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尼日利亚的中国志愿者

　　刘洁，黑龙江人，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VSO）派遣出国的第一批中国籍志愿者，2011-2012年在尼日利亚北部卡杜纳市一家当地公益机构SHED（Support Health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志愿服务一年。

　　以下是她在尼日利亚的志愿服务故事。

　　2010年无意中看到VSO开始从中国招募海外志愿者，还记得当时的心跳突然快了几拍。当时我在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工作，一直以来，希望自己能为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多做些什么。

　　简历筛选、电话面试、受邀参加VSO评估日……整个过程不可思议地顺利。之后等待岗位匹配倒是有些漫长，到了2011年初，终于准备开始为期一年的非洲之行了。其间VSO帮助我进行了一系列出国前的准备，如注射疫苗、往返机票、国际紧急医疗保险， 使我在出发前的经济压力减小了很多。 也许是兴奋过了头，也许是出发前要准备的事情太多，经过浑浑噩噩的一个月，等反应过来，已经是3月7日，人已经到了尼日利亚的机场了。

　　我前往的卡杜纳市位于尼日利亚北部，以伊斯兰文化为主。我工作的SHED 是一家当地NGO，主要支持受艾滋病影响的女性和儿童。作为机构中唯一的中国籍志愿者，我在那里体验着每天都不一样的精彩。

卡杜纳市的“摩托车女皇”

　　在SHED，支持艾滋病项目是我的主要工作。在这个风景壮美的国度，艾滋病已经成为横亘不去的阴影。尼日利亚有高达70万青少年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缺乏基本的预防知识是艾滋病泛滥的重要原因。

　　我们项目的设计是从所服务的三个主要社区各选取10名志愿者，提供艾滋病防治培训，然后由这些志愿者主导，在社区中开展相关的艾滋病防治服务工 作，同时志愿者也可以将社区的最紧急需求及时反馈给我们。卡杜纳以穆斯林社区为主，女性大多都留在家中，很少有机会走出门来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所以在选 择志愿者时，我们特别鼓励女性志愿者的参与，基本保证了每个社区都有三到四名女性志愿者骨干。这样，在志愿者走访的过程中，就可以将艾滋病防治知识带给很 少有机会走出家门的女孩和年轻母亲。

　　通过这个项目，我们组织了8期培训，一共培训了24名志愿者，同时支持这些志愿者定期在社区开展不同主题的活动。这些志愿者对各自所在地区的行 政官（当地实行土皇制）进行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倡导，并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支持，分别开展了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安全套派发、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反歧视等活动。同时在三个社区进行了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摸查，对所有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儿童进行登记注册。经过三个月，我们共走访了1200余名儿童，并从中选 出了500名特困儿童，资助其继续读书。

　　说来有趣，在开展项目的过程中，我还干了两件在当地不常见的事情，得到了一个我最引以为豪的称号——“摩托车女皇”。

　　我所在的小城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所有的出行全部要靠摩的。考虑到安全，我请当地朋友帮忙买台二手自行车。很是奇怪，当地到处都是摩托车，但很少有自行车，而且价钱奇高。折腾了一周，终于花了约500元人民币买到了一台二手女车，还是国产的，凤凰牌！就这样，我开始了骑车上下班的生活。短短的几天里，城里的大部分人就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是唯一在这里骑自行车的“老外”，还是女人（这个小城以穆斯林为主，女性是不允许在外抛头露面的）。

　　下班还好，下坡，而且夕阳西下，不是很热，沿路还能惬意地买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但每天的上班路是个大挑战，不仅是上坡，而且要顶着太阳骑50分钟。我的体力实在是没法挑战每天40度以上的高温，不得已，仅仅实施了两周的自行车计划就放弃了。

　　为了方便出行，我开始考虑摩托车计划，但这个计划被所有当地朋友否决了，当地就没有一个女性骑过摩托车。那就从我开始吧！办公室的老板是一个严 格的穆斯林女性，同时出于安全的考虑，她坚决不同意我这个想法。经过多次商量，她终于同意由她弟弟帮忙买一辆二手摩托车。就这样，我们开始在小城里所有的摩托车店寻寻觅觅。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台约人民币2500元的女士小摩托。很快我又成为了当地唯一一个骑摩托车的女性。每天骑车在路上，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当地人，都主动和我打招呼，也有远远就大声叫嚷“女人，快闪开”的摩的司机。

　　SHED在当地几个贫困社区都开展工作。之前去社区，都是办公室找车送我们过去，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很高。在熟悉当地的交通后，我开始尝试着自己 骑摩托车去社区。当地仅有几条街有路牌，而我所服务的社区完全没有任何标识，于是就拿着当地朋友帮忙手绘的地图，一个人骑了一个小时的摩托车，自己找到了一个极其偏远的小学。当我满头尘土出现在项目团队和那些受项目支持的小朋友面前时，他们送给了我一个外号，“the queen of bike”！

难民营的Big Smile

　　2011年4月总统大选之后，尼日利亚北部地区遭受了一次暴乱，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社区都受到暴徒的洗劫。随后，卡杜纳市建起了难民营，安 置无家可归的难民。在暴乱后第一个月，小小的难民营竟容纳了3000余人。第一次和同事们走访难民营之前，我想象着会看到怎样的惨状。可真正到达之后，看 到最多的竟然是笑脸，树荫下嬉戏的孩子们的笑脸，忙着为营地生火做饭女人的笑脸，抬水男人的笑脸，清扫营地志愿者们的笑脸……

　　我和办公室的同事们，带着孩子们做起游戏，都是最简单的游戏，老鹰抓小鸡、跳绳、跳格子……那个下午，我一直无法相信，自己是在难民营，是和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大部分亲人、失去了家的孩子们在一起。而之后的每次拜访，也都能随时看到孩子们的大大的笑脸。

　　我所在的办公室和当地红十字会一起培训了一批难民营中的志愿者，指导他们在营地开展流行病预防的宣传，以及组织每天下午的游戏时间。在随后一个支持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入学的项目中，我和当地的志愿者一起走访了大部分贫困社区，特别是走访了极度贫困的家庭。看着空荡荡的屋子，衣着破烂的孩子们，我的 心开始沉重起来，可当和孩子聊天时，他们时不时的笑声，让你觉得生活还是美好的。

四处筹钱回国办图片展

　　在这个安静的小城生活久了，慢慢就把这里的几十个中国人都认识了。闲聊中，大家提到想为当地做些事情，但又不知如何做。突然间，我冒出了回国办 图片展的想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尼日利亚，让更多的人看到孩子们的笑脸——不知不觉，一张张的笑脸已经成为尼日利亚刻在我心中的印记。

　　计划在慢慢完善着：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我们将与北京的几家NGO一同举办“中尼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图片展”。同时我还想把SHED的负责人Aisha邀请到国内，进行中尼两国NGO发展的交流。

　　想法定下来了，那就开始筹钱实施活动吧。很快，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北京办公室承诺承担举办图片展的费用。可紧接着近3000美元、两人往返北京 ——尼日利亚的机票款成了最大的难题。不论是Aisha、还是我都没有能力来承担这笔支出，于是我开始到处“骚扰”认识的朋友来帮忙。最先，我找到了中国 驻尼使馆。他们已经没有今年的活动预算了，但使馆人员建议我联系在尼中资企业，还給了我一份名单。于是我就一家家单位去跑。为了省交通费，大部分时候我是 在40度的高温下一家家步行过去的。多数企业都不理解我的做法，也不打算支持。有些机构虽然理解，但没有预算来支持。这个过程很无奈，希望总是不停地出 现，又突然地破灭。就在我已经打算放弃的时候，走访的最后一家企业很痛快地答应了支持我们两个人往返机票！一个看似不现实的想法就要实现了！

　　北京的合作伙伴已经把场地、图片整理等工作落实，就等着我和Aisha一起回去印刷图片了。就在这紧要关头，Aisha的签证又出了问题。为了 争取她能在12月1日前到北京，我又一次次前往中国使馆，向使馆官员介绍我们在社区的工作、介绍我们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图片展。几次反复，终于，Aisha 的签证顺利拿到了。

　　2011年12月9日，图片展如期举行，有60多人来参观。接下来的几天，我陪着Aisha访问了北京在艾滋病领域的NGO。Aisha学到了 一些新的管理方法，同时也分享了尼日利亚的在政策倡导方面的经验。虽然寒冷的北京冬天让她无法适应，但她后来和我讲“中国人和尼日利亚的天气一样热！”

　　通过图片展，我们一共为那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筹得1600美金。我们也得到媒体的关注，有多家平面媒体报到了这次活动，CCTV海外部也做了 一次专访来介绍VSO志愿者的生活（视频）。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尼日利亚驻华使馆的支持，大使不仅給我们的活动捐了款，还承诺以后将支持相关的活动。

　　转眼就到了2012年4月，短短一年的志愿服务结束了。回到本应熟悉的北京，却时时都有陌生感。有时想起在非洲的生活，会有那么几秒钟不能呼吸。我想我还要回到非洲。

        【编辑：张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