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塞尔踏寻马克思的足迹

    在人民宫前，威尔梅尔什展示当年的照片 刘军 摄

    “天鹅之家”内景 刘军 摄

    马克思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刘军 摄

    彩灯下的圣于贝尔长廊 刘军 摄

    鲜花节期间的布鲁塞尔大广场   刘军摄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记者在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亨利·威尔梅尔什先生的带领下，沿着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生活和工作的街道和住所踏寻马克思的足迹。

1.圣于贝尔长廊

　　我们的“旅行”从市中心著名的圣于贝尔长廊开始。1847年，比利时36岁的建筑师格吕塞纳尔参考巴黎圣奥尔良拱廊设计了圣于贝尔长廊，750名工人历时15个月建成了这座当时欧洲最长的全封闭式长廊。圣于贝尔长廊由王后廊、国王廊和王子廊三部分组成，上覆拱形钢架，镶嵌玻璃，不仅宽敞明亮，而且透出浓郁的古典主义风格。这里汇聚着奢侈品商店、剧院、电影院、餐厅、咖啡厅，还有酒店和公寓等，年参观者达600多万人次。

　　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参观”的起点？威尔梅尔什说，马克思在这里亲眼看见了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为他研究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马克思离开特里尔，原本过上了舒适、平静和收入颇丰的教授生活，但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一生生活在贫困中，是战友恩格斯时常给予他周济。

　　1845年2月，马克思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辗转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生活了3年多时间，直到1848年初被比利时当局驱逐出境。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圣于贝尔长廊的建设过程。当时的比利时是排在英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化国家。比利时国王为彰显其工业成就，让设计师选择钢铁和玻璃这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工业化成果，打造出堪称世界“最美长廊之一”的圣于贝尔长廊，成为展现工业化成就的窗口。当时的长廊入口有警卫，穷人禁止入内。

　　工业革命造就了大量无产阶级，他们聚居在大广场周边。塞纳河（与巴黎塞纳河音同）穿过市中心，河两岸建有工厂，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工人平均每周工作6天，日均工作12到14个小时，平均70人一间厕所，几代人拥挤在一两间住房内，人均寿命不超过40岁！而为了建长廊，当局将大批工人搬迁到郊区。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3年多内，发生过造成大量穷苦人死亡的食品疾病和3000多人死亡的霍乱大流行，这使马克思从圣于贝尔长廊的建设中感受到底层民众生活之艰辛。

2.野树林街

　　离长廊几分钟之外就是著名的圣米歇尔大教堂。教堂一侧有一座现代化的股票公司，这就是当时的野树林街。马克思甫抵布鲁塞尔就住在野树林街19号，并前后在这里住过三次。马克思在这里与恩格斯联袂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书中他们批判了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熟的重要标志。此外，《共产党宣言》也是在这里孕育产生的。

　　在野树林大街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1848年2月，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马克思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德国进步人士、比利时共和派等，比利时当局担心马克思在比利时效仿法国掀起革命运动，决定将马克思驱逐出境。而此时马克思也决定将第一共产国际总部搬到巴黎，并已经起草了一份新的项目清单。当警察来到马克思房间向他索要证件时，马克思错将第一国际的“清单”递给了警察，清单最上面醒目地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也因此马上被带到了警察局。

　　从野树林大街转过一个街口就到了皇家公园。公园西侧的法律大街在19世纪就已经是比利时的政治中心，联邦和市级议会就在这里。19世纪中叶，议会为上层社会所占据，无产阶级的代表只占1%的席位，只有有钱人才能在议会发言，阐述他们的主张。而政府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所有的政策和法律条文直接送达由钢铁、矿业、能源等大公司和企业组成的“工业总公司”。19世纪末，议会有了第一位工人议员，当时的国王雷奥波尔二世因为议会选出了工人议员，而从此拒绝出席议会会议，以表示对工人阶级代表的鄙视。20世纪80年代，“工业总公司”为一家跨国公司所收购。

　　穿过皇家公园就来到皇家广场。19世纪，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而言，比利时在当时是西方国家中“比较民主和自由的国家”，这也是马克思被法国当局驱逐后选择比利时作为流亡地的原因。自由党人在比利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830年爆发了比利时革命，比利时王国从此诞生。对于马克思来说，比利时革命意义重大。革命期间，马克思的许多同志就在布鲁塞尔，例如律师热特朗等。当时的比利时还是荷兰王国的一部分，针对底层民众的税收大幅攀升，民不聊生。由工人和无产者组成的革命者与荷兰军队在皇家公园和皇家广场发生激烈战斗，2000多名荷兰军人和1400多名比利时革命者死亡，革命者取得了胜利。威尔梅尔什认为，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却最终将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政府，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次沉痛的教训”。

　　从皇宫广场前行，经过皇家美术馆就来到大萨布隆区，19世纪这里还是平民区。在大萨布隆街口一间普通民宅的二楼曾经居住过比利时革命家菲利普·日戈。1846年至184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这里与日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正是基于在这里的各种讨论、争辩和研究，1847年，马克思撰写并发表了《哲学的贫困》，以批判普鲁东在1847年发表的《贫困的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最早发表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决定性的东西”，都是通过这篇文章首次公之于世。

3.“天鹅之家”

　　布鲁塞尔大广场是布鲁塞尔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环广场的建筑物有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路易十四式等，法国文豪雨果将它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广场”。12世纪前，这里曾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沼泽地，成群的天鹅之家栖息在这里。随着城镇的发展，布鲁塞尔人建造了布鲁塞尔的首座大广场，周边生活着贫困的底层民众。1523年，小旅馆“天鹅之家”在大广场开业。165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军队炮轰大广场，将这里夷为平地。在布鲁塞尔各类行会的支持下，大广场得以重建，也成为各类行会的中心，“天鹅之家”是活字印刷工人行会。

　　马克思来到布鲁塞尔时，“天鹅之家”的底层是工人活动的基地。1885年4月5日至6日，比利时工人党在这里成立。这里也曾是拥有200多名会员的德国工人协会的所在地，每周三和周日在这里聚会两次，周三学习文化和知识，周日则举办音乐会等娱乐活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常利用周三的学习时间宣传他们的无产阶级思想和理论。马克思会讲德语、英语、法语和希伯来语。马克思讲课有时候采取“对话”方式，一问一答，效果非常好。布鲁塞尔警察局的一份秘密报告写道：1847年至1848年的新年夜，马克思和夫人燕妮在此度过，燕妮弹奏钢琴并演唱。燕妮经常陪伴马克思参加工人会议，与马克思的战友甚至对手争论。每当马克思完成一段文字就读给燕妮听，然后再商量修改。可以说，燕妮对马克思的许多著作的完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天鹅之家”后来几经易主，分别成为酒店、小食店和餐厅。最近的一次在今年3月。记者曾在“天鹅之家”一层餐厅就餐。餐桌铺设白布，属于中档以上餐厅。餐厅大门左面墙上悬挂着一幅马克思的“标准照”，下面小小的铜牌上刻着“卡尔·马克思”。店主并未特意打出马克思的招牌招揽顾客。在西方国家，民宅属于私有财产，许多名人故居最多钉块标识而已，新主人有权自由安排使用房舍。据说，当年马克思喜欢选择在“天鹅之家”一层左面角落喝咖啡、抽雪茄，或独自思考，或与恩格斯等人讨论问题。“天鹅之家”见证了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潮起潮落，也见证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 

　　威尔梅尔什说，长期以来，人们给“天鹅之家”赋予《共产党宣言》诞生地的“地位”。实际上，《共产党宣言》与“天鹅之家”没有关系。《共产党宣言》主要是马克思在野树林和伊克赛尔区居住期间构思完成的，大约在1847年年底至1848年初。《共产党宣言》完成两个月后，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

　　威尔梅尔什说，马克思去世虽然已经有100多年了，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仍然具有生命力。比利时有所马克思主义大学，每年暑假和寒假组织来自比利时各地的劳动党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运动同盟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培训，有时候一期就有300多人。

4.人民宫

　　从大萨布隆广场前行几百米就来到人民宫旧址。直到1965年，这里还矗立着由著名新艺术设计大师霍尔塔设计、1898年建成的人民宫。人民宫里有会议大厅、小型会议室，还有书店、面包店和其他商店。

　　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是，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秘书处就设在这里，而20世纪第二国际的主席是比利时工人党总书记爱弥儿·冯德维尔格。人民宫成为共产党人、工人和革命者聚集的地方。1902年，比利时爆发全国总罢工，一些被警察打伤的示威者被抬到人民宫救治，警察甚至冲进人民宫殴打示威者。1903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在人民宫召开大会，列宁出席了会议；在伦敦进行的第二阶段会议上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自19世纪末以来，任何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活动都与人民宫有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前3天，第二国际秘书处在此召开会议。爱弥儿·冯德维尔格、让·若莱斯、罗萨·卢森堡等均聚于此，谴责帝国主义企图发起的战争。他们的讲话引起大游行，国际歌响彻天空。但让·若莱斯回到法国的当天就被民族主义分子枪杀。

　　现在，人民宫已经被改造，一家跨国公司成为大厦新主人。据说，某工会组织租了大厦的一隅，但形单影只，与当年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时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

　　离开人民宫向老城方向前行，路过一家百年老店。这里曾是一家小吃店，马克思、恩格斯与比利时进步党人汝特朗律师，以及其他的比利时革命者曾在这里讨论成立一个旨在团结全比利时进步人士的民主协会。

　　当时，比利时有一位叫雅克博·卡茨的人，名气比马克思还大。卡茨年轻时就在纺织厂做工，后来成为中学教师，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社会主义者。鉴于当时的工人不识文断字，他就编排了戏剧到工人区表演，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与黑暗，因此成为比利时当局眼中“最危险的人物”。正是这位卡茨在1848年1月9日与马克思一起，在大广场附近的“监狱”街口的民宅中成立了民主协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场可以容纳百余人。马克思在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民宅对面就是“朋友街”监狱。民主协会会议后不久，比利时当局决定将马克思驱逐出境，马克思和燕妮就关押在这所监狱。当时的比利时是避难者的天堂，20%的布鲁塞尔居民来自周边国家。马克思在抵达布鲁塞尔之后，曾做出不从事政治活动、专心研究经济和社会学的承诺。但比利时当局是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一位社会活动家的，将马克思的各种活动一一记录在案。

　　在驱逐的前夜，警察将燕妮与妓女关押在一间牢房。当时的西方社会等级观念十分强，将贵族出身的燕妮与妓女关在一起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次日，马克思和燕妮被驱逐的消息没有引起轰动，而将贵族与妓女关押在一间牢房却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甚至有议员公开谴责内政部和司法部。最后，警察局不得不开除拘捕燕妮的警察以平息事态。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