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后代谈长征”系列特稿之四

罗瑞卿之子罗箭：跟党走，是长征唯一的信念支撑

黄策舆

组建公安部，从不搞特权，七十二岁还为国做“拼命三郎”。

作为长征时红军著名指挥官，罗瑞卿将军28岁参加长征，曾率部战湘江、渡乌江、飞夺泸定桥，后来更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在人民网“长征后来人”节目录制现场，罗瑞卿的儿子罗箭讲述了父亲的长征故事。

长征路上平均一公里牺牲两名战士

“我父亲长征的时候，刚28岁”，罗箭介绍到。那时候年龄最大的徐特立51岁。杨成武、杨得志、杨勇等几个红军里的干将，都才20几岁。前面三道封锁线，基本上都比较顺利地突破了。一直走到湘江，才遇到极大的困难。

“湘江一役，八万六千红军，过江后只剩下三万多”，罗箭说。李德三人团的错误指挥，把中央的战略转移搞成一种搬家式的转移，医院的X光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银行的造币机，这些笨重的设备都雇了民工抬着走，行军一天二三十公里。结果耽误了时机，国民党有大炮轰，飞机炸，红军纯粹是挨打的靶子。毛主席过了湘江以后，在江对岸发脾气，以中华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命令民工把笨重设备都扔掉，民工本来就不想抬这个，一听有人下命令就把它都丢了，部队就过来了。

罗箭谈到，2006年重走长征路自己过草地的时候，罗箭看到的都是鲜花和花海。可是，在长征的艰苦岁月里，仅在这片草地，红军就牺牲了一万多人。回顾整个长征，中央红军从出发的时候86000人，途径贵州、云南、四川，沿途还扩招很多人，总的说起来也有十几万人，到了延安才剩六千人，这是什么概念？不足5%，95%以上的红军战士全把自己的尸体留在长征路上了。他感叹到，“整个长征路上，平均一公里牺牲两名战士”。红军就靠着这么一点点人打下了江山，建立了新中国。

历史不可重复，但细节决定历史

“历史不可重复，但细节决定历史”，罗箭在访谈中多次强调：“很多看起来很小很偶然的事，却能决定命运。”他为何这么说呢？

罗箭在访谈中谈到，红军赶到大渡河以后，国民党把船都扣了。但那天守北岸的一个国民党营长，晚上找了个船工过江，住在南岸小老婆家里。红军过来后，一下就把船扣了，把营长抓了。然后，这个船工组织了17名勇士过大渡河，控制北岸渡口后，毛主席决定，让部队分成两部分，一边从河的左岸依河而上，夺泸定桥，这一边，用这一条船把红一师渡过去。

夺泸定桥，要在32小时里，走320里。结果他们前面八小时走了80里，后来中央军委又来了命令，24小时内，必须强行军240里，夺下泸定桥。

强行军好多时候都是在山脊梁爬着走的。到了那天晚上发现河对岸有一堆人打着火把，红军这边抓了国民党的号兵，就把国民党的号谱拿来，假装国民党和对岸联络，一联络是川军，天黑后，他们就打起火把来，就问我们是哪个部队，我们就骗他们说是中央军，两边还老对号，结果走到晚上，川军吃不了苦，宿营了，红军借这个机会，就过去了。

罗箭讲到，夺泸定桥时，共组织了22名敢死队员，每人背冲锋枪，带驳壳枪，还背一把大刀。泸定桥是吊桥，下有13根铁链，上铺木板，本身就晃。国民党把木板抽了，过桥只能抱着铁链子一点点挪，22个烈士过桥后，有四个掉到河里，河水很急，掉下去就不见了。他们冒着炮火、枪火，一直爬到桥头，国民党为了阻挡，在桥头堆了很多木板，浇上煤油点火烧，好在我们右岸的部队也快到了，远处听到枪声后，国民党守桥的部队没有斗志了，也溃散了，这边就过去了。

跟党走是长征唯一的信念支撑

我们常常说红军精神。红军在一年多的时间，走两万五千里，靠什么支撑？

罗箭谈到，2006年的时候，翟俊杰拍了《我的长征》，组织我们一些人讨论这个问题。大家得出很简单也很普通的三个字，“跟着走”。当时，邓小平女儿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也已经出版。书中写道，邓榕问父亲，长征路你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说：“跟着走”。也是这三个字。

跟谁走？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没有这样一个信念支撑，他们就完成不了这个长征。长征精神，当然可以总结出几条，坚定的信念、钢铁的纪律，坚强的团结。“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罗箭强调到，有了这个信念，就坚持下来了，我坚信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我坚信共产党能够救人民。我跟着共产党走，到哪我不知道，但是我跟着他，我就能求得解放。

“我父亲1926年从家里跑出来，他就是要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罗箭谈到，开始他还只是寻求救国真理的热血青年，参加革命后，1928年到上海找到党，他就认为找到了归宿，要跟党奋斗一辈子。要简单地讲，就是跟着共产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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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同志生平

罗瑞卿，1906年生，四川南充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支队党代表、纵队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长征中曾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同年起任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在主持抗大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毛泽东制定的办学方针，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为各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1938年，在毛泽东指导下写出《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系统总结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这本书出版以后，对加强我军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并在全国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1939年7月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它学校的数千名教学员工越过日伪军封锁线，行程1500公里，进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学。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他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加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措施，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文章。参与领导和指挥了百团大战以及华北敌后抗日斗争。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为培养干部、建设政治机关、加强政治工作，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团（后为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政治委员，为华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为新中国公安政法的建设，为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8年8月3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