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逐渐恢复 人象冲突风险加大

大象在啃食庄稼。　云南省林业厅供图

极为珍稀的亚洲象。罗爱东摄

　　2011年10月18日，费兴旺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亚洲象的时间。

　　那时，距离费兴旺搬到云南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已有11年。费兴旺和200多户村民从滇东北的昭通大山包搬迁到此处，成为生态移民。

　　那次搬迁，是为了保护大山包的黑颈鹤。如今，费兴旺和村民们在江城又遇到了同样的困扰。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野象归来，人象之争不时出现。而且，大山包的黑颈鹤只是抢些吃的，而江城的野象“野性”更强，影响更大。

　　生态好转，吉象归来

　　人和象处于“混居”状态，人象冲突的风险逐渐加大

　　江城县整董镇滑石板村，已经成了当地的一个“景点”。从最初的三五头先遣部队，到十几头成群活动，这一带的亚洲象越来越多。到庄稼成熟时，“放眼望去满山坡到处都是亚洲象！”

　　“活生生的大象还是头一次见！”在江城，大象被当作吉祥的象征，看见大象预示着幸福将要来临。对大象归来，当地人发自内心地欢迎。

　　身躯庞大的成年亚洲象食量惊人，一头成年象一天要吃100公斤以上食物。“大象可聪明着呢，吃玉米会用鼻子扒掉外面的皮，吃芭蕉也只吃芭蕉芯。”费兴旺说，2011年大象刚来时，即便看到大象在啃食庄稼，村民们也不会上前驱赶。“反正政府会赔的嘛！”

　　野生亚洲象种群恢复、栖息地扩大之初，人象关系较为和谐。

　　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强和生态日益改善，消失多年后，野象终于再次在普洱开枝散叶。“先是独象探路，后是群象回归，象群在西双版纳各地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如今种群数量迅速增加，分布范围有所扩展，从最开始的思茅区南屏镇，已经扩散到思茅区其他地方、江城县和澜沧县。”普洱市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刘素彬介绍。

　　亚洲象曾在我国近半国土上栖息、繁衍。后来，云南成为我国亚洲象唯一的栖息地。到20世纪50年代，亚洲象分布于云南边境的西双版纳、普洱、德宏、临沧4州(市)，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野象逐渐从德宏州、普洱市境内消失，种群数量也下降到了170余头。

　　近年来，随着野生亚洲象保护力度增强，我国亚洲象种群数量逐渐恢复。据统计，目前云南省的亚洲象种群数量在300头左右，是保护之初的近两倍。

　　由于种群数量极少，野象在中国境内消失的风险仍然极高。“人口增长对栖息地的占用导致其生境丧失，以及人象冲突造成的猎杀等，是目前我国野生亚洲象面临的最大威胁。”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明勇说。

　　“农地、农田甚至村庄附近已成为其觅食地，村庄周边河流成为其嬉戏、活动场所，农地、农田附近的林地则为亚洲象提供了休息的空间。”让陈明勇有些担忧的是，亚洲象和当地居民目前普遍处于混居状态，人象冲突的风险正在逐渐加大，这对保护亚洲象提出了新的难题。

　　野象肇事，矛盾初现

　　不少人对亚洲象从好奇、友善，转变为厌恶、恐惧

　　亚洲象出现后，很快，费兴旺便发现麻烦来了——本以为亚洲象只是“到此一游”，谁知它们却和滑石板村民一样，在此扎下根来。

　　作为生态移民，滑石板村民懂得保护生态的重要性，也珍惜来之不易的小康生活。不过，亚洲象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村庄的发展轨迹：原本每年为每家农户提供上万元稳定收入的甘蔗田，在野象活动频繁的年份，将近2000亩出现绝收。

　　于是，每逢甘蔗收获季节，滑石板村便开始上演“甘蔗抢夺战”，面对野象抢食，村民抓紧抢收。

　　在政府引导下，村民开始转变种植结构，改种咖啡、澳洲坚果等经济作物。“咖啡、坚果大象不吃，但是生长周期更长，大象所过之处，这些经济作物损失更大。”费兴旺说。

　　根据保险公司的理赔数据，仅2014年，普洱市就因为亚洲象肇事损失粮食作物1844吨，甘蔗1418亩，经济林木28.1万株，芭蕉30.6万株。

　　偏低的补偿让村民高兴不起来。“橡胶补偿最高仅为一株25元，而一株橡胶的实际价值却至少两三百元，补偿不足实际损失的1/10。”江城县林业局副局长江东告诉记者，尽管普洱市通过野生动物公众责任商业保险的方式对野象造成的农户损失进行补偿，但因为资金所限，始终存在补偿标准少于实际损失的问题。

　　除了财产损失，还有更让群众担心的事：野象伤人。据统计，1991—2014年间，在西双版纳州，亚洲象总计造成44人死亡、273人受伤。在普洱市，截至目前，已累计造成11人死亡、32人受伤。

　　整董镇江边寨的野象监测员李德强告诉记者，2011年野象到村子之前，江边寨有100多人在村内劳作，如今仅剩20多人，其中有人是担心自身安全，选择了离开。

　　厨房排水管道被撞裂，房子周边的香蕉被踩得东倒西歪，澳洲坚果也被踩断。李德强家门前的河流是野象过江的地点，大半年时间会有野象活动。记者采访前夜，野象刚刚“光顾”。“这次损失不多，就不申报补偿了。”李德强说。

　　“心里担心，想想也恨，可是得忍。”费兴旺说，不少人对亚洲象的心理，已从欣喜、好奇、友善逐步转变为厌恶、恐惧，甚至仇恨。

　　野象往往昼伏夜出，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整董镇还专门调整了周五放学时间，专门设置了半天“象假”。“现在镇里中小学校放学时间提前到了下午2点，以便家长提前接送，确保家长和学生安全。”整董镇副镇长李锐超说。

　　人象和谐，难题不少

　　对野象的基础研究还很薄弱；村民损失补偿标准偏低

　　为了保护亚洲象，2009年我国建立了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种源繁育基地。南起“中国尚勇—老挝南木哈”、北至“中国勐腊—老挝丰沙里”的5个中老亚洲象联合保护区域，也为跨境保护亚洲象创造了条件。

　　在严厉打击之下，我国境内偷猎、故意伤害亚洲象的现象已经极少。不过亚洲象生存状况并不乐观。“栖息地丧失、破碎化，以及环境污染、农药、化肥等问题，影响了亚洲象种群繁衍与健康，使得亚洲象生存风险升级，并呈加剧趋势。”陈明勇说。

　　为了减少人象冲突，不少地方采取了建设围栏、防象沟以及食源基地等举措，可实际效果有待评估。“种的100亩食源基地，野象只去光顾了两次就再也没去过。”江东说。

　　陈明勇认为，目前国内对野象食性、习性、环境承载力等方面的基础研究还很薄弱。“目前野象栖息地容纳量、种群数量等都不精确，如果对亚洲象本身不了解，很难实现人象和谐。”

　　“人象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分布区重叠，野象属于大型野兽，人象生活在一起，免不了要出事。”陈明勇表示，解决人象冲突问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当务之急是减少野象伤人。

　　“政府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为象区百姓购买了农作物受灾保险和人身保险，但是定险难、补偿标准低，群众心里有情绪。百姓的生产生活还是无法完全保证。”江东说。

　　实际上，补偿不到位、不足额在野象活动区域十分普遍。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野生动物所造成的危害损失由地方政府埋单，而云南省及相关州、市政府受财力限制，无力全额支付补偿。

　　2011—2014年，因政府出资有限，普洱市承担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连续四年亏损，亏损额达2300万元。保险公司承保意愿逐年降低，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前景堪忧。

　　“江城生态好，能不能建个亚洲象国家公园？既保护好亚洲象，也让这里的群众能有稳定收入。”江东说。记者 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