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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逝世前后的日子

2019年01月08日 06:56:2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访问量：665次作者:顾保孜

1974年5月30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握手。这是两位伟人的最后一张合影

周恩来燃尽了生命之光，他与叶剑英最后一次谈话

1975年12月，周恩来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医疗组的专家们感到周恩来的病情已到了最后阶段。大家都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毕竟伴随生病的周恩来两年多时间，心里也一点点地增强了承受力。

12月7日深夜，周恩来突然昏迷过去，一时呼唤不醒。值班医生立刻把所有专家、医护人员及警卫等都叫到病室，专家检查发现是他的气管里有黏稠痰堵住了呼吸道，阻碍呼吸，新鲜空气进不去，导致大脑缺氧而昏迷，经用吸引器吸出黏稠痰，并给予大量加压吸氧，周恩来很快就醒了过来。

周恩来昏迷后，值班同志马上电话将情况通报了中央，在京的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匆忙赶到医院来。他们到达时，周恩来已经苏醒过来了。

周恩来睁开了眼睛，看见身边围着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脸上露出了笑意。他颤巍着伸出手，和大家一一握手。张春桥最后一个和周恩来握手。他和周恩来握手后刚转身，周恩来好像想起了什么，就叫着他的名字，想让他过来。但周恩来身体太虚弱，说话声音太小。张春桥站在不远处没有反应，显然他没有听见。周恩来有点着急了，又连叫了两声，这次身边的人听见了，告诉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周恩来跟前，俯身听他说话。

“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邓小平同志。”张春桥一边重复周恩来的话，一边表态：“总理，你放心！”

周恩来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神志竟然如此清楚，他知道1974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后，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逐渐扩大到全国，高层人士都十分清楚这是一场因邓小平整顿而起的政治运动，也表明邓小平再次被推到了政治“悬崖”边……

此时的周恩来对张春桥说这番话，意味深长。

领导同志陆续离开后，过去一直为周恩来理发的北京饭店理发师朱殿华，再次托人捎信请求给周恩来理发。这是他第三次托人捎信来。

周恩来知道后，告诉工作人员说：“朱师傅给我理发20多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谢谢他了。”

周恩来已经病成这样了，可他心里依然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大家这心都揪成了一团，真想找地方去大哭一场。

这一次抢救过来后，生命之神只是多给了周恩来一些时日。从12月中旬起，他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接着又不能排便了，医生便在他的腹部安装了肠瘘。因为多次开刀，腹部溃疡，脓、血、腹水等体液大量渗漏。他浑身插满了管子，红的是血，黄的是脓，无色的是腹水，一些管子将体液排出体外，一些管子则将鲜血、生理盐水、氧气、流质食物等补充进体内，以至连翻身都受到了限制……仅是这场面已经让人惨不忍睹了，如果再想想此时周恩来忍受着肝胆俱裂的病痛，更是无法言表与描述。医生们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不得不使用安眠药和止痛针。可是人体是有抗药性的，没多久，止痛针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有时剧痛袭来，周恩来就开始浑身颤抖，脸色由灰黄变为灰暗又转为暗红，豆大的汗珠子顺着面颊颈脖直往下淌……这个时候，周恩来总是拼命地屏息着呼吸，目光死死盯着天花板，用超人的毅力，一动不动，咬牙挺着……有一次他正在睡觉，一下被病痛惊醒了，他忙问身边的护士：“我喊了没有?”

护士回答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叫，没关系的。”

可他却摇摇头，坚持忍着不喊不叫。

唯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了剜心般的疼痛，将张佐良大夫叫到身边，痛苦地说：“张大夫，我实在忍不住疼了，想哼哼，行不行？”

张佐良赶紧说：“总理，总理，你疼就喊……没关系……怎么样疼得好一些，就怎么样！总理，你别……别再拘束……自己了。”

说到这里，张佐良的泪水已经溢出眼眶，要不是眼镜镜框挡着，早就顺着鼻梁滑落了下来。他说完这句话赶紧离开周恩来的病床，他不希望周恩来看见他的眼泪，如果连医生都会在病人面前掉眼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药可治，回天无术了。这种绝望的情绪说什么也不能传达给病人，更不说是他们敬爱的周总理了。

也是这一刻，张佐良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周恩来自从卧床不起后，就不肯让别人分担他的痛苦，甚至拒绝常年给他理发的朱师傅来给他理发刮胡子。也许他就是想保留住他在人们心中的“完美”形象。

现在的人们可能会对这种“珍惜自己形象犹如珍惜生命”的行为不理解，也可能会说成是人性的“精神洁癖”。但回顾周恩来走过的足迹，发现他的确是一个“认定目标一辈子不回头”的人。“追求完美，讲究极致”的倔强性格也是西方人多年研究“AB”血型公认的性格特点之一。追寻周恩来的历史足迹，不难发现他命运中的确有完美的理想主义色彩，也许“追求完美”就是性格使然，只是他的“完美”用在了对待革命事业上，“理想”定位在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上。

大凡一个人忍受痛苦到了极点，就会产生一种严肃的力量，使人震惊，使人敬仰！周恩来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留下的仍是宁静的气息和安祥的面容。

周恩来生命最后时刻，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他十分牵挂，只要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就到医院看望，哪怕一句话不说，静静地陪着一会也好。

叶剑英是一位从周恩来发现癌细胞开始，就全心都扑在周恩来治疗上的元帅。他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有时间就主动与主治医生联系，了解治疗情况。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想一切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最大努力和责任!”

他不仅打电话，而且隔几天就要来医院一趟，看看周恩来，约医疗组的专家们和工作人员座谈，听取汇报，并对医疗和保健工作提出他自己的意见，作出明确指示。

叶剑英每次来都不会空手，家里有好吃的他一定会记得给周恩来带一些分享。周恩来不能进食了，他就带给医护人员吃。有一次他钓到一条30多斤重的大草鱼，马上派人送到了医院给周恩来吃。结果这条鱼又是红烧又是清蒸又是炖汤也没有吃完。周恩来就把鱼分送给医疗组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吃。

大家吃了鱼，就打电话感谢叶剑英。叶剑英一听，钓鱼的积极性更高，过了几天，又专门派人送来了鱼，说这一次是专门慰问工作人员的。大家一看，这条鱼比上次也小不了多少，于是就把鱼肚子挑出来送给最喜欢吃鱼的周恩来。

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定来请示汇报。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慢慢地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谈话减到了两小时。再后来，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最后只有数语，一声招呼了……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一句话不说，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种无声胜有声的心灵慰藉，那个相知无语的苦情晚景，那份依依不舍的战友深情，谁见了都忍受不住要落泪!

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至今都记得他们1975年底的最后一次谈话情景。

叶剑英进来先握了握周恩来的手，因为周恩来早已卧床不起，他只能微微一笑表示他高兴的心情。叶剑英欲言又止，但看看身边有医护人员，就叫大家暂时先出去，并说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但医生护士也不能远离，便在屏风外监视着周恩来的心电示波仪。里面的话片语只言地飘了出来，大家也知道叶剑英来一定是在汇报有关中央的重大问题，而这时邓小平被迫中断整顿之后，很多矛盾交集在一起，都对邓小平十分不利，叶剑英心里着急，才来和周恩来商讨对策。

周恩来病危之际，最放心不下的是中央领导权问题。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权落到‘他们’手里。”

这个“他们”指谁？叶剑英心里肯定清楚。

叶剑英谈完话出来，把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叫到跟前，神情很严肃地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守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说，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因为叶剑英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张树迎便和高振普轮流值班守候，保证每时每刻他俩都有一个守在周恩来身边，而且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生命最后几天，他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到呼吸停止默默地离去，张树迎他们手里那张纸上也没有留下一点墨迹。

周恩来逝世后，张树迎和高振普将白纸交给叶剑英，觉得自己给叶剑英交了一张白卷，很对不住叶剑英的重托。

叶剑英望着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说一声：“唉，他一生顾全大局……啊！”

来医院最多的除了叶剑英外，就是邓小平了。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周恩来住院1年零7个月，邓小平来医院63次，如果减去每次大手术后的10天时间不便探视外，平均每六七天就来医院一次。

一方面邓小平因为职务需要，他要经常来医院与周恩来谈工作，另一方面他与周恩来的感情很深，只要听到周恩来情况不好的消息，就会放下手里工作，赶到医院看望。

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纪登奎等领导，也算得上医院的常客了。李先念就先后到过医院52次。周恩来临终时，他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领导人。

聂荣臻、徐向前、王震等也冲破阻碍，几次去医院看望。

邓小平坚定地说：“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12月20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

张春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也负责对台工作。加之那天是他值班。秘书就将周恩来要见罗青长的要求报告给了张春桥。张春桥一听周恩来要见罗青长，不由分说一口拒绝，理由是周恩来已经病危，不能再见任何人了，更不要说谈工作了。

秘书放下电话，想了想，还是想帮助周恩来完成这个心愿，于是赶紧找邓小平“救驾”。

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当即在电话里就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有了邓小平的指示，秘书赶紧安排会见事宜。

尽管罗青长也十分意外这次召见，但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这说明周恩来总理病情好转了，不然怎么能找人谈话呢？但罗青长赶到医院，才知道他一路的期盼与高兴只是一个美好愿望。

当他走进病房，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周恩来那张被大家所熟悉的俊朗面容，已被病魔折磨得完全变了形，他原先标准线条的身躯像缩了水一样，在被单下显得很瘦很单薄。罗青长努力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情绪，在病床前坐了下来，刚问了一声“总理好”，周恩来就歉意地对他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没等罗青长反应过来，周恩来又陷于昏迷状态。

医生护士们都涌到跟前观察情况并开始抢救。罗青长只好退出病房，在旁边的小客厅等候周恩来清醒过来。这时罗青长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难道总理真的到了生命最后时刻？一想到周恩来这个时候还在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他的心像被刀割一般的疼痛。

罗青长一直等到中午，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罗青长汇报时，周恩来不断询问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的情况，罗青长一一做了回答。他们这样的交谈不过才15分钟，周恩来再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才打起精神，对罗青长说：“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罗青长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就慢慢地闭上眼睛，再次陷入了昏迷。

毛泽东发表了两首词，周恩来听后发出了轻微的笑声

周恩来不管身体什么情况，每天都必须了解国内外情况，以前是自己看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参考资料等文件材料，后来无法坐起来，就按照文件密级和报刊分类分别由秘书、卫士、医生或者是护士念给他听。

12月份以后，周恩来进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给他念报纸的赵炜开始有顾虑了，她知道周恩来对未来的政治形势很关心，也十分担心邓小平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每天听报纸，一定是想从报纸中找到所需求的信息。而当时报纸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铺天盖地，公开批评邓小平的搞整顿就是搞翻案，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是背后支持者，如果这时什么都念给周恩来听，对他的精神一定会有负面影响。

于是赵炜将这个担忧告诉了邓颖超。

邓颖超也觉得赵炜的担忧有道理，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赵炜叫到一起商量。大家都觉得在周恩来生命垂危时刻，尽量不告诉他任何不好的消息。邓颖超听了大家的意见，果断地做出一个决定：“为了不给总理增加负担，新近的报纸就不要给他读了。”

可是，不给周恩来读报纸也不行啊。要想个办法，既让周恩来听到报纸的内容，又不让他受到刺激。

邓颖超想了想说：“那就念旧的吧！”

大家想想也只有这个“善意的谎言”可以“骗”过精明的周恩来。

就这样，几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时间最长，对周恩来感情最深的工作人员，为让周恩来走得安心，他们不得不造了一回“假”——把以前的报纸改了日期再读给他听，一直坚持到周恩来去世。

但也有一天的报纸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1976年元旦。

元旦一早，已进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地听到了电台的广播声，他知道是元旦社论，发表了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他赶紧让赵炜将当天的《人民日报》找来读给他听。

这一回，赵炜不敢再拿假报纸读了，而是给周恩来念了当天的社论。当周恩来听到毛泽东诗词中“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嘴角抽了抽，绽出几丝笑纹。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把报纸放在他的枕边。

重病中的周恩来显然十分欣赏这两首词，多次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当听到工作人员将词中的字音念错时，他马上给予纠正，听到有趣之处，他还会轻微地笑笑，偶尔还议论几句。

李先念第一个提出反对：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总理来开刀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即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以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但这个手术对于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只是暂时缓解了一些痛苦。

最后一次手术后，周恩来显得心神不定，老是不愿意接受医生的治疗。

一天晚上，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张佐良大夫和张树迎说：“我的病就这样了，已经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麻烦专家们了，他们应该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为更多的人治病。我想回家，回那里再治疗……唉，出来两年多了，真想回去住住啊！”

很快，周恩来不再提回家的事情了。他一向严于律已，知道这个事情让医务人员为难，就打消了这个恋家的念头。

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留下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时他说话已经不很清楚了，但这句话大家还是听懂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就一直睁着眼睛，老是看门口方向。值班医生就问：“总理啊，你有事吗？你是不是找大姐？大姐已经走了。”

周恩来晃了晃脑袋，意思说没事。但他就这样睁着眼睛一直到晚上12点也不睡觉。张树迎、高振普等警卫们还以为周恩来病情好转了，都情不自禁高兴起来。可是医生们却紧缩眉头，一点欢喜的情绪都没有。

1月8日早会后，张佐良大夫走进病室在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再到病床边，见周恩来仍安静地仰卧在床上，眼睛闭着，脸色灰暗，口唇有点青紫，呼吸轻而快，每分钟有30多次，脉搏虽然有90多次，但细弱无力。

张佐良觉得情况不太好，当即将情况报告了心脏病专家与麻醉科专家。他们决定通知所有专家到场，于是按下事先准备好用于应对突发情况的电铃。

铃声就是命令！主治医生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迅速赶往周恩来的身边。谢荣教授来到后，立刻提出要给周恩来作气管内插管，并要张佐良向周恩来报告，征得他的同意。

张佐良弯下身子，将嘴贴近周恩来右侧耳朵，提高嗓音说：“总理，您的气管被黏稠的痰堵住了。阻碍呼吸，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黏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

张佐良说着话时，满屋子的人都屏息静气，凝神注视着周恩来的反应。

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真的被张佐良叫醒了，他不但睁开了眼睛，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谢荣立即将早就拿在手里的橡皮管迅速准确地插进了周恩来的右鼻孔，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只听得橡皮管里的咝咝声，未见到吸出多少痰液。谢荣果断地改用稍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了些痰出来后就用手不停地、使劲地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输氧，并进行体外心脏按摩，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挽救周恩来的生命。

抢救在继续，但是奇迹却没有出现。经过加压输氧、体外心脏按摩后，仍看不到病情有所好转。

专家们一个个双眉紧锁、神情紧张。张佐良一直握住周恩来的右手，感觉到脉搏愈来愈细弱，只见心电示波仪上的曲线波发生了明显变化，从60一下子到了40，没有几秒，掉到20，最后心跳曲线拉成一根直线，一下也不跳动了，脉搏也停止了。

心电图呈现直线后抢救工作又进行了10多分钟。至此，吴阶平看了下手表，同几位专家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都撤掉。这包括了周恩来身上的输液管、各种引流管与排泄管、心电图电极板等设备，并嘱咐护士将周恩来脸上擦干净，整理好床铺，用新床单将周恩来全身覆盖起来……

还没有等吴阶平说完话，突然有人扯着嗓子，大声呼唤：“总理！总理啊！总理！——”

这声音把大家压抑很久的悲伤唤醒，悲痛的感情一下子爆发了，整个房间里哭喊声一片，大家边哭边喊：“总理，你醒醒啊……”

这悲伤哭声中，邓颖超的哭声格外令人心碎。

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说：“恩来，你走了……”

随后，一床崭新的白色被单将周恩来的遗体覆盖住。

专家、医生、护士和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抽泣着，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床，大家都站到房间边，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周恩来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大家担心邓颖超一直这样悲伤，会引起她心脏病发作，于是几位护士过来将她搀扶到病室隔壁的房间里，先休息一下，以节省体力应对繁重的后事工作。

第一个来到病房的是李先念，紧接着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陆陆续续地来了。

江青走进房间时，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有人扶着邓颖超走来，江青拥抱了她，对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

上午11点，中央领导人陆续到齐。邓颖超向在场的中央领导转述了周恩来生前提出的三点要求：一、不保留骨灰；二、后事处理不要特殊不要超过任何人；三、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邓颖超说，对周恩来的丧事一切由组织决定，她个人没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听完邓颖超的意见，李先念第一个提出反对：“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总理来开刀。这样的话我们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李先念的反对立刻得到领导们一致赞同，认为就是改革悼念形式，也不能从总理身上开始改革。

领导人讨论的结果，不仅追悼会要开，遗体告别也要搞，至于骨灰是否保留，需要经过毛泽东批准。

接着中午11时多，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周恩来的遗体被抬到救护车上，由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医疗组长吴阶平和虞颂庭、熊汝成、于惠元、吴德成，心脏内科专家陶寿琪、黄宛、方圻、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警卫、保健医生、护士等坐在车上护送，老杨师傅驾车，警卫车辆、行车路线、沿途军人和警察的部署，都按照周恩来生前的规格进行，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

（原文2016年02月29日刊发）

编辑：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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