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信明,湖北大冶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由战士逐渐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华东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为人民空军后勤保障事业发展呕心沥血。1955年,乔信明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难忘的战场“考试”
乔信明出生在一个矿工家庭,1927年,叶挺独立团打到大冶县,18岁的乔信明就开始做北伐军宣传团的工作,从中明白革命的道理。第二年,他又参加了当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队,1930年参加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1933年10月间,乔信明调闽浙赣苏区工作,此时,国民党十万重兵开始对闽浙赣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在一次次反“围剿”斗争中,方志敏等省委和军区领导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积极主动的外线作战”与“迅速扩大根据地外围区域”的重要性。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闽浙赣省委常委会就制定了“保卫基本苏区,创造新的苏区”的战略方针。1934年3月,方志敏等率红十军在乐平境内设伏,乔信明奉命带领82团进入伏击阵地准备战斗。他担心自己实战经验不足,造成整个阻击战失利,正在左思右想时,得到刘畴西要他前去的传令。
方志敏和刘畴西等红十军首长都在山上,一边察看地形一边讨论着。乔信明一到跟前,刘畴西就大声招呼:“你来,你来,出个情况给你处理,看你这个团长合不合格。”说完,问题如连珠炮般提了出来:如果敌人来多少人,分几路,正面进攻,该如何处置?如果敌人从另一面主攻,正面佯攻,该如何处置……
乔信明对刘畴西并不陌生,早在中央红军学校时,他是学员,刘畴西是政治部主任;到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工作时,他是团长,刘畴西是军团长。因此,尽管问题来得又快又急,乔信明还是很快定下心来一一作了回答,看到刘畴西微眯起眼露出笑容,他知道“考”得不错。一旁的方志敏见状打趣道:“你们到底是校长和学员呢,还是总指挥和团长?”对于这个问题,乔信明心中早有答案:要永远做他们的学生,学习他们的革命品质、领导才能和战斗指挥艺术!
方志敏最后任命的红军指挥员
乔信明与方志敏相识较晚,他从中央红军学校调闽浙赣苏区工作,已经是1933年10月了,到1935年1月底方志敏在怀玉山落入敌手,两人交往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但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乔信明一到闽浙赣苏区工作,方志敏就找他详谈,在工作安排上考虑发挥他的专长,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分校任政治队队长,抓好军队的政治教育和训练。方志敏对红军学校教育工作非常重视,坚持每周两小时到校授课。乔信明讲课,方志敏也常去观摩,认真地对他的教学提出意见,并不断给他下达新的教学任务。
1934年2月,乔信明调到前方主力团87团任团长。在攻打贵溪的战斗中,乔信明右脚被子弹打穿,枪伤感染严重。医院院长无奈,向闽浙赣省委打报告,准备为乔信明截肢。在院长找他谈话时,乔信明心情异常沉重:在这样出生入死的时候,革命战士怎么能没有腿?但革命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等来消息:省委不同意锯腿。方志敏亲笔指示:药在根据地买不到,可以到白区去买。为落实此事,方志敏亲自安排红军总医院采办主任李长先到白区买药。一向生活俭朴的方志敏为此特地杀鸡送行,并千叮咛万嘱托。过后,又给红军总医院院长邹思孟写信,要求他主刀手术。诸事安排妥当,方志敏仍牵挂着这件事,不几天就风尘仆仆骑马赶到贵溪探望伤病中的乔信明。
1935年1月底,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大部队被包围在江西省玉山县境内的怀玉山区,部队越打越少,敌人的包围圈也越缩越紧。危急时刻,方志敏把部队集合成一个团,任命乔信明为团长,要求他把部队带上怀玉山高峰,尽一切可能隐蔽起来,保存革命力量。这是方志敏生前任命的最后一位红军指挥员。怀玉山突围失败后,部队被打散,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先后被俘,乔信明也在几天后的战斗中昏迷过去,落入了敌人手中。在江西南昌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乔信明见到了方志敏。方志敏机智避开敌人的严密监视,给乔信明送了三次信,要求他教育难友“在狱中要以列宁同志为榜样,为党工作,坚持斗争,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方志敏牺牲后,乔信明按照方志敏的指示,组织狱中党支部,领导狱中斗争。
在担架上坚持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经徐特立营救,乔信明结束了三年多的牢狱羁押。1939年10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成立,乔信明任纵队1团团长。1940年5月下旬,叶飞率新四军挺进纵队转移至通扬运河北岸的郭村地区休整,广泛开展民运工作,扩大自卫队伍。郭村是江苏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的防地,“二李”对新四军驻扎郭村疑虑重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挑拨和拉拢,对新四军态度很不友好。1940年6月24日,李长江扣押新四军谈判代表,并于次日向挺进纵队发出最后通牒,限三天内撤出郭村。挺进纵队召开干部会议,分析形势,决定采取积极防御的战法,保卫郭村。
1940年6月28日,李长江指挥13个团的兵力围攻郭村。此时,留守郭村的只有乔信明率领的1团加上纵队特务营共4个营的兵力,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面对强敌,乔信明指挥部队沉着应战,依托交通壕顽强坚持一整天,打退敌人轮番进攻。但是,如果再对峙下去,我军必将失利。乔信明根据当年在抗日先遣队作战的经验,向纵队首长建议向南打开一个缺口,迅速打破被包围的局面,得到纵队领导一致赞同。7月1日凌晨,乔信明和政委刘先胜各率1个营向扬泰线出击,击溃李长江部3个团,打通了与吴家桥地区的联系。随后,在其他增援部队的配合下,乔信明又率部火速赶回郭村,从敌人侧背猛攻,最终取得郭村保卫战的胜利,此战被陈毅称为新四军“东进序曲”。
郭村保卫战后,乔信明又参加了著名的黄桥战役。他亲率1团1营“擒贼先擒王”,直捣顽军独立6旅旅部,号称“慓勇善战”的中将旅长翁达自杀。黄桥战役胜利后,乔信明腿伤加重,下肢瘫痪,但仍坚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乔信明到上海治病,竟奇迹般重新站立起来。1959年夏天,乔信明把他亲历的斗争故事写成长篇革命历史纪实小说《掩不住的阳光》,后来还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再现了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革命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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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信明夫妇
手稿
《掩不住的阳光》简介
小说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被俘同志的狱中斗争为主线,讲述了在北上抗日途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遇国民党军队伏击,师参谋长赵天明等被捕同志在狱中目睹了方志敏不畏威逼利诱、英勇赴死的革命气概。根据方志敏临终指示,赵天明成立秘密党支部,开展狱中斗争,直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重返抗日战场。作为方志敏最后岁月的见证人,作者以纪实小说的形式真实再现了那段历史。
记者 路艳霞
今天,空军后勤部原副部长乔泰阳将和哥哥、姐姐、妹妹一起赶往父亲的出生地湖北省大冶市,捐赠《掩不住的阳光》一书。
乔泰阳的父亲乔信明是开国将军,作为方志敏狱中最后岁月的见证人,他曾和妻子于玲一起于1959年写就《掩不住的阳光》一书,这是惟一一本由亲历者回忆方志敏最后岁月英勇斗争的纪实小说。然而,小说手稿尘封了50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于今年年初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临行前,乔信明的次子乔泰阳将军在家中为本报记者讲述了这个横跨几十年岁月的传奇故事。
见证方志敏狱中最后岁月
2009年4月3日,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在南京召开纪念乔信明将军百年诞辰会议,乔家子女准备了一本名为《纪念乔信明将军百年诞辰》的画册,这本画册记录了乔信明的一生。乔泰阳说:“我父亲曾是方志敏的师参谋长,他所在的是策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而做出巨大牺牲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的部队在江西玉山县怀玉山遭遇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坚持战斗,浴血奋战、弹尽粮绝,乔信明等坚持到最后不幸被捕。方志敏也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在南昌军人监狱,当时军团级的干部都要被敌人杀害,而团以下的干部将被处以有期徒刑。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方志敏想方设法,多次秘密指示乔信明组织狱友开展斗争。在敌人就要杀害方志敏的时候,乔信明收到了方志敏秘密传递来的字条,上面写道:“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从此失去了为党努力的机会。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要认识,你们能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幸福的!努力吧!……”
正是这些难忘的独家经历为乔信明、于玲夫妇此后的创作提供了最宝贵的素材。
最早雏形是一部电影剧本
乔信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担任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和方志敏在一起的最后岁月他一直念念不忘。乔泰阳回忆道:“从小就知道父亲是伟大革命家方志敏的部下,可以说我们是听着方志敏的故事长大的。”
不光是孩子们爱听方志敏的故事,方志敏的夫人缪敏更想了解丈夫在战斗中和狱中的情况,乔信明于是多次通过书信往来,回忆自己所知的点点滴滴。他还多次写文章,回忆如何在方志敏领导下开展狱中斗争。
1957年,解放军建军30周年,总政治部发起“解放军30年”征文活动,乔信明接到了约稿信,他写成的《回忆方志敏同志》一文登在了《解放军文艺》、《星火燎原》等书刊上。1958年,在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组组长的王昊等人的协助下,乔信明夫妇在回忆文章的基础上创作电影剧本,这部剧本叫《狱中斗争》,有五六万字。
《狱中斗争》转到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吴金风的手中。1959年2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做了书面回复:“《狱中斗争》感到很有基础,希望转请乔信明将军将它修改定稿,寄给我们出版为幸。”
这年夏天,乔信明一家去黄山度假,在孩子们眼中,父母和王昊叔叔一起,是去修改剧本了,他们并不知晓此行父母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一本画册引出一部长篇小说
谜底的揭开已是半个世纪后了,那本名为《纪念乔信明将军百年诞辰》的画册竟是揭开谜底的一把钥匙。
2009年5月,这本纪念画册被乔信明的长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带回了北京,他很快将画册送给了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小津(陈丕显之子)。陈小津一眼发现了画册中电影剧本《狱中斗争》的封面,他顿时来了兴趣。“这个剧本应该拍成电影呀!”
但拍摄计划并不顺利,影视圈中有些人更多从赢利角度来衡量剧本价值,因为怕亏本,没人敢接。陈小津和乔家兄弟商量:“不搞影视剧,先发剧本。”
乔泰阳说:“我们在整理出版电影剧本时想再充实内容,而且想采用一些回忆录和采访记录同时发表。”为了找到更多的一手材料,他们想起了50年前和父母一同上黄山的王昊。
2009年12月中旬,乔泰阳和夫人来到了86岁的王昊家中,王昊离休前是总政文化部文化体育处处长。“王叔叔,您有没有采访我父亲的记录?”“泰阳,我采访时没有记录,那时候不准记录,记了就不准采访了。”乔泰阳的心凉了半截。
就在这个当口,老人家突然冒出了一句:“1959年上黄山那次,我们协助你父母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你知道吧!”乔泰阳很意外:“小说多少字?”王昊激动地回答道:“是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主要是你妈妈执笔。”
“手稿在哪儿?”“手稿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吴早文家里。”
“文革”中手稿藏身天花板
“爷爷奶奶写了一本小说,赶快联系上海文艺出版社!”乔泰阳火速电话联系在上海工作的女儿乔争月。
乔争月千方百计打听到了吴早文,但老人已86岁高龄,住进医院而且神志不清。乔争月又找到吴早文家里的电话,她听到了电话那头吴早文老伴的声音:“这个稿子在我们家放了30多年了。”
秘密在一点点揭开。1959年7月中旬至9月的黄山之行,因为有多年的准备,还有此前的材料和创作做基础,乔信明夫妇仅花了50天时间,就创作出40万字的长篇小说《掩不住的阳光》初稿。回到南京,乔信明立即将整理出版任务交给了王昊。但王昊联系了一些出版社,回答是等些时候再考虑这部作品。
1963年,54岁的乔信明将军因病逝世,手稿出版再次耽搁。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临,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凡是坐过牢的都被怀疑是叛徒,这类作品自然不可能出版。
这时,已经调到北京工作的王昊将手稿藏在了自家天花板上。“文革”结束后,王昊工作很忙,遂将手稿交给了老战友、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吴早文。可是吴早文分管的是“将帅传记回忆录”丛书,与小说《掩不住的阳光》的体例有些不符,吴早文只得将手稿珍藏在家中。
时光飞逝,2007年,吴早文已重病在身,他老伴给乔泰阳的大姐乔阿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吴早文一直牵挂这部手稿,经常拿出来看看。但他生活已不能自理了,希望乔家赶紧来人,把稿子取走。阴差阳错,这封信最终并未寄出。
但历经辗转曲折,这部在外流转了50年的手稿,终于要回家了。“2009年12月下旬,我女儿到吴早文家里取走手稿,平安夜送到了北京。”乔泰阳平静地说。
手稿陪伴母亲最后4天时光
手稿回家后,乔泰阳将手稿珍藏在自己身边,他向记者小心翼翼地展示了这件宝贝。
绿色帆布手提箱里,11本用白色粗线装订的手稿被放置得整整齐齐,那封吴早文老伴未寄出的信也躺在箱子里。手稿已经泛黄了,于玲的钢笔字秀丽、文静,红墨水笔涂改的痕迹还非常清晰。
一边展示宝贝,乔泰阳一边继续讲述着:“父母小说手稿回家的喜讯传遍了全家,陈小津也听说了,他说这是天大的事情,这是珍贵文物。”为了保护手稿,4台复印机开始复印书稿,6名打字员又将50年前写下的文字变成了电子版,这个过程耗时将近1个月。
2010年1月,母亲于玲突告病危,远在北京工作的乔晓阳和乔泰阳兄弟急忙赶回南京,那个装着手稿的箱子也拎上了飞机。坚强的于玲握着儿子的手说:“妈妈不会走的!”但说完这句话,于玲再也无法说话了,紧接着心脏开始了急剧衰竭。
在母亲生命垂危的关口,乔家子女决定,书稿不能拿给母亲看。乔泰阳说:“这箱手稿在病房里放了4天,虽然妈妈没有看见亲手撰写的手稿,但是毕竟这些手稿在与她分别半个世纪以后,又回到她的身旁,陪伴她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图书最终放入母亲墓地
几十年来,乔家子女只知道父母创作了《狱中斗争》电影剧本,却不知道又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乔泰阳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年纪尚小,随父母同上黄山只是自己贪玩,完全没有注意大人们做的事。”于是,在母亲的追悼会上,乔家兄弟姐妹发了誓:“一定要把手稿整理出版!”
“我看见母亲的笔迹就止不住流泪。”2010年大年初一,乔泰阳开始了书稿整理。他看完了,再将整理过的电子版传给远在南京的姐姐乔阿光,然后再让乔晓阳阅读。北京、南京之间的阅读整理传递,来来回回有3遍。
乔家子女整理完书稿还是不放心,分别找到3位军旅作家审阅把关,而其中的总后创作室主任周大新是乔泰阳的战友。“尊重原作、保留原有的创作风格。”军旅作家遵照乔家子女要求,认真点评指导。随后,周大新又把书稿推荐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著名编辑张鹰。
至此,在流转了半个世纪后,《掩不住的阳光》终于回到了当年约稿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今年清明节,我们按照母亲的遗愿,把她的骨灰安放在江苏江阴的一个革命公墓,那里有母亲当年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战友和乡亲们,这部书也放进了墓地,永远陪伴母亲。”此刻乔泰阳的眼中闪动着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