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以三大主力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胜利会师为长征结束标志。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按现今行政区划，为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90周年，回顾这段辉煌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征的艰难抉择

长征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艰难的抉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妄图用50万兵力“剿灭”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但由于“左”倾错误和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红军放弃历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照搬正规阵地战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军事上提出“短兵突击”的战术，让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导致中央苏区日益缩小，党和红军面临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根据地区域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

根据共产国际6月16日来电指示，博古于6月下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毛泽东发言，建议红军主力应尽速向外突围转移，转移的方向不宜往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新区。

博古、李德开始了撤离苏区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博古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对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秘密进行筹划。“三人团”具体分工是：博古、李德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行动计划，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实行。

“三人团”成立后，最初决定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时间定在是年10月底11月初。1934年8月底9月初，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通过无线电侦听，获悉国民党军队提前开始对中央苏区发起总攻。面对这一紧急情况，中央决定将原定于10月底11月初实施的战略转移计划提前。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记述道：“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此外，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最有利的时间。”9月17日，博古就战略转移问题再次致电共产国际。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正式同意中共中央的转移计划。至此，经中共中央多次研究讨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最终正式确定。

长征前的安排与部署

从1934年6月底7月初开始，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央苏区开始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

一是军事战略的部署安排。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首先是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于7月6日从瑞金出发，向东出击福建，然后北上闽浙皖赣边，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余里，血战东南半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突围。其次是安排红六军团西征。1934年7月下旬，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奉命西进带有探路的性质。

同时，为减轻中央红军突围的阻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与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曾进行了秘密的“和平谈判”。1934年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提议“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并期望陈济棠“移师反蒋”。10月5日，中央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部代表在寻乌罗塘进行谈判，一致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早期顺利突围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是扩大红军，补充兵员。193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在5、6、7月扩大红军5万名。到6月30日，全中央苏区实际完成扩红任务62269名。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发出关于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去上前线”。与此同时，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八军团和教导师等，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到9月27日止，实际完成18204名。这样，从这年5月中旬到9月间，整个中央苏区共动员80473名新战士充实到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设在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地的红军补充师、补充团，加紧对新兵进行军事训练。

为突围转移需要，中革军委于9月21日发出命令，在兴国县古龙岗以红军第二十一师和第二十三师为基干部队，新组建红军第八军团，由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同时，在瑞金县武阳新组建红军中央教导师，专门担负保卫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的任务。此外，中革军委于1934年9月10日下达命令，要求红军各军团迅速建立后方勤务组织，征调5000人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动。

三是筹集军需物资和军费。红军转移时要求轻装，每人只带一床被毯、一袋够吃十天的干粮、两双草鞋，还有一个挂包装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卫生队准备四副担架、两担药箱。为此，中央先后多次发出紧急指示，发起“借谷运动”“筹款运动”“节省运动”等，得到苏区群众积极支持。广大民众纷纷表示向先进学习，踊跃借谷给红军，收到良好效果。赤卫军与少先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担架队直接配合前线作战，昼夜不停。妇女们忙着做军鞋，帮助红军家属们搞好生产。苏区的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苏区发起退还公债和谷票运动，主动把公债券和谷票无偿退还给政府。妇女们发起剪发运动，把头上的银饰和手上的戒指捐献给政府。此外，通过向地主筹款，发动群众查找地主埋藏的金银窖等形式，仅两个月时间，在博生、会昌、于都、西江四县筹款 18万余元。到红军长征时，国家银行随军担运了数十担银元，对长征途上红军给养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转移计划的临近，急需赶制大量武器弹药。为了解决生产原料问题，1934年5月16日，中央国民经济委员部发出布告，“号召苏区广大工农群众将所拾到或留存的子弹、子弹壳、铜、锡、旧铁等物品，作价卖与国家以供军用。”中央苏区随即掀起收集军用物资的突击运动，到8月31日，短短3个月，苏区群众共收集铜8.28万余斤、锡4.95万余斤、铁15.95 万余斤、子弹14.09万发、子弹壳1.32万斤、白硝1.53万斤…

在苏区群众的支持下，红军的粮食与其他物资需要得到很好的解决。据参加长征的同志回忆，凡参加长征的红军都可以领到一份在长征途中使用的装备、粮食和物资，“战斗员们都是带着四个或六个手榴弹，一支步枪、一把刺刀，以及满袋的步枪子弹”，“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东西”。

四是去留人员的安排。据李维汉回忆：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干部走留名单也是保密的。中央党政军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等人亲自确定；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书记处审批；各省委的干部，由省委决定后报中央批准。凡是确定随军突围转移的人员名单，统一由中央组织局编队。中央和省级机关及红军部队中的女同志，由中央妇女部提出了一份随部队长征女同志的名单，然后组织她们体检，身体合格者随部队行动、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和在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随军转移人员名单，由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决定，无须体检。所有随军转移的人员名单确定后，一直等到突围转移前一两天，才临时通知有关人员。有些人是因工作需要留下来的，如项英、梁柏台、刘伯坚、阮啸仙、周月林等；有些是因病或负伤而留下来的，如周以栗、陈正人、陈毅等。

五是舆论上的准备。长征前夕，中央连续发布命令和指示，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与安排。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篇社论暗示着中央红军即将实施战略转移。

长征的整装出发

长征是伟大的远征。10月9日、10日，中革军委先后在瑞金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和《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对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计划作了具体安排。其中，《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是红军长征的“总命令”，《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是执行这一命令的具体命令。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与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约8.6万余人，共同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

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由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下辖四个梯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鉴于中央红军各部队正分散驻扎在中央苏区各地。从10月7日开始，中革军委陆续向红军第一、第三、第八、第九军团和中革军委直属机关部队下达撤离战场、集结补充的命令。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长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第一纵队所属的中央纵队，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也随纵队行动。

为了革命信仰，无数军民毅然决然舍骨肉别亲人，舍小家为大家。比如长征前夕毛泽东和贺子珍忍痛将自己的儿子毛毛托付给贺怡。刘伯坚、林伯渠、邓子恢、罗炳辉等人都将自己的子女留在了中央苏区。苏区人民也对红军依依不舍，据中革军委教导师参谋长孙毅回忆：乡亲们依依不舍欢送红军，有的妇女拿着草鞋、毛巾、袜子、鞋垫等，递给自己的儿子、丈夫、兄弟……部队已经走出二里路了，送行的乡亲们还是难舍难分，跟随队伍前进。长征前夕，无数革命伴侣就此诀别。苏区“五老之一”的董必武，1933年与时任中共汀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陈碧英结为夫妻。陈碧英体检时体重仅差了半公斤，不能参加长征。临别时，陈碧英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把系在腰带上的手电筒解下来，送给了董必武，哽咽着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多留心!”在红军到达信丰古陂杨坊宿营时，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毛泽东，含泪讲述苏区男女老少相送时的情景，毛泽东听后，神情凝重地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的实在太多了。”

长征后的浴血坚守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干部和部队继续在中央苏区坚持作战。10月3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合发布《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号召苏区群众“武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布训令，指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中央苏区党组织要继续坚持广泛发展游击战争，10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在瑞金云石山马道口成立，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办事处主任。留在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为保证野战军和中央机关能安全集结和突围转移，苏区军民实行赤色戒严、坚壁清野，严密封锁消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中央政府全套机关名称都被暂时保留下来。各部门、各机关被留下在苏区坚持斗争的负责人，继续照常领导各部门工作。

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制度仍照旧执行。《红色中华》报继续正常出版，宣传内容仍旧是扩红、征粮、优待红军家属等。这些措施有效地迷惑了敌人。到10月下旬，北路敌军占领宁都县城后，才确知红军主力已突围西进。东路敌人到11月上旬，还以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仍在中央苏区。据蒋介石南昌行营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蒋介石直到1934年11月中旬，才彻底搞懂中央红军主力西移的战略意图。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守红军和苏区民众采取的上述措施，在各个战场上有效地阻击、迟滞着30余万国民党军队向苏区的进攻，解除了野战军集结休整及突围转移初期的后顾之忧，使野战军从容进抵湘南地区。

10 月下旬，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从北、东、西三面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11月底，中央苏区疆域被国民党军“蚕食”，红色区域最终沦陷。为了“剿灭”红军留守部队和游击部队，国民党军队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最残酷最毒辣的手段，实行反复“清剿”。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清剿”，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表现了无比坚毅的英雄气概。项英、陈毅等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于11月初率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由瑞金转移到于都县宽田地区的龙泉村和石含村。此时，陈毅等一些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已非常严峻，他们主张中共中央分局等领导机关和留守红军迅速改变斗争方式，组织苏区军民和留守部队灵活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2月中旬，项英、陈毅根据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发来的指示电，率领近万名红军和党政军干部分成九路，分别突围。突围过程中，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李赐凡、李天柱等一批党和红军高级领导干部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梁柏台等被俘后英勇不屈，慷慨就义。突围后的队伍转移到赣粤边、湘粤赣边、汀瑞边和闽西南这些地区继续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留守中央苏区的部署，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又成为抗日战争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钟燕林，江西省瑞金市史志研究室编研股股长；黄云，江西省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科科长；苏春生，江西省瑞金市史志研究室负责人，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研究员）

（来源：《百年潮》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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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长征的决策和部署

2016年10月13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因形势日趋恶化，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

　　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专家用亲历者的回忆和史料尽力还原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决策过程，加深今天的人们对这一重大史实的认识。

　　准备战略大转移

　　据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回忆：“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5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5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

　　当时担任红二十二师师长的程子华，在后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曾表示，1934年5月，周恩来曾叫他去谈过几次话，谈红军处境困难，根据地正在缩小，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并谈准备派他到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去，如果中央红军转移，红二十五军的压力就会更大。

　　随后，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以博古为主，军事上以李德为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他们把这一计划报告了共产国际。

　　6月25日，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复电中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共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关于主力红军的退出，“这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于是，博古、李德一方面做转移准备，一方面命令各主力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

　　从以上史料可以得知，自1934年5月起，当时的“左”倾领导人，已经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只不过一直举棋不定。直到9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已经完全绝望后，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

　　首先，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不遗寸土的方针，决定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中央红军在阻止敌军推进时，应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在战斗的间隙，除1/3的值班部队外，主力应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并加强部队政治团结。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中革军委要求部队进行运动防御，并强调在防御的同时，“应准备全部撤退”。15日，中革军委又发出训令，要求中央红军“无论如何应该以保持自己有生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我占据第一等基本原则。保持地域，不轻遗寸土予敌人，这应该放在前一原则之下来进行的”。

　　其次，建立健全了各级指挥机关。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立即将在敌人占领区中各县区的军事部，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并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做上述改组”，从组织上对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坚持苏区的斗争做了初步安排。在此期间，地方党、政各级机关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亦加紧进行突围准备。9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各县苏维埃的指示信》，指示取消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并规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区域甚至苏维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去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所有苏维埃机关中各种无用文件都应销毁”，“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下级机关在“同上级领导机关脱离交通关系时，依然能够去进行工作”。这一指示信，对战区、边区在“万一”失陷后的苏区工作做了布置。

　　其三，从人力物力上做了准备。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等根据党中央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发出关于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做到在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去上前线”。与此同时，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八军团和教导师等，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中央苏区各级党和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展开了空前紧急的兵员动员和粮食、草鞋、食盐、棉被、军用器材等的筹集工作，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兵员和物资。据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回忆：“当时兵工厂、印刷厂的机器都想带走，还有除了粮食以外的别的东西，为了拆搬这些东西，实际上做了近半年的准备。”

　　其四，明确了转移的方向。据李维汉回忆：“1934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好像七八月间，已确定要转移到湘西去。但红六军团出发时，中央并未明确指示他们到湘西，只是说到湘中。明确指示他们到湘西北，是9月8日中革军委给他们“补充训令”中指示出来的。这说明，至迟在这时已确定准备到湘西或湘西北去。正因为如此，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建议，同其进行停火谈判，并于10月5日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五项协议。这为后来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五，发出了战略转移的信号。9月29日，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报写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一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准备工作很不充分

　　战略大转移的准备工作是很不充分的。首先，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应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政治动员。但是，这些准备工作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正如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李德荒谬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保密虽然是必要的，但不能保到连高级干部都不让知道，连必要的政治动员也没有，使广大指战员毫无思想准备。直到9月底，中央苏区已是岌岌可危，这时“左”倾领导者才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做了传达。

　　可是，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干部，尚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彭德怀说：“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情，都没有讨论过。”李维汉也说：“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像彭德怀、李维汉这样的高级干部对长征的计划都不清楚，就更不用说一般的指战员了。由于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

　　其次，在战略转变上犹豫不决。既然从5月份就开始准备长征，就应毫不迟疑地转变红军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可是自6月25日接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后，又一面进行转移的准备，一面要求各主力红军用一切力量争取大的胜利。这种继续与敌人拼消耗，而忽视保存有生力量的错误决策，使红军又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到9月初对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绝望以后，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并于9月底10月初仓促决定提前出发。因此，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第三，军事撤退过于仓促。至9月底10月初，中央苏区还有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等县之间的地区，中央红军还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之间隙，让部队在以上地区进行必要的休整和动员教育，然后突破敌人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按照原来的计划，也准备到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转移。但是，博古、李德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于9月底10月初便仓促决定转移。从9月29日发表张闻天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公开透露红军准备长征的信号，到10月10日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离开瑞金，只有11天；到10月21日总突围攻击开始，只有22天，时间太匆忙了。至于各部队撤出防御阵地的时间，就更加短促。这样，就必然造成部队的紧张和群众的恐慌。所以，遵义会议决议指出：长征出发前没有“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当时，对于谁走谁留，即长征时干部的去留问题，在掌握上是非常严格的。据李维汉说：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至于高级干部，则完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决定，事实上由博古一人决定。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

　　当时的走与留，对他们以后的命运关系极大。事实证明，像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着红军行动，都被保存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而一些“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古柏、周以栗等人，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得知被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后，去找张闻天，表示希望能够带他“走”。张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做工作，但博古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最初，他们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已决定将他派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由于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说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才被允许一起转移。

　　另外，国家保卫局在走之前，对犯“错误”的五六十个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划分三类，一类杀掉，一类留在苏区，另一类可以随队出发。当保卫局长邓发带着名单，征求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的意见时，叶据理力争，表示坚决反对杀人。就是在他的极力建议下，这批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才得以保留下来。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主力集中瑞金、雩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

　　踏上长征之路

　　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把它称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后为张经武、姚喆代理，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该纵队行动。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代号，军委第一纵队代号是“红星”，第二纵队代号是“红章”，军团都以省会名称做代号，红一军团叫“南昌”，红三军团叫“福州”等。

　　以上两个纵队和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共8.6万余人，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第十五师；第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杨尚昆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师；第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曾日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三、第三十四师；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第九军团，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参谋长，黄火青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第二十二师。

　　另外，还保留了原来的中革军委和红军指挥机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前，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统一领导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坚持斗争。

　　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央分局的训令，说明红军主力将突围转移，在这之后敌人会深入苏区内部，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正确地发动领导群众，正确地运用游击战术”，主要斗争方式“不是与敌人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而应该把这些主力团营去培植、发展、辅助、团结群众的武装，缴获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与扩大自己”，“准备好在适当的时间进行反攻”，并指出“为要适应着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应该时刻依照环境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组织”。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正确的训令，但是由于发布的时间太晚，没有很好地研究和布置，主力红军撤出后苏区处于混乱状态，给以后的斗争造成很不利的影响。（李辉）

　　（本文节选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红军长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