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纵横捭阖、豪迈雄浑,充满着阳刚之气和奔放之美,但也不乏深沉含蓄、温润似水的委婉柔情。他的笔下,既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阔意象,也有“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妩媚可人;既有“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威猛气势,也有“照横塘半天残月”的凄清柔婉。这既得益于毛泽东的多彩人生、丰富阅历和浓厚情感,也源自他对中国古典诗词作品的欣赏趣味和阅读偏好。这一点,从毛泽东对宋词的喜好态度和精辟见解可窥见一斑。毛泽东对宋词“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审美取向,深刻影响了他的诗词修养和创作风格。
偏于豪放
徐悲鸿有“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之联,吴冠中也曾书“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大同小异的两个联语,涉及中国古典美学的两个重要范畴:阳刚与阴柔,亦称壮美与优美。这是自然美的情态,也是艺术美的神韵。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巍巍乎而洋洋乎,是阳刚之美;韩娥唱歌,余音绕梁三日,悠悠然而袅袅然,是阴柔之美。
中国古典诗词形式多样、风格迥异,但总体上不外乎阳刚与阴柔,或介乎二者之间。具体到诗词,尤其是宋词的艺术风格,便有了豪放与婉约的区分。明代张世文在《张刻淮海集》中首先提出:“词体大约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宏之谓尔。”豪放词对应阳刚,如“大江东去”,壮阔高远;婉约词对应阴柔,似“晓风残月”,细腻低回。毛泽东也曾说:“在同一朝代,如宋朝,有柳永、李清照一派的词,也有辛弃疾、苏东坡、陆游一派的词。”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吟咏范仲淹《苏幕遮》和《渔家傲》两首词,提笔写下近900字的《对范仲淹两首词的评注》,明确表示“我的兴趣偏于豪放” 。
毛泽东非常喜欢阅读宋词,圈画、批注过的词作达378首之多。以豪放宋词代表人物苏东坡、辛弃疾为例,毛泽东圈画过苏东坡词16首,他曾说:“苏东坡是宋代的大文豪,长于词赋,有许多独创,‘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千古绝唱。”他在另一次谈话中还说,苏东坡的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一扫晚唐五代柔靡纤弱的气息”。他尤爱读辛弃疾词,圈画过的辛弃疾词作达98首,还曾手书《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摸鱼儿》《贺新郎》《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多首词作。有一部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稼轩长短句》,共有四册,每册的封面上,他都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读过的圈记。在他经常翻阅的几部《词综》里,对辛弃疾的词也是反复圈点。
不废婉约
“婉约”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古籍《国语·吴语》的“故婉约其辞”。“婉”为柔美、曲折;“约”的本意是缠束,引申为精练、隐约、微妙。婉约诗词以描写个人情感和自然景致而独树一帜,句句精美、字字细腻,表达内心百回千转的情思,其形式大都婉丽柔美、含蓄蕴藉、情景交融、声调和谐。美丽的邂逅、深情的相约、甜蜜的相守、断肠的别离、入骨的思念、感伤的落叶、悠远的乡愁,一一蕴含其中。
婉约派是一个有时间界限的流派,但婉约风格不分朝代,成为一种婉转清丽的抒情和创作风格。毛泽东虽更偏爱豪放慷慨之作,但也认为“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我的兴趣偏于豪放”的同时也“不废婉约”。柳永、李清照、晏殊等都是婉约宋词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对他们情感丰富细腻的婉约之词爱不释手,体现出其审美取向的多元特色。
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里存有一本柳永的《乐章集》,圈画了其中的54首。他还曾手录柳永的《望海潮》。青年毛泽东离家赠妻的《贺新郎·别友》中“更那堪凄然相向”一句,大有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的神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宋词的多种选本,都曾圈阅过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1956年他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中“极目楚天舒”一句,应该是化用了柳永“暮霭沉沉楚天阔”一句的诗意。
李清照擅长书画,通晓金石,尤精诗词,她将“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婉约风格发展到高峰,被誉为“词家一大宗”。毛泽东谈到婉约词时,将她与柳永并列,称“柳、李的词专讲爱情”,还说:“李清照不仅词写得好,而且很有爱国思想。”毛泽东曾多次圈阅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声声慢》等作品。李清照的词言辞真切、情感饱满,读来令人感同身受,从而引起毛泽东的诗人情怀,与之产生共鸣。
应当兼读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毛泽东鲜明表现了自己兼合的词学旨趣,既是对宋词现实的强调,也是个人欣赏趣味的体现。毛泽东并不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一方,他认为:“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 毛泽东对豪放婉约词作交替阅读、调剂口味、增强兴致的辩证态度,让二者各得其所、相得益彰。此论深中肯綮,既阐明了豪放婉约两派宋词的艺术特征,也道出了读者欣赏宋词艺术的接受心理,堪称词论的真知灼见。
作为宋词的两种流派,豪放派和婉约派之间互有区别又相互依存,二者只可偏胜而不可绝无,既不能“畸刚”也不能“畸柔”。苏东坡和辛弃疾是豪放派的“旗手”,但他们不仅有狂风暴雨的交响诗,也有如怨如诉的小夜曲,既以虎啸龙腾的壮词见长,也都写过缠绵悱恻的情语。毛泽东既推崇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壮怀激烈,也欣赏“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那般月下吟咏的故人情怀。毛泽东既热衷辛弃疾“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慷慨悲歌,也欣赏他“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的细腻感情。毛泽东感怀于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孤单凄凉,但也说过:“她的这首词叫人打不起精神来,我倒喜欢她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正因为毛泽东在阅读宋词等中国古典诗词作品时能够广泛涉猎、兼容并包,才使得他的诗词底蕴博大精深、丰富多元,也令他的诗词创作风格多样、独领风骚。
(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