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能量网 | 马岭: 爸爸是韶山陈列馆第一任馆长

作者简介

马岭，1960年生，1975年初中毕业于长沙市第一中学，1977年高中毕业于桂林市第八中学，同年到桂林郊区插队。1979年考上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3年毕业。之后长期在学校任教，2020年退休。

原题

爸爸在韶山陈列馆

建馆前后的工作经历

作者：马 岭

本文根据爸爸生前写过的一些回忆文章和若干报刊的采访以及他对我拉家常式的讲述写成（引号里的话为他口头或书面的讲述，文字和顺序上略有改动），若有不实、不确切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1971年，华国锋、丁盛、韦国清、刘兴元、卜占亚等领导在韶山，爸爸（二排右一）等人陪同

在爸爸的一生中，在韶山工作、尤其是参与韶山陈列馆建馆前后的工作是他的特殊经历，也是他的“高光时刻”。

01

参与筹建韶山

毛泽东纪念馆

据爸爸说，“60年代初李尔重（时任中南局宣传部长）到韶山参观后提出：越南共和国的胡志明主席、柬埔赛的西哈努克亲王到韶山参观后都说，孙中山和毛主席都是伟大人物，毛主席比历史上任何人的贡献都大，我们非常崇敬他；孙中山纪念馆搞得很好，但韶山连毛泽东纪念馆都没有，这与毛主席的名望很不相称。张平化（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非常重视这一意见，专门召开座谈会研究筹建纪念馆一事。后来请示中南局，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也专门开会研究，表示非常支持。”

当时爸爸是长沙政校的党史教员，被暂时借调到湖南省委领导的湖南革命史料编委会做编辑，期间参与了韶山接待外宾的一些工作，“那时省领导亲自找我谈话，希望让我来负责纪念馆的筹备工作，动员我转业，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曾到长沙政校协商调动事宜。征求本人意见时，我说，我从小在部队长大，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希望能保留军籍。军地领导满足了这一要求，陶铸、王任重等领导找我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纪念馆是非常重要、光荣的地方，我们希望你一辈子宣传和研究毛主席，不要图名，不要图利，这是党对你的希望。’”

1960年代，爸爸（右）在韶山陈列馆讲解

“建馆最开始成立的是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湖南省委的文化局长胡清波兼任，我当副主任，主持建馆工作。开座谈会讨论怎么建馆时，陶铸最初的意见是搞一个毛泽东的军事馆，搞一个文化馆，一文一武。当时我发了个言，主张搞一个纪念馆，重点介绍毛主席的生平和革命家庭，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毛主席的家庭，毛主席一家有6位亲人为革命壮烈牺牲，10余位亲人坐过牢，他的10个子女仅幸存3个；第二个是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冲仅有3000 多人，其中有 140多名党员为国捐躯，当时全国党员才 900 多人，主席在这里还亲自发展建立了韶山党支部和区委；第三是毛主席的家书，主席曾经为亲人写过近百封家书，封封感人，件件催人泪下，……首长们听了我的发言后反应不错，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后来报批下来的方案，陈列馆设立7个展厅，吸收了我的思路。”

“也有不支持的，像陆定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书记处书记）就不支持，说风凉话，给他的方案也不看。他曾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这个年轻人倒是思想解放，敢想敢干，但给毛主席建馆谁敢啊？毛主席的文章、诗词，每一个字发表时都要毛主席亲自看、亲自签字的，不经过他审，谁敢发表啊？你们给毛主席建馆那等于给毛主席做鉴定啊！”

1966年3月，徐特立（中间老者）在韶山，爸爸（前排右一）等人陪同

“1964年3月胡清波带着省委的介绍信赴京，向中宣部请示支持，向文化部申报经费，结果双双落空。后来我和李洪文带着陈列方案又去了一次北京，请求中央领导机关的支持和指示，结果也是受到热情接待，但谁也不敢做主。”“在京的许多同志听说韶山要建立陈列馆，纷纷表示热烈支持，认为这是件大好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热情接待了我们，并积积极出主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挥笔为我们书写了毛主席诗词七律到韶山。著名作家周立波积极提供材料和建议，著名艺术家罗工柳表示愿到韶山进行创作，这又使我们大受鼓舞。”

为了避免毛主席知道后不同意的尴尬，“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领导同志在听取了我们的赴京汇报后，经慎重考虑，决定韶山建馆之事不向中央写报告，瞒着毛主席，造成既成事实再说。”

但湖南省委请示了除毛主席以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他们都持赞同意见，“省委找了刘少奇，他非常高兴，很支持，周总理也很支持。”“不过我心里并不完全踏实，不知道这样搞行不行，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毛泽普（韶山管理局局长）安慰我说，出了事大家给你担担子；张平化也鼓励我，说解放都十五、六年了，没有建立韶山纪念馆是一个很大损失，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阵地！当然，建设纪念馆没有经验，也可能出现错误，但那是工作中的错误，万一出了大错误，由我们省委担担子，你别怕。”

1971年，华国锋、丁盛、韦国清、刘兴元、卜占亚等领导在韶山，爸爸（二排右一）等人陪同

“陶铸和张平化决定经费不再向中央申请，湖南省委出50万，中南局出50万，共100万用于建馆。陶铸曾指示韶山建设要有文化气氛，要把韶山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大花园，使前来参观的人到了韶山，有看的、有吃的、有住的、有玩的、有带的；建设要有湖南农村风格，陈列馆外表要朴素，外面白色围墙，青瓦盖顶，里面红砖铺地，庭园风貌。张平化要求韶山陈列馆建筑风格要体现美观、大方、庄严、朴素四大特点。”

那时候爸爸和一行人劲头十足，夜以继日地工作，“上北京、到广州甚至全国许多地方参观和收集展品，征求各种意见。在省委领导下，一方面组织人员进行内容研究和形式设计，一方面邀请美术专家进行创作，同时派人多方征集文物资料，王学膺、刘梦华、彭振辉、程鹏轩、闻作云等参加了陈列方案的研究修订，廖振南，高菊村、刘斌珍、唐长才先后投入了征集资料的工作。到1964年共征集、收集到有关照片1571张，文字资料233件，其他文物资料636件，为陈列馆的陈列内容提供了基本素材。”

“陶铸来审查时很满意，但张平化提了很尖锐的意见，说我们湖南是两个主席的家乡，要知道刘少奇跟毛主席在一起的时候，意见总是一致的，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总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你们陈列馆要加几张刘少奇的照片，你们马上到北京去收集，……这样我们马上去北京找了刘少奇大概七张照片，放在陈列馆里。”

1965年，越南新闻代表团访问韶山，爸爸（前排右二）等人陪同

“关于建馆地点，胡清波陪同中南局从广州派来的工程设计专家金泽光工程师等人在韶山住了一个星期，在王毅忱、王宜捷等协助下，多次到实地考察，广泛听取意见，先后提出了五种方案，最后建议在毛氏宗祠旁边的引凤亭冲里修馆，并很快得到省委和中南局的肯定和支持。这里原是韶山乡文化馆，不久前改为旧居陈列室，不用再征地；其前面是广场和招待所，交通方便；后面是山，可以往里延伸，容积很大而又荫蔽。”

关于纪念馆的馆名还有一段插曲，“1961年刘少奇参观韶山时，指出中国人活着住过的地方不能称故居，应称旧居。以此类推，领袖健在时，韶山馆名不能叫纪念馆，因此毛主席故居遂改为毛主席旧居，纪念馆改为陈列馆，这个馆名直到毛主席去世才改成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据爸爸说，在筹备陈列馆期间，他曾两次听取陶铸指示，六次向张平化汇报工作，两次奉命赴京请求中央领导对陈列方案给予指示和支持，期间还与华国锋、卜占亚等湖南省领导多次接触，觉得他们都很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陈列馆1964年10月1日正式开馆，爸爸担任了第一任馆长，直至1973年离开韶山回长沙。

1970年代初爸爸在韶山接待外宾

02

文革中的一些“故事”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纪念馆大都受到冲击而被迫闭馆，唯独韶山的陈列馆一直开放着，只是内容上做了部分调整。

“陈列馆开馆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韶山的接待任务非常繁重，建馆前的1963年仅1万余人，1964年就达到7万余人，1965年21万人，1966年3百万人。”爸爸作为陈列馆馆长经常亲自担任向导和讲解任务，接待和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废寝忘食。他的一些宣传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的报告被印成小册子，流传很广，那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时候，也是最风光的时候，他长于提炼概括、善于调动听众情绪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

其间也经历了一些“挫折”，1966-1967年是文革中最乱的时候，他一边满腔热情地做宣传和接待工作，一边接受群众批判，“因为陈列馆里放了刘少奇的照片，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北京来的造反派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们在北京都已经批刘少奇了，你为什么还在宣传他？我说这不是我搞的，这是省委批准的，陈列馆增加什么内容，添什么照片，我个人做不了主，都有请示的。他们马上打电话问湖南省委，结果找不见省委的人（省领导都被批斗，不知去向）。这时候各地造反派有40多个头头到了韶山，都强烈要求撤下刘少奇的照片，我没办法，就把这些造反派的头头请来开了个座谈会，我说北京现在在批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要不要把他的照片从陈列馆取下来？按说应该请示湖南省委，但现在找不到省委，我自己又不能擅作主张，就让你们这些造反派头头们决定吧，他们都一致说要撤，这样就撤了。”

1970年10月，挪威马列主义代表团访问韶山，爸爸（前排右五）等人陪同

没想到几天后，南京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人也来到韶山，“他们把我抓起来，说你为啥把刘少奇照片撤了？刘少奇是不是国家主席？我说是，他们说毛主席一共八次接见红卫兵，有六次刘少奇还能出来是不是？我说是，他们说刘少奇还是中共中央常委是不是？我说是，他们说那你为啥把刘少奇的照片撤下来？我就把怎么撤的前后过程说明了一下，他们说那不行，你必须恢复刘少奇的照片，如果不恢复我们就砸陈列馆，……那时候群众组织可是说砸就砸，动起手来、造成武斗可不得了，于是我们就又恢复了刘少奇的照片。”

“又过了几天，韶山管理局的王书记对我说，张平化有消息了，被关在一个地下室里，他传了个口信出来，说刘少奇是真出问题了，告诉老马把那些照片撤下来吧！我说现在形势这么复杂，要撤可以，我也同意，但能不能给我写个条子作为证明，要不然以后又斗争我，我怎么向群众交代啊？当年开馆是省委批准的，现在要是换内容的话，也要有个批示，……我希望有个正式文件最好，但当时不太可能，不过这样托人转过来的话，以后说不清楚啊，万一又有什么差错就不好办了，……后来张平化那边也没回话。当时我的压力真是很大，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照片到底撤还是不撤？最后还是撤了，只是推迟了几天。”

1968年9月30日广州军区派军管小组赵川等人对长沙政校实行军管，同时开办学习班，“1969年1月我被召回政校参加学习班，接受审查，赵川得知我是被省委借调到韶山工作的，文革前宣传过刘少奇，文革中又迟迟不撤刘少奇的照片，认为问题很严重，一定有后台，要我揭发建馆时为什么挂刘少奇的照片？当时谁找我说的？陶铸、张平化有什么指示？我没有讲那些照片与张平化的关系，只说是自己的认识所致——我一直以为刘少奇是紧跟毛主席的，是毛主席的战友，看过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建馆时肯定以宣传毛主席为主，中间涉及到刘少奇，如毛主席去安源领导罢工，刘少奇也在安源待过，我们也顺便有所反映，……他们又派人去调查，但没发现什么问题，几个月后宣布对我的专案审查结束，予以‘解放’。”

1970年国庆，韶山毛主席塑像敬修小组合影，前排左6为爸爸

陈列馆里那幅林彪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的照片《伟大的会见》，林彪事件后被一再追查，“其实挂这张照片根据的是周总理的一个讲话，林彪‘九大’当上副主席后，周总理专门做了个长篇发言，说林副主席一贯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南昌起义的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伟大代表，这话是周总理讲的，我知道这个讲话内容，但照片不是我挂的，那时我正在长沙政校接受审查。1969年2-9月陈列馆扩建，期间又逢‘九大’召开（注：九大召开于1969年4月），陈列馆内容做了一些调整，主要是增加了一些照片，我1969年10月从政校正式调到韶山后才发现这个照片，当然在那种情况下也是拥护的，并且在工作中做了积极宣传，直到林彪出事后才取下来，但后来又因此受到群众批判和组织上的审查。1974年王洪文到韶山时还说我宣传林彪，是林彪一派的人，虽然那时我已经离开韶山了，但他的话传过来，在那种环境下也是有压力的。因为我在外面的名气大，所以很多人都问我，包括杨尚昆都说过，说在韶山陈列馆搞的那个‘毛林会师’是个大笑话，……那个照片影响的确很不好。据我所知，历史事实是，朱德、陈毅率领湖南起义部队开向井冈山途中，林彪曾带一支小部队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任务；上井冈山后，朱总向毛主席介绍了林彪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得到毛主席赏识；后来朱总带着林彪去看望毛主席，在场的应当是毛主席、朱总、林彪三人，把这次见面说成是毛、林‘伟大的会见’，以此代替闻名中外的‘朱毛井冈山会师’，显然有违事实。”

1959年毛主席回韶山时，本来江青也是要一起回来的，“后来江青说有病，不愿意来，就毛主席自己回来了。后来写《暴风骤雨》的那个作家周立波到韶山来，向我和一些人了解了有关情况，写了一篇文章《韶山的节日》，主要介绍了毛主席那次回韶山的情况。文章1966年1月登出来后，据说江青看了大动肝火，说文章宣传了杨开慧，说韶山是主席的家乡，他们不去好好宣传主席，却大力宣传杨开慧，这不是要贬低主席吗？她说的所谓宣传杨开慧，就是当年在农民夜校杨开慧曾向农民讲课和进行革命活动，因而挂了一幅杨开慧的照片。江青让张春桥给湖南省委打电话，查一下是谁提供的资料，查一下韶山陈列馆的人，省委后来做了传达，……文革时造反派给我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说我是周立波的同谋，不过后来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名堂，也就不了了之了。”

1970年5月，巴勒斯坦代表团访问韶山，爸爸（前排右四）等人陪同

03

与毛主席合影

1966年6月17日至28日，毛主席再次回韶山，住在滴水洞，与1959年那次回韶山时的公开、热烈不同，这次回韶山是严格保密的，外界完全不知道，爸爸当时对妈妈也没说。“我当时奉命担任主席及工作人员参观讲解的任务”，有一天主席见身边工作人员“说说笑笑地准备登车外出，便笑着低声问服务员，他们都上车去么子好地方呀？回答说是去参观您的旧居和陈列馆，您也去不？毛主席收住笑容，摆了摆手说，你们去吧，我不去，我知道我在那里站岗（指馆前塑像）。”“大家参观回来后都很激动，对主席说很受教育，以前不知道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烈士，……主席随即对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说：‘你们不要光宣传我一家的烈士，韶山有很多烈士，全国也有很多烈士，应该多宣传宣传他们。’毛主席虽然没去看陈列馆，但这短短的几句话等于说他已经知道了陈列馆的存在并默认了！由于我们是背着毛主席建旧居、陈列馆的，一直很担心，得知毛主席的这一态度后大家都很兴奋，松了一口气。”

我后来在那张当年的合影前，觉得正值文革前夕，决策者的杀伐决断之气不可避免地在面相上有所流露，但爸爸却说，“我见到的主席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散步时穿着白衬衣，摇一把扇子，穿着拖鞋，……”可见人的感觉带有多么大的主观性。“离开滴水洞那天，主席与省市领导照相后，坐在藤椅上一脸不高兴，王延春走上前问主席还有什么吩咐？主席说：‘我在这儿住了十多天就这样走了，我能对得起大家吗？我要与服务员、炊事员一起拍照。’看到山上站岗的战士，主席便招手示意让其下来，这样才有了主席和工作人员合影的那张照片。当时我很感动，觉得主席真是心想群众，心系群众。”

1966年，毛泽东在滴水洞与工作人员合影，二排右一为爸爸

04

正式调到韶山工作

1969年长沙政校被解散，组织上分配爸爸到韶山继续做宣传工作，对此他当时是有抵触情绪的。因为文革中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他又处于宣传第一线，加之在韶山这样敏感的地方，免不了“犯错误”。过去一直顺风顺水的他觉得只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文革中却一再莫名其妙地受牵连，挨批、被整，实在是心有余悸，觉得宣传工作太难做。

当时政校有大批干部被转业、复员，他也乘机写了一份请求转业的报告，要求回老家务农。对他这种一反常态的“不听话”，政校的卫政委找他谈了三次话，“第一次主要是安慰、鼓励，第二次是有批评、有鼓励，第三次则大发脾气。他说过去宣传刘少奇，没有突出宣传林副主席，受了批判，不要计较嘛！今后你就宣传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还能出什么问题？你只管大胆宣传，再出了问题你来找我，我负责！”话说到这份上，他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毕竟他是党的人，“服从组织”是深入骨髓的信念，偶尔发发牢骚、闹点情绪未尝不可，组织上也会适当表示理解，甚至给予一定的安慰，但如果固执己见，不听劝，就太不懂事、太辜负党的期望了，后果不堪设想——轻则受到组织上的严厉批评，重则……，因此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他不可能违抗组织上的安排，同时也多少为组织上依然信任并需要自己而暗自庆幸。

1972年6月，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韶山，爸爸（前排右五）等人陪同

类似的例子不止他一个——许多人在回忆录中都提到自己从毫无怨言地服从到运动中深感无力后的想不通，觉得无法再继续工作，进而向上级打请辞报告（表示委屈、不满的一种方式），但未获批，被一番安抚或一顿斥责后继续工作，只是从此多少学会了一点保护自己，……这种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微妙心理——一方受委屈后的撒娇、嗔怪和另一方真心诚意（或例行公事）的安抚、劝慰，为冷冰冰的组织关系蒙上了一层温情，颇值得玩味和研究。

1969年10月爸爸正式调到韶山，任韶山区武装部副政委、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任韶山陈列馆馆长，在那里又工作了4年。

北京华家，晚年的华国锋（左）与我爸爸（右）叙旧

北京华家，华国锋（右二）在看我爸爸（右一）送他的书

原载新三届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