长征副刊”,“长征”二字都镌刻在版面上。1983年3月27日,“长征副刊”第488期,发表微型小说《丰碑》。作品写一支红军队伍翻越“云中山”,一位军需处长把棉衣都发给了战士,自己最后冻成了一尊“雕像”。作品发表后广为流传,后进入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直到今天,《丰碑》还不断被改编为舞台剧、微电影、短视频。
一篇不到1000字的小说,为什么能有这样深入持久的影响?当年编发这篇稿件的曾凡华同志告诉我,主要是精神境界和文学品质完美融合。什么是长征精神?小说一个字没有说,但谈起长征精神,现在很多人都能想起那位军需处长。
精神从不是“说”出来的,是文章自己“长”出来的。这种风格,让人不禁想起《红星》报上,“王家烈叫救命”,还有“几乎没有形容词”的文章。
一期接一期,绘就一张报纸的年轮。记得“长征副刊”第3000期时,参与创刊的元辉同志回忆:“大家一致同意用‘长征’这个刊名。潜台词里,就有继承和发扬长征光荣传统的意思——不管遇到多少艰难曲折,都要坚定革命信念。”他接着感慨:“令人欣慰的是,它的发展从未离开创刊时编者的初衷:让长征所宣示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观念在副刊上唱主角。”
现在,离第3000期又过去了16年。这期间,很多东西变得很快,也有些东西从未改变。今天,报纸更多转移到手机屏幕里,副刊版面也不只是文字图片,但读者对于好作品的期待没有变,优秀作品总能赢得读者青睐。
去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长征副刊”推出的系列文章,几乎每一篇在网上的阅读量都超过了100万。可以想见,对于好的作品,屏幕那端的人,依然会产生共鸣,就像当年那些围着篝火读报听报的红军战士一样。
好作品的味道,是可以闻得出来的。“长征副刊”编辑部曾出版过一部优秀作品集《硝烟芬芳》。商量书名时,大家都有些焦灼,觉得很难用几个字装下那么多门类的文艺作品、那么广阔的军旅生活。纠结之际,“硝烟芬芳”4个字冒出来,众人一致击节叫好。文章染上硝烟,自然透着军旅文学特有的芬芳。倾情军旅的人,对这种芬芳,有着天然的嗅觉力。
山一程,水一程,马蹄声碎又一程。“长征副刊”,有幸因长征而得名,也必将笃定走在一条不断延伸的路上。
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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