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能量网 | 飞鹰展翅——东北老航校风云往事

东北老航校建设场景。

马拉飞机转场。

老航校筹备期间，向东北老乡购买马车上的飞机轮胎。

东北老航校收集到的飞机，机体已经破败不堪。

排队给飞机轮胎打气。

抗美援朝时的刘玉堤和他的03号战鹰。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17架各式战机接受检阅，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

一年之后，这支以缴获的战机等为基本装备的初生空军队伍，便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年轻的中国空军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共和国的飞鹰，从此傲视长空。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是这些飞鹰的摇篮。他们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飞。这里，是中国空军梦开始的地方。

空军梦的种子

军事领域有个流传甚广的“三军定律”：五年陆军，十年空军，百年海军，用以对比海、陆、空三军建设难度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间。

“十年”，对抗美援朝时的中国空军来说是奢望。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次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投入实战。此时，距离中国空军成立仅仅一年多。

即便是加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中国空军此时也只有5岁。

但是，东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军的摇篮，其实也是空军梦的一个硕果。梦想的种子早已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八一南昌起义还要早。

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遥远的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的种子。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乾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后留在苏军服役。比他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到1946年东北老航校成立时，校长就是常乾坤，王弼在不久后任政委。

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空军都只是一个梦想。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接触到的都来自敌人空军，来自头顶上落下的炸弹或是扫射。

其实，早在红军时期，红军就拥有过飞机，都来自缴获。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俘获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国民党侦察机，将其命名为“列宁号”。可惜短短的一年后，红军离开鄂豫皖，“列宁号”也被深埋地下。

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攻取赣州，缴获了两架小型侦察机，其中能飞的那架还被送到了瑞金。说来也巧，缴获这两架飞机的是红11师，原师政委在赣州之战中牺牲，原32团政委、22岁的刘亚楼火线继任师政委。刘亚楼，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

全面抗战的烽火熊熊燃起，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之后，常乾坤和王弼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启程回国。他们到达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这里既是他们回国的途经地，也是党组织最初安排的目的地。此时有一个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举办的培训班，43名来自红军和八路军的学员正在这里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

党组织派常乾坤和王弼到迪化，是想安排他们在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培养党的第一批飞行员。

当时的新疆督办是军阀盛世才。

盛世才早年出身东北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后辗转来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势力的角逐中，能独占鳌头，一枝独大，主要因为他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为取得苏联的信任，盛世才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斯大林为了拥有一个稳定和亲苏的西南边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为这层关系，盛世才表面上对中国共产党很亲近，甚至还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和统战关系下，延安曾与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陈云、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

在苏联的资助下，盛世才组建了一支航空队，党组织希望通过这支航空队培养飞行员，盛世才也痛快答应。

当然，盛世才的算盘很精明，他才不会白给中共培养飞行员，条件是中共帮他向苏联要飞机、要经费，飞行员培训出来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队服役。

按说，常乾坤和王弼，一个是在苏联空军服役多年的资深飞行员，一个是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机务专家，他们给盛世才的航空队做教官绰绰有余，但盛世才却将他们拒之门外。盛世才帮中共培养飞行员，是以这些人要为己所用为前提的，常乾坤、王弼这样的“红色教官”却不是他想要的。

常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处盘桓了两年，只能在休息时间给中共“委培”的学员们补补课，开开小灶，却一直没能进入航空队的学校。1940年，他们俩终于奉调回到了延安。也正是这次调动，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把每一颗螺丝都投入到卫国战争中，再无暇顾及盛世才。紧接着，蒋介石派宋美龄登门拉拢盛世才，双方很快达成一系列协议。盛世才“有奶便是娘”，从此委身蒋介石，与中共决裂，陈潭秋、毛泽民惨遭杀害。

而新疆航空队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学员，刚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或机务的学业。对他们，盛世才还是惦记着能为己所用，可是这批学员们的态度极为坚定，有人写诗明志：“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

盛世才指挥不动他们，却又舍不得杀，更舍不得放，于是就先软禁，后关押。直到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这批学员才被释放。他们先到延安，后到东北老航校，最终成了人民空军起飞时的骨干力量。

延安工程学校

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从迪化辗转回到延安。刚到延安，他俩就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

十几年前，常乾坤和王弼受党组织委派去苏联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空军梦的种子，现在，这两颗种子已经开始萌发。这个计划凝结了他俩多年来追梦蓝天的心血，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由自己的航空技术专家，为党中央提供的第一份比较全面、系统、详实的空军建设计划，意义深远。

常乾坤、王弼的“红色空军”计划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热情鼓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要有决心和耐心。同时，他还风趣地说：我国历史上也有个王弼，和你同名同姓，他是个文人，你是个武将。你这个武的要争取胜过学文的。

建设空军的决心，中央是有的，毛泽东为何特意说要有“耐心”？其实不难理解。自飞机发明以来，特别是飞机应用于战争之后，空军可以说站在航空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双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常乾坤、王弼对此也有着明确认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俩主张将培养航空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进而，他们建议在延安筹建航空学校。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航空学校。筹备工作就由常乾坤、王弼负责。

他们在陕北的丘陵沟壑中四处奔波勘察，最终把校址选在了安塞县城西的一条山沟里，几排土窑洞就是学校了。机场则选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

选调学员也在同时进行着。

当时选拔飞行学员的标准，看上去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要求也低得多：中共党员，军龄三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但即便是这样的标准，最终入选者其实也是千里挑一，乃至万里挑一。

后来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的英雄飞行员刘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选中的学员。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击伤9架美军战机，曾创下一次战斗击落4架敌机的战场纪录。

被选为飞行学员时，刘玉堤年仅17岁，是358旅侦察参谋，多次完成过潜入鬼子据点的侦察任务，经历过百团大战的锤炼。数千人的358旅，只有两个飞行学员名额，刘玉堤“有幸中了一彩”。在这之前，刘玉堤也想过自己能“飞”，不过那是发狠赌咒一样的设想。

参军三年，刘玉堤经历过几次敌机轰炸，两个最要好的战友，在轰炸中牺牲于自己的眼前。在一次电视台采访中，刘玉堤回忆：“敌人飞机来了，就把我的通信员脑袋给打穿了，哎呀，好可怜，很生气，我非常生气的。我们没有空军，陆军就老叫人家欺负，因为束手无策啊，最后只好拿着机关枪对着它打，打半天打不着。那时候觉得，哎呀，敌人飞机忒可恨了，等我要能上去就非打它不可。”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飞行学员，多数都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参加学习。他们在原部队，个个都是“兵尖子”，也是部队首长的“心尖子”。358旅虽然只抽调了两个兵，时任旅长张宗逊也舍不得，但军令如山。他和旅政委李井泉亲自给刘玉堤送行，千叮咛万嘱咐：“好好学，学出个模样来，上天杀敌立功！”

1941年4月6日，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正式开课。王弼任校长，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和他们一样在苏联学习过航空的刘风、王琏等当教员。刘玉堤等一百余名各部队选调来的优秀战士是学员。

这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一切都还是空白。教员和学员们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修整校舍、清理场地、砍柴开荒……

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刘玉堤这样高小毕业生上初级班，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基础课有太多要补。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由留学过苏联的教员教授航空理论。比如发动机专业的熊焰，他在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学习，却冲破国民党封锁闯到延安。

工程学院所有的学习都是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一是因为延安没有实物教学的条件，二是工程学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可以援助飞机和接收学员留学。

但是这个承诺很快被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打破。工程学院刚刚成立两个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再无力兑现援助承诺。而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变本加厉，以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其后方基地。

为渡难关，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刚刚成立的工程学院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不久又把抗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学员被分到各个大队，从事生产劳动。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队队长，副队长是刘风。而常乾坤，因为“俄文水平与苏联教官没有两样”，被任命为军事学院俄文工程队队长。

不过，虽然工程学院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但其人员构成仍保留下来。这一批空军梦的种子只是短暂“休眠”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开始生根发芽。

1945年10月，常乾坤受命赴东北创办航校之际，任弼时对他说：“只怪那时条件太差了，这个航空工程学校不得不并在抗大三分校里。那些学员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

常乾坤说：“有些学员后来学俄文，有的当了农业合作社的主人，还有的当了木匠、铁匠，有的去赶大车……”

任弼时笑道：“把这些木匠、铁匠、农业社主任，都带到东北去吧，到那儿办航校去。”

刘玉堤当时就是所谓的“木匠”。不只是木匠，他还在铁皮加工厂干过白铁工、电焊工、钳工，样样学得精熟，随便拿一块铁皮就能敲出个茶杯，搬个树桩就能打成板凳。这倒是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飞行学员选人的眼光之准——未来驾驶战鹰搏击长空的英雄，这点儿心灵手巧、一学即会的本事自然不在话下。

一天，一个文工团员找刘玉堤做二胡。刘“木匠”和他玩笑，故意“拿大”，说这可要等些日子。文工团员就说，我用一个好消息跟你换。你还想不想学飞行啦？航空组都已经成立了。结果，刘玉堤丢下手中的活计就往校部飞跑，哪还管什么二胡。

放出去的鹰

这是抗日战争转入反攻的1944年，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下成立了航空组，由王弼、常乾坤任正副组长，原工程学院的教员们任组员，原来的学员们也有不少像刘玉堤一样回归了本队。

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但极少有飞机起降，设施早已破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乘坐的飞机第一次降落这里时，一个轮子陷进了墓穴，机身侧斜，发动机的螺旋桨都撞地折断了。

延安新机场就在原址扩建，这在延安可是件大事，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参加了劳动。

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黏土掺拌成“三合土”铺筑。虽然简陋，但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1945年8月20日下午，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极为紧张，开着吉普车疾驰机场。

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那是一架由6名汪伪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这些汪伪起义人员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九九”式双发运输机、汪伪政府的“建国号”开到了延安。

这架飞机到延安后马上改了名字，按起义日期命名为“820号”。换上了八路军土布军装的6名起义人员，也抛弃了原来的名字，以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的新名字是蔡云翔、于飞、张华、顾青、田杰、陈明秋，他们开创了驾机起义、率领敌伪航空人员投奔革命的先例，很快成为党的航空事业的开拓骨干。

“820号”刚到延安就出了彩。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隘的山谷低飞，把传单花瓣一样撒向会场。“我们有飞机了！”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

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冷静地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

8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校。

日寇侵占东北14年，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兴建了大量厂矿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它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单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光是机场就有160座。

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

延安炮校校长朱瑞，留学苏联多年，炮兵专业出身，是八路军中为数不多的专业兵种将领。他本已被任命为军委副总参谋长，却主动申请辞职降级，要“干炮兵，专一门”，带着炮校1000多人一头扎向东北。

朱瑞带着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两手空空地来到东北，两年时间，一支手握700余门火炮、15万余发炮弹的强大炮兵部队横空出世。朱瑞因此被称为“中国炮兵之父”。

朱瑞同样对创建人民空军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到东北后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炮兵学校校长等职务，负责指挥民主联军后方机关、部队和炮兵、工兵、装甲兵、航空兵、总部同苏军之间的交涉联络等工作。

在朱瑞的直接领导下，东北民主联军先是成立了航空总队，后建立东北老航校，朱瑞分别兼任过总队长和校长。

当时担任东北老航校副教育长的蒋天然说：“航校的筹备工作是朱司令员一手操办的，他亲自到各地去为我们挑选飞行员和地勘人员……如果不是朱司令的魄力与耐心，航校一时也办不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司令员是我军第一个航空学校的创始人，也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创建人。”

这是后话。先说王弼等人，接到了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组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

“820号”派上了用场。航空组近水楼台，王弼带着蔡云翔、刘风、陈明秋等人，9月2日就乘着“820号”第一批直飞东北。可惜，“820号”中途出了岔子，在张家口机场加油时，飞机起落架断了一个，不能再飞。正好晋察冀军区在张家口组建航空站，把王弼留下来临时当了一段时间站长。蔡云翔等人则改由陆路继续赶赴东北。

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在魏坚带领下启程了。魏坚过去在湖北搞地下工作，又曾受党派遣到国民党航校学飞行。他原本是王若飞的秘书，准备随行去参加重庆谈判，因为筹建航校而被换了下来。没想到，王若飞和叶挺乘飞机回延安时遇难。魏坚后来说，建航校让他捡了一条命。

眼见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却只能干着急。因为俄语好，他正担任着外事联络和翻译的工作，一时脱不开身。其实，中央领导早看出了这位中共最早的飞行员的心思。

叶剑英和任弼时两位中央领导约见常乾坤，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赴东北。任弼时说：“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

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地就是一句：“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

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提笔给组织部门打报告要人。后来的中国空军传奇飞行员，这才搭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

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叮嘱：“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

不只是周恩来，常乾坤临行的这几天，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

赤手空拳去创建航校，常乾坤知道困难会很多，也有这个准备，但是，他和十几万出关的大军一样，真的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日本人的遗产

十几万大军从各解放区星夜兼程向着东北进发。所有人都满怀期望。最先抵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部已经发回了消息：“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可是，到了东北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

国民党开足马力抢占东北自不待言。他们有火车、汽车、飞机、轮船，海陆空并进，比共产党部队的两条腿要快得多。

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在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武装的态度上几经反复。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上讲，苏军与共产党武装应该更亲近。最先出关的冀热辽军分区部队确实得到了关照。冀热辽军分区部队进驻沈阳，迅速扩军，苏军还支持了一批缴获自日军的武器弹药。

但是很快，苏军的态度因为苏联的国家利益发生了转变。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要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陆续进入东北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不能再以八路军、新四军的面目出现，而且要撤出沈阳等东北城市。至于原本说好支援的武器装备，苏军则彻底变了卦。

当年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的伍修权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过记述：“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明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放10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谁知那时苏联害怕美国指责他们支持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怕担引起美苏关系恶化的罪名，两周以后又临时变卦，通知我们说那批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给我们了，由于他们害怕美国，出尔反尔，弄得我们很被动。新枪没有到手，原来的枪又留下了，部队上下都埋怨。”

枪尚且如此，更何况是飞机、坦克、大炮。

埋怨不会有什么结果，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向来不缺自力更生的方法。

朱瑞直接找到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再三交涉，没有结果。他转回头给部队下令：“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园”。通俗的说法，就是发动大家去“捡洋落”。

苏军接受了驻中国东北日军的投降，控制了他们的武器装备，但还有大量的日军武器被丢弃在战场和溃退的途中。这些武器苏军根本顾不上，取用自便。这时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部队最主要的“武器库”。

先期抵达的航校筹备人员，就和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们一样，分散到东北广袤的白山黑水间，四处寻找着他们需要的装备。

不过，航校筹备人员的运气要好得多，最早抵达东北的曾克林部，给他们送了一份比装备器材珍贵得多的大礼——人，准确的说，是一支人员基本完备的日军飞行队。

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被苏联红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摧垮。日本宣布投降后，关东军所属部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四处乱窜。

在沈阳，日本第2航空军第4教练飞行大队也乱成了一团。这本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部队，拥有一批资深飞行员和教官。队长林弥一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兼飞行驾驶教官。林弥一郎想带部下从朝鲜逃回日本，在逃亡途中被曾克林部包围。

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诸多战争中，曾留下了太多有关“战俘”的悲惨故事。林弥一郎率领部下逃亡，也是出于对成为俘虏的恐惧。但共产党部队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彻底放了心，最终缴械投降。

40多年后，林弥一郎写道：“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

林弥一郎飞行队投降后，曾克林知道“捡了个宝”，马上上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朱瑞等“东总”高层领导自然深知这支飞行队的价值，亲自约见了林弥一郎，晓以大义，说服他协助建立航校。后来林弥一郎逢人便说：“收编我们的领导是朱瑞司令。”

其实，就在那次会面时，林弥一郎还对共产党人做了一次试探。他指着伍修权腰间的手枪说，能不能把这个送给我？

一个刚刚缴械投降的日本战俘，却索要胜利一方高级将领的配枪，这本身就是个非分要求，更何况在这样的场合，他拿到枪会不会威胁“东总”高层的安全？

但是伍修权有胆有识，展示了共产党人的胸襟，马上解下配枪递到林弥一郎手里，说，这支枪从长征到现在，我一直带在身边，今天就送给你做纪念吧。后来，伍修权还回忆过这支手枪，那是他在第三次反“围剿”时的战利品，随身十余年，感情很深。但是用它来换林弥一郎之心，伍修权舍得。

林弥一郎后来也回忆过这个场景，深为折服：“我看着他的眼睛，让我感觉他相信我。”

林弥一郎从此开始心悦诚服的合作。他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林保毅”。他所率领的飞行队加入东北民主联军，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待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这支飞行队成了最主要的教学力量。

家底

1946年3月1日，吉林通化，通化二中操场上，600多名官兵队列严整。10时，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何长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我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

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创办航校，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没有足够的飞机和航材。在航校建立的前后，筹建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的工作作为一项主要任务。

到东北老航校正式建立时，这里已经拥有各种飞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车。这是东北老航校以至于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

看上去，这份“家底”还算厚实，但这只是账面上的数字，货真价实的底数可不算好看。比如那120多架飞机，能飞的只有20多架，还是把所有飞机上的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凑出来的。

中国空军的首任司令员刘亚楼曾说：贺龙元帅是靠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是靠破铜烂铁创建空军。

用“破铜烂铁”形容东北老航校最初的飞机和设备，甚至都不算夸张。

从1945年10月，王弼带着第一批筹建航校的同志到达东北开始，到1946年5月，半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到达的航校创业者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捡洋落”。正值东北严冬，大家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奔向东北各地。

起初，大家以为侵华日军在东北建了大量机场，应该能找到很多飞机，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完好的日军飞机，基本都被苏联红军作为缴获搜罗走了，那些无法起飞的飞机，多数又被当地百姓搜捡了一遍。飞机轮胎变成了马车轱辘，飞行表变成了家里的时钟，甚至连很多飞机的蒙皮都被扒走。这还不算，东北被日军侵占14年，当地百姓把这些年的仇恨也发泄到这些被遗弃的飞机上。

航校的创业者们说自己是“破烂王”，倒也并非虚言。他们从深山老林挖掘出被日寇掩埋的航材；从荒芜的机场搜集起一桶桶航油；在乡野追踪老百姓的马车，换回车上的飞机轮胎；残破不全的飞机，仍当宝贝一样用马车拉回去。

从东北各地搜集来的破旧飞机。除几架“九九”高级教练机损坏程度较小，简单修复一下可以使用外，其余的全是些破烂货。有的没有起落架，有的没有螺旋桨，有的“五脏六腑”全被掏光。

面对这些破烂不堪的飞机和简陋的维修设施，工程机务人员没有退缩，夜以继日地充当着飞机的“医生”。

在维修工作中，他们就地取材，采用种种土办法，千方百计搞好维修。修理飞机蒙皮没有铝板，就用白铁皮代替；没有亚麻布，就用白布代替。缺少飞机零部件，就东拼西凑，把几架同型号飞机上的器材集中使用；缺少飞机机轮和螺旋桨，就采取轮换的办法，几架飞机合用；飞机加油，没有加油车，就用小铁桶一桶桶的灌；机轮充气，没有冷气瓶，就用自行车气筒，由许多人轮流打气；东北气温低，发动机起飞前需要加温，没有加温炉，就烧劈柴加温；每天飞行前要起动发动机，没有起动车，他们就用手摇摇把起动……

靠搜集敌方的飞机和航材起家，在世界空军史上绝无仅有。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就用这样的“家底”，垒起了人民空军的基石。

与此同时，东北老航校招收学员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展开。

东北老航校的招生标准和当年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院并无二致，却遇到了更大的“选人难”——部队都在前方打仗，从哪里招收学员呢？

恰在这时，抗大山东一分校的1000多名学生来到了通化。这简直是航校学员最合适的“苗圃”。他们年轻、政治觉悟高、有文化基础。东北老航校计划招生120人，从这些学生中“十里挑一”还挑不出来吗？结果还真没挑出来。

在一番并不专业的脑体检测之后，1000多人里只有105个勉强合格。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张积慧等就出自这批学员。

很多学生被卡住，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这些身经百战的抗大学员，竟是百病丛生，沙眼、皮肤病、疟疾、营养不良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如果当时的体检再严格一些，他们当中会有更多人失去飞上蓝天的机会。比如林虎，因为以前战斗负伤造成严重脱肛，还患有慢性肠炎。因为当时没有这类体检，他“幸运过关”。

刘玉堤和王海，这两位在几年后的抗美援朝中威震长空的英雄，到1946年夏天才来到东北老航校。

王海在临沂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品学兼优，是作为干部团的一员加入到奔赴东北的大军之中的。他到丹东给大部队打前站，被当地领导一眼相中，要留下他在丹东工作。那时候东北正缺干部，王海虽然年轻，留在地方工作官职也不会低。但王海坚决选择了航校。这才有了后来抗美援朝中赫赫有名的“王海大队”，有了后来的人民空军第五任司令员。

刘玉堤原本是跟着常乾坤第三批赴东北筹建航校。路过张家口，队伍得到了一辆卡车，人多坐不下，常乾坤带一批人乘车先行，刘玉堤等步行，结果途中遭遇战火被挡住了。刘玉堤等回到张家口，找到在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盘桓了将近一年。这一年他倒是没闲着，和同样滞留在那里的原延安航空组的同志，利用几架破飞机学习了飞机构造和飞行理论。刘玉堤还拿下了机械师的毕业证。

等他赶到牡丹江，常乾坤看他有机械师毕业证，想安排他干机务。刘玉堤不答应，一门心思要学飞行。常乾坤拗不过他，最终答应了。只是，那时候航校的第一期飞行班都已经驾机实飞了，第二期也早已开课，刘玉堤这个五年前就被选中的飞行学员，只能插班到第三期飞行班。

入秋，被盛世才关押了数年的新疆航空队归来了，他们从西到东跨越祖国疆土，万里迢迢来到了东北老航校。

在延安，刘善本加入远征的队伍，与他们同行。这位抱着“航空救国”之志留学美国学习驾驶轰炸机的原国民党王牌飞行员，看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毅然驾机起义，飞赴延安。

一批又一批从全国各地涌向东北战场的青年学生、优秀战士也来了。东北老航校的教员和学员不断充实、壮大。

雏鹰的羽翼

东北老航校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长夜风雪吼欲狂，衣单被薄镀银光；‘冰窖’里边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这首航校学员写的打油诗，生动地反映了航校的艰苦生活条件，同时也体现了航校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因为战事原因，东北老航校数次搬迁，越搬越隐秘、越偏僻，也就越艰苦。

航校搬到东安后，校部在一个日军的破兵营里。窗子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为了挡风御寒，只好用木板将窗户封严，然后再糊一层旧报纸。即使这样，房里还是有许多冰霜。

说是住在“冰窖”里并不过分。冬季的牡丹江和东安一带，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气温常常在零下40℃左右。警卫战士站完岗回来，浑身冰雪，眉须皆白。诗里所说的“团长”，是说团紧了身子取暖。

飞行员待遇高，有空勤灶。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学员们也有——每周一顿米饭，平时只能是粗粮。这待遇也是有实飞之后才有。后来经“东总”特批，每人每天能发两个鸡蛋，就算是“飞行补助”了。

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束缚住飞行学员们的“翅膀”。没有飞行服，就穿军衣飞行；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做成简易帽；没有风镜，就用普通玻璃磨制成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子装上稻草代替；没有航行图，就用白纸画；没有航空时钟，就用手表、闹钟代替，有的同志在飞行时为了掌握时间，在胸前挂着一个闹钟……

但是，东北老航校还是遭遇了三个“意想不到的困难”：学员学不懂理论、没有航空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后来有人评价，这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岁月的三大“死穴”。

共产党人哪有“死穴”！

飞行学员们虽然要求有文化基础，但平均学历也只是高小毕业。深奥的飞行理论，对他们无异于“天书”。比如流体力学中的“柏努利定律”，教员讲得满头大汗，学员听得满头大汗，课后一问学了啥，学员脸一红：“白努力。”

常乾坤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靠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只要下功夫一定能学会！”

航校给学员们补文化课，让他们普遍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这也应付不了深奥的飞行理论。怎么办？死记硬背！对那些公式、原理，不要求学员们知其所以然，硬记下来“知其然”，会用就可以。学员们“生啃”理论，教员们加强实物教学，学员们听不明白也能看明白。

没有航空汽油，就用酒精替代。航校的机械师们反复试验，把酒精纯度提到95%以上。灌进飞机油箱。虽然启动后黑烟茂盛，但真的把飞机飞起来了。后来，东北老航校干脆建了一个酒精厂。

没有初级教练机，这可找不到替代品。不只是初级教练机，东北老航校也没有中级教练机，仅有的几架高级教练机，还是修修补补拼凑出来的。

那就直接飞高级教练机！林弥一郎看着害怕，学飞行要循序渐进，跳过初级、中级直接飞高级，和没学会走就要跑没什么两样。这是拿生命冒险。

怕冒险就不飞了？东北老航校等不起。蔡云翔第一个驾机试飞，给学员们做示范。

从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到1949年12月停办，短短的3年零9个月，东北老航校培养出了一百多名飞行员和四百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所有的飞行员，都是跳过初级、中级，从这几架高级教练机直接起飞。

他们的跳跃还不止于此。一年后抗美援朝战争中，平均只有100小时飞行经验、喷气机不过飞了一二十个小时的这批飞行员们，和美军有着数千飞行小时的王牌飞行员，在蓝天上拼起了刺刀。

初生的中国空军“一鸣惊人”，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

共和国飞鹰展翅，傲视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