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刘书才

　　少小报国灭敌寇

　　刘书才，1926年2月出生，河北任丘人。先后参加齐会战斗、陈庄战斗等，受到过毛主席接见。

　　1938年春天，一架日军飞机飞过来，家乡的人没见过飞机，都跑出来看。谁知道日本人投下了炸弹，村里两个人被炸死了。后来又有很多日本人来村子里杀人放火。

　　那年我12岁，个子虽然没有长枪高，但经家人同意，我参加了任丘鄚州游击队。那年报名参军的，最后很多都牺牲在战场上。你说后不后悔？保家卫国的事一辈子都不后悔。

　　后来我参加了齐会战斗，当时我是通讯员，任务是将营长的指示传达下去。那时候没有电话，只能靠通讯员传递信息。在战场上，敌人就离不到一公里，炮火连天，但我当时也不怎么怕，跟着老红军学经验，圆满完成了任务。

　　打日军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是游击战。晚上行军，一走就是一夜。当时年纪小，营养又跟不上，非常疲惫，只要停下来，坐着就能睡着。虽然辛苦，但是所有人都咬牙坚持下来了。

　　在陈庄战斗中，我们采取了伏击战术，经过6天5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不幸的是独立一旅参谋长郭征牺牲了。

　　1941年，我来到山西离石县山区催粮。为防止日军偷袭，我们天天转换驻地。我们的装备比不上敌人，但却能赢。为什么？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指挥，那时我就坚信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再后来，我所在的独立一旅，跨黄河、至绥德，接替在南泥湾开荒大生产的359旅，担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和黄河河防的任务。

　　本报记者 方 敏整理 

　　图①：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天，刘书才（二排左三）在陕北米脂县和战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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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孔才

　　相看白刃血纷纷

　　何孔才，1928年3月出生，安徽无为人。1941年加入新四军七师，参加了黄龙岗、攻克无为县城等战斗。

　　我家在巢县，当时日本兵很多，他们坏事做绝。我曾目睹日本兵刺穿一个男孩，狂笑着举到空中炫耀。逃难过程中，我看到有征兵的就参加了，那年我才13岁，加入的部队是新四军七师。部队里，我年龄最小，战友都保护我，只让做些挑水、放牛的活。在我主动要求下，老战士开始教我投弹、刺杀、射击技术。

　　1945年，巢县还聚集着数百个日本兵，他们构筑了坚固的堡垒。硬碰硬肯定占不到便宜，我们就打一枪换个地方，把敌人从巢县一路引到黄龙岗。老百姓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把馒头、小米粥运给我们充饥，大家同仇敌忾对抗日军。

　　沿路我们用火药和雷管自制地雷，埋在日军必经的路上，等鬼子进入埋伏圈便扔手榴弹、拉响地雷。到了黄龙岗，剩下的鬼子和伪军还有300多人，那场战斗我至今忘不了，战士们跳进包围圈跟鬼子拼刺刀，血流成河，我们死伤惨重，连长也身负重伤，但最终取得胜利，我右腿的弹孔就是那时留下的。

　　同年8月中旬，我们一路反攻，先后攻克无为县城及运漕、望城岗、雍家镇、陶厂等据点40余处，并一度攻入芜湖市区，歼灭日伪军近万人。

　　年少时难以忍受日军压迫而从戎，那是我一辈子最光荣的时光。最近看到电视上播放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报道，仿佛又回到那段峥嵘岁月，感慨万千，黑暗的一页早已翻过去，我很自豪在这个过程中尽了一份力。

　　叶 琦 韩 畅整理 

　　图②：新四军苏浙军区第3 纵队在天目山战役中缴获的重机枪。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谭 尧

　　一举击毙日少将

　　谭尧，1930年10月出生，广东新会人。随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成功营救美军飞行员、英军被俘人员。

　　1941年12月至翌年春，在沦陷后的香港，发生了一件中外瞩目的大事：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等800多名爱国人士，在日寇的严 密封锁下神秘“失踪”。几个月后，他们出现在抗日大后方和根据地。出色完成这项任务的，就是华南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1944年11月，我也有幸加入了这支部队，被编入“小鬼班”。上级给我们“小鬼班”的任务有三项：一是营救美军飞行员；二是营救英军被俘人员；三是搜集沿海敌情和气象。我们假扮成放牛、砍柴、贩水果、卖香烟、捡破烂甚至小要饭的，出入和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1944年圣诞节前夕，上级命令我与其他4名战友一起，化装潜入九龙深水湾英军战俘营附近。就在战俘外出做苦工返回途中，我们将6名押送战俘的日军射杀，成功解救英国战俘3人、印度战俘5人。

　　1945年1月16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伊根中尉和第三舰队飞行员克利汉少尉驾驶战机被击中后，他们跳伞降落在深圳大鹏湾附近。鬼子要抓，我们要救，战斗立即打响。我与战友们一边奋力阻击追捕日军，一边迅速搜索前进，将他们安全救了出来。抗战期间，东江纵队共营救了9名美军飞行员。

　　1945年1月，攻占东莞桥头镇后，日军一架发生故障的飞机，还不知道桥头镇已落在我军手里，大摇大摆地降下来。我们立即将飞机包围，与日军展开激战，一举将其全部击毙。后经查实，机上乘坐的是日本陆军少将安田利喜雄等8人。

　　本报记者 罗艾桦整理 

　　图③：1944年，深圳坪山，被营救的美国飞行员克尔（左一）与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左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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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法古

　　三发子弹拔据点

　　马法古，1923年10月出生，河北蠡县人。在冀中军区游击战中屡建奇功，曾被授予“神枪手”称号。

　　我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1943年被派到抗大陆军中学学习，在那里练就了一手好枪法。1944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冀中军区四十二区队当排长。

　　1945年夏天，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上级首长命令拔掉静海县王辛庄的一个伪军据点。这个据点背靠一条河，四个角上有碉堡，墙上有垛口、枪眼，易守难攻。接到命令后，我带队从三面包围此据点。

　　当时，一个敌人只露出半只眼睛从枪的垛口向外看，我“砰”的一枪就把他打中了。这让据点里的敌人慌了神，又有两人从垛口向外张望，我又用了两发子弹撂倒了他们。吓破胆的敌人再也不敢露面，直到天黑，见无路可逃，只得举手投降。三发子弹就拔掉了一个伪军据点，有人开始称我“神枪手”。

　　后来，日军疯狂地向根据地进行报复。我又奉命攻打位于大城县南赵扶村的一个日军据点。

　　日军5挺轻机枪架在村子西南角上的岗楼里，周围百米内老百姓的房子都拆光了。一名新战士被击中头部牺牲了，这更加激起了大家的满腔怒火。敌人头上箍着白布，中间有一个小红点，我就专瞄着红点下沿射击，一枪一个，一连打死6个。日军被打怕了，用土坯把枪眼堵死，枪也不放了。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座谈会上，我曾作为抗战老战士代表发言。今天接受检阅，我代表的不仅是我个人，更是千千万万和我共同战斗过的战友。

　　本报记者 赵 兵整理 

　　图④：冀中八路军开展地道战打击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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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昌

　　当兵当天上战场

　　王洪昌，1924年12月出生，山东莱州人。1943年4月入伍，历任胶东军区西海独立团四连战士、班长等职务。 

　　参军第一天，我就参加了战斗。按照惯例，新兵上岗，要吃面条。但面条还没顾上吃，我们就跟着部队去打日本鬼子了。当时鬼子进攻很凶，已经占领大 泽山的高家南山。我们那时没有机关枪，就组织步枪打排枪，每次跟喊号子“一二，打”，所有步枪齐开火，就这样把敌人硬逼了下去，撤出了大泽山。

　　还有1944年的一次战斗，那是胶东军区集中兵力打的几次大仗之一。进入反攻阶段，部队相继攻克旧店等地，随后，由13团——胶东最大的主力来 打大田据点。这里驻守着一个加强营的日伪军。13团在夜里发起攻击，打到后半夜，敌人坚持不住，向平度城方向狼狈逃窜。我们连队在平度城和大田之间准备打增援的敌人。

　　当天蒙蒙亮，司号员起来练号，发现敌人逃跑过来了，虽没接到命令，但情况紧急，他就地吹起紧急集合号，集合部队占领河沿。而这时敌人刚刚进入河里，没怎么作战，就缴枪投降了。我们100多人的连队，却俘虏了200多敌人。这场战斗下来，我们缴了敌人的枪，把旧装备全部换成了“三八大盖”步枪，真 正体会到了“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连队也成了别人口中的大盖连。

　　“河里的鱼儿呀，没有水就没有家，抗日的同志啊，没有咱老乡帮忙，就像没有了手足一样……”这歌，我到现在也不会忘。全民打鬼子，有了老百姓的支持，我们那时才能战胜困难，走向胜利。

　　本报记者 潘俊强整理 

　　图⑤：胶东军区第五支队在反“扫荡”中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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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中柱

　　苦战百天夺松山

　　刘中柱，1920年3月出生，重庆合川人。1944年任中国远征军第8军103师连长，参加过松山、大垭口等战役。

　　1941年，我在重庆当印刷工人，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虽未踏上战时陪都的土地，但密集的战略轰炸炸死了我的不少工友。抱着“与其这样窝囊死掉，不如上前线拼一下”的想法，我考上了黄埔军校。三年后毕业，被分到滇西的远征军第8军。1944年，我参加了松山战役。

　　1942年，日军就占据了松山，用工兵部队和大批泰国、缅甸民工，花费两年多时间，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式工事。敌人躲在碉堡里部署密集的火力网， 我军的屡次进攻都陷入敌人火舌弹网，进退皆难，牺牲惨烈。荣誉1师3团原想迅猛奇袭敌人主阵地，未料陷入敌人群堡的火力圈，拼命战斗一个昼夜，黎明回到原 地时已不足一班人。

　　由于战时正逢雨季，自然条件恶劣，很多战士都是病死的。几个月吃不上一顿正常的饭，经常全身淋透，湿衣服贴着皮肤自然干。为了守战壕，水壶里的水喝完了，战士们就从混着血水和淤泥的水坑里取水来喝，很多人都生了病，我也得了疟疾，一发作就打摆子。那时候年轻身体好，打摆子也不影响打仗。终于，在无数次的攻坚后，我们采取秘密挖掘坑道填埋炸药的办法，炸掉了敌人的中央主堡……

　　苦战百天，发起总攻9次，中国军队伤亡1.6万多人，终于全歼日军，夺回松山。松山战役拉开了滇缅大反攻的胜利序幕，成为扭转乾坤之战。此后，远征军势如破竹。

　　据新华社电 记者童方、吴文栩 

　　图⑥：在同古前线的中国远征军炮兵。 

　　图片来源：云南省档案馆 

　　吉瑞芝

　　父辈鲜血没白流

　　吉瑞芝，女，1932年11月出生，1952年参加工作，民族英雄吉鸿昌之女，曾任天津市政协常委。

　　1934年11月24日，父亲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我刚满两岁。他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影响了我一 辈子。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父亲诞辰120周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宣传父亲的抗战精神，就是为了让世人铭记无数抗战英烈为了民族独立、世界 和平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

　　1933年是父亲生命中最辉煌的一年。他与冯玉祥、方振武等人共同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二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父亲率部驱逐日伪，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又乘胜收复多伦，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

　　1934年11月9日，父亲遭逮捕。面对迫害逼供，他说：“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父亲被捕后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母亲把话筒递给了我。我说：“爸爸，你回来呀，我很想你！”父亲沉默不语。

　　父亲牺牲后，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很多荣誉，给予了崇高评价。我作为英烈子女，受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和这次阅兵，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家的飞速发展、军队的巨大变化。我想对父亲说：我们的国家强大了，当年您流血追求的事业、向往的好日子，现在都已经成为了现实，您可以安息了。

　　彭 波 田 硕整理 

　　图⑦：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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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柏森

　　敌放毒气照样冲

　　贾柏森，1924年7月出生，河北霸州人。1938年7月参加八路军，参加了百团大战、白晋铁路破击战等战斗。

　　在我的战斗历程中，最难忘的就是百团大战，这是全国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在第一阶段的正太铁路破袭战中，我所在的385旅769团，奉命坚守阳泉县狮脑山。

　　经过4个晚上夜行军后，部队主力抢占峰顶，从右侧向敌人发起冲锋。当时，我跟着教导员安顿后方人员，上山后却与部队失去联系，在左侧与日军交了火。在日军猛烈射击下，教导员不慎中弹倒地。我带领另外两名战士，依靠山上树木、石块掩护，居高临下，用仅有的几枚手榴弹、几十发子弹与敌周旋，3个人先后3次打退敌人进攻，直到山右侧主力部队成功击溃敌人。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当时百团大战的3次战役中，我所在的部队连续战斗了3个半月。

　　在榆辽战役中，面对敌人释放的毒气弹，我和战友用毛巾沾上水捂住鼻子，奋勇冲锋，成功拔掉了日寇的石匣据点，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作为一名百团大战的亲历者，我心中永远铭记着那些牺牲的战友。中国人民的腰杆硬了，别人说一我们不敢说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爱好和平，但是也不会屈服于威胁和侵略。当年我们拿着“三八大盖”“汉阳造”，打跑日本鬼子，如今有了这么强大的国防，更不会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本报记者 张 璁整理 

　　图⑧：百团大战后给战士佩戴光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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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树友

　　送吃送穿给抗联

　　荆树友，1931年4月出生，黑龙江省萝北县太平沟乡兴东村人，曾任东北抗联地下交通站交通员。

　　抗战期间，东北抗日联军在我家乡一带与日军周旋游击。村里秘密成立了一处窝棚交通站，为抗联传递情报、接送人员、运送补给。

　　我父亲荆成玉是交通站成员。我那时候八九岁，经常跟着父亲为抗日联军站岗放哨，递送情报。很多抗日名将从这里经过去苏联，赵尚志、陈雷等抗联英雄都曾得到过我们的帮助。

　　那时，东北抗联的战士缺吃少穿，非常艰苦。我每次送情报到山里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干粮全部留给他们，自己饿着肚子走一天回家。

　　1942年，抗联战士为了更有效打击敌人，借助黑龙江这道屏障，与日军展开周旋。当年9月，陈雷等抗联战士计划过江休整，但行踪却被汉奸告密给了日军。陈雷等人奋力突围，午夜时分到达交通站。简单休整后，陈雷等将无法携带的枪支交给我父亲藏匿。日本鬼子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他们抓走了我父亲， 对他严刑拷打，但父亲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敌人不甘心，又陆续抓走了37名村民，父亲和那些乡亲再也没有回来。

　　一年多后，抗联战士再度回到交通站，我带他们找到了父亲藏枪的地方，所有枪支完好无损。打那以后，我接替父亲继续为抗联战士们送吃送穿送情报。

　　我只做了一点小事，党和人民就给了我不少荣誉，还让我参加阅兵。能亲眼看到国家的强大，这是我最大的光荣，也是对父亲和牺牲的乡亲们最好的缅怀。

　　彭 波 高 冰整理 

　　图⑨：坚持在东北斗争的抗联将士。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陈家乾

　　敢死队员不怕死

　　陈家乾，1925年10月出生，四川邛崃人。1939年底参加国民党军，参加过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等战役。

　　1944年，一直觊觎长沙城的日军，三次攻城失败后，再次集结30余万部队，逼近长沙。

　　我当时所在的部队奉命依靠岳麓山山地进行设防。头顶有日军飞机密集轰炸，地面有坦克和小钢炮轮番轰炸。我们提前挖了一丈多深的战壕，阻挡了坦克和机动部队，但是如蝗虫般的日军地面部队，仍旧不断涌上。连日激战，阵地被打得稀烂，我们继续死守，没有命令不得后退半步，我不知道亲手杀了多少鬼子，也看到太多的战友倒在血泊里……

　　更惨烈的战斗还在后边。6月23日，衡阳保卫战打响。日军重兵围城40多天，守军几近弹尽粮绝，援军却迟迟未到。

　　必须与援军取得联系！指挥部决定成立一个加强营的敢死队，沿铁路线突围。抱着“冲一下，死也要死的伟大”的想法，我毫不犹豫报了名。日军火力很猛，一个连180多人冲锋，不到1个小时，就伤亡过半，两次突围均告失利。

　　拂晓时分，第三次突围开始，敢死队活着的人全体出动。日军见势疯狂射击，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子弹如雨点般迎面而来，我一边尽力躲避，一边奋勇还击，包围圈终于被撕开了口子！战后，我由中士被越级提升为中尉，并受到通令嘉奖。

　　70多年前，鬼子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我们才走上战场。现在国家富强了，中国人不再受欺负了，这是我们当年最大的心愿。

　　张 璁 张圣涛整理 

　　图⑩：衡阳军民抢修衡阳机场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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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式设计：蔡华伟　张芳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