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石幼女忆童年：爸爸妈妈是家里难得来访的稀客

1970年，北京。中联部“五七”干校从黑龙江肇源迁往河南沈丘，火车经停西便门火车站，子女被允许在车站与父母短暂相聚。左起乔凌、郁文、乔晓溪、乔石、乔小东、蒋小明。

纪念文集《郁郁乎文哉——怀念郁文》近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封面由乔石同志亲笔题写，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收录了郁文同志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 《联合晚报》当记者时写的新闻稿，以及后来发表在各种文集、报刊上的文章，下编是乔石与郁文的子女以及亲朋好友们怀念郁文的纪念文章。书中还收录了许多珍 贵的老照片，包括1949年郁文与朱德同志合影，1994年乔石70寿辰所拍全家福等。

《郁郁乎文哉》书摘精选：

妈妈是我心灵的避风港

乔晓溪

妈妈是我心灵的避风港2013年2月3日黎明前，我与家人早早来到北京西郊的八宝山公墓，等候妈妈的到来。天该亮了，但太阳迟迟不肯露脸，前几天一直晴朗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沉沉的，当灵车上路的信息传来，天上纷纷扬扬飘下了漫漫雪花。一定是上天感受到了我们沉痛悲伤的心情，也撒下了同情的泪花，与我们一起送妈妈最后一程。站在漫天风雪中，迎来妈妈的灵车，数以千计前来吊唁的人们和我们一起，一一跟妈妈作别。往事一幕幕如电影般，在头脑中浮现。

在家里四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哥哥姐姐们都说妈妈偏爱我。其实，我觉得妈妈关爱她所有的儿女，也许因为一些原因，我得到妈妈更多的爱，那是我心底最深的幸福和感恩。每个子女跟父母的缘分不同，妈妈与我，有着类似失而复得的情感珍惜，因为我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跟爸爸妈妈一点都不亲。

一、童年时和父母的疏离

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大炼钢铁的年代。那时爸爸妈妈在东北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工作。两年后，在我记事前，他们又奉调大西北，去参加创建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因为西北条件太艰苦，他们工作忙，妈妈身体也不好，我们兄妹四人被送到南京，由爷爷奶奶代为照料。小时候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爸爸妈妈的身影，只是在长大以 后，听妈妈讲起那时的一些情景：有一天，我们姊妹俩在家门口玩耍，远远看到难得回来探家的爸爸妈妈，风尘仆仆急切地向着我们走来，我们彼此窃窃私语，“咦，他们回来了”，却没有一个迎上去，投入他们的怀抱——那是他们最期盼的啊。在我们眼里，爸爸妈妈是家里难得来访的稀客。

因为对孩子的思念，也因为心中怀有不能守护在孩子身边的歉疚，爸爸妈妈就想利用有限的假期，多跟我们相处，包括晚上睡觉的时间，尽快消除孩子们对他们的生疏感。可是四个孩子，总不能都和爸爸妈妈一起睡啊，因此睡觉前会问我们：“今天晚上谁愿意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呀？”当时，最小的我，却第一个态度鲜明的表示，怎么睡都行（跟爷爷奶奶、或阿姨、或自己单独睡），“反正我不跟你们睡。”这些事，令妈妈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后来在她讲述这个情景时，我还能听出当年我的童言无忌，曾经多么强烈地刺痛了她的心。妈妈不能把我们留在身边，在当时有太多的不得已，而时间和距离在她心里留下深深牵挂的同时，却在我们这些孩子心里种下了陌生，爸爸妈妈心中的感受，以我当时那个年龄，是无法体会的。

我与爸爸妈妈聚少离多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1963年，爸爸妈妈调到北京工作，安顿下来后，根据当时有限的条件，先把已经上小学的大哥小明和姐姐小凌接到 北京同住。1965年，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才和二哥小东还有爷爷奶奶搬到北京。一家八口终于团聚，住在了一起。虽然这时已经与爸爸妈妈朝夕相处了，但 在最初一段时间，我的口头禅仍然是：“你们家”比“我们家”（南京的家）如何、如何不同。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与爸爸妈妈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生活，然而 还需要时日，来熟悉和接受新的生活环境。

这段时光非常短暂，我还未及完全认同爸爸妈妈的这个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爸爸妈妈先后遭到隔离审查，不让回家。后来又被双双“发配”到 黑龙江肇源五七干校。“文革”不久爷爷去世，奶奶有段时间去了大姑姑家，大哥初中毕业后去了延安插队，剩下我们三个小的，彻底没有了大人的管束，整天无所事事，与各自的小伙伴们，变着花样地“疯玩儿”，闯了祸，也无所顾忌。一般最拿得住孩子们的办法是找家长告状，在我们这儿换来的回答是“找去吧！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直到1970年，中联部五七干校迁址河南沈丘，我和二哥随爸爸妈妈搬到了河南干校。看着爸爸妈妈每天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地生活着，我第一次想到要体谅爸爸妈妈，不应该再给他们添麻烦了。

二、感受到爱

在“文革”那个疯狂、动荡的年代，尽管我们一家有四人在河南，但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并不多。爸爸妈妈又先后被安排去林场劳动，分别住在十几人一起的男、女集体宿舍，二哥去了沈丘县城上中学，留我一人，驻守新安集镇大本营的两间茅草屋，以便就近上小学。我自己一人住在只有纸糊的窗、没有门锁的茅草房里。妈妈非常担心，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一边为我打气、壮胆，一边教我挑水、生火、做饭，以及保护自己的基本技能。家里有一辆从北京带去的永久牌26型自行 车，学校没课时，我就骑上一个小时，去林场看望爸爸妈妈。白天，妈妈在地里干活儿，我就在一旁“帮忙”、添乱。晚上，就挤在妈妈集体宿舍的通铺上，俩人睡 一个铺位。在妈妈身边的那些日子，完全消融了我小时候的陌生感，那是我跟妈妈最亲密的时光。妈妈不会骑自行车，我就很逞能地骑车带她回家。遇到过水渠上坡 时，因为我人小，身体轻，又没有力气压住车把，车子的前轮常会离地翘起，被路人当耍杂技的看，“哈！一个小的，带着个大的”。

那段艰苦的岁月，因为跟妈妈在一起，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温馨的画面，也是在那段时间里，从小远离妈妈怀抱的我，终于有了机会，感受到妈妈深深的爱。也是因为这段患难经历，妈妈成了我生命中最亲密、最信任的人。

三、学习

1965年我到北京时，本是计划秋季入学，但是因为我生日晚，北京对入学年龄卡得严，没有上成，只得再等一年。妈妈看我在幼儿园学不到什么知识，就督促姐姐开始在家教我小学课程。一年后，我本该上学了，不想“文革”爆发，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在“文革”战火还没烧到我们家之前，妈妈鼓励我在家读书。记得那时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欧阳海之歌》。我读得慢，又时常贪玩儿，读到哪儿，书页就黑到哪儿。

“文革”两年后，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我终于踏进了小学的大门，刚刚入学就已算是三年级的学生。不久，爸爸妈妈去了黑龙江五七干校。当时姐姐管家，爸爸妈妈定期给他们写信联系。一天，我心血来潮，也胡乱划拉了几笔，寄去了我写的第一封信。期盼着妈妈的夸奖，收到回信，打开一看，我立刻被眼前所见惊呆了。妈妈寄回了我的原信，但是上面已经“面目全非”，娟秀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的布满了信纸，全是批改和点评，从书信结构，到用词造句，以及标点符号。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悟妈妈的用心，只感到无比气馁。后来我才渐渐体会到，就是在那样的艰难情形下，妈妈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教我学习。我也初次领教了妈妈严谨的文风，从此再不敢乱写。尽管知识有限，行文造句不熟练，但是，我懂得了必须努力认真地去学、去写。

1970年，我跟着爸爸妈妈去河南干校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当地小学因为师资、校舍条件有限，学生年龄、程度参差不齐，教室是按各年级学生多少来分。 四、五、六，三个年级的学生少，就被放在同一间教室，由一个老师教课。学生们“各取所需”，只要听好与自己相应年级的课程即可。因为反正也是坐在那里，我就所有课程都跟着学，一年下来，通过了三个年级分别要求的所有考试，等于连跳了两级，混到了河南沈丘新安集完全小学的一纸毕业证书。稀里糊涂，没学到多少 知识，就到县城上中学去了。

1972年，爸爸接到“暂时借调”回北京工作的通知。为了让我们尽早接受更好的教育，爸爸妈妈马上决定，由爸爸先带二哥和我回京上学。妈妈知道我那张小学毕业证里的水分，让我回到北京后，降一年，从初一上起。正如妈妈所料，即使这样，一开始我仍是跟不上学校的课程。最吃力的是英语，以前根本没接触过。还记 得第一次英语考试，我连蒙带猜，只得了37分。所幸妈妈半年后也回到了北京，马上开始帮我补习功课。后来我第一次在班上念英语，因为在妈妈这儿学的发音不 同，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其实我的小学，受“文革”影响，加上曾经因病休学一学期，课上得七零八落，加一起在课堂里的时间不超过两年。小学课程主要是妈妈 和姐姐，间错插空教的我。在“文革”那样混乱的大环境下，如果没有妈妈对我们教育的重视，想方设法，尽全力的帮助我补课，打下一定基础，就不可能有我以后 学业上的进步，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学术位置。

四、心灵上的关爱

1976年我面临高中毕业。虽然“文革”已近尾声，下乡插队仍是当时中学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有了几年来知青插队的前车之鉴，到了那时，大家都已知道，广阔 天地，下去容易，上来艰难，一颗红心，搞不好会被练得百孔千疮。于是很多学生的家长，各显神通，纷纷为子女寻找更好的出路。我们家里，也和每一个普通家庭 一样，有着同样的担忧和纠结。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又是女孩子，从小颠沛流离，营养不良，小病不断，爸爸妈妈为我的前途而担心。参军在当时是上上策，既神圣光荣，又无可非议。我们那一届同班同学中，正门加后门，先后一共有十余人参军入伍。对此，我除了羡慕嫉妒之外，是想也不敢想的。因为我知道，以妈妈的家庭 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上当时爸爸妈妈双双受冲击的身份，是不可能为当时的革命军队所接纳的。此前几年，大哥参军梦想的彻底破灭，就是证明。大哥是在已 经顺利通过个人表现与体格检查之后，被家庭政审不合格拉了下来，去了陕北延安山沟农村插队。从那以后，我们下面这些弟妹，再也没人敢奢望参军了。其次的选 择就是以自己或家人健康原因而留在城里。当时有个政策，父母身边可留一个子女，可是我们家因为姐姐几年前中学毕业后，已经留在北京工作，我就不能再享受这个政策了。万般无奈，爸爸妈妈有了给我办“病留”的想法。不仅因为我一向身体瘦弱，还有出于对女孩子安全方面的考虑。那时二哥小东已经下去插队两年，在当 地打开一定的局面，做了村里的电工。家里的想法是，如果我“病留”办不成，必须下乡，那就去二哥那里，跟二哥在一起，我也有个照应。知道了爸爸妈妈的想法，我马上就急了，年轻气盛的我在意的是不能在同学面前临阵逃脱。当时班里的同学已经议论纷纷：班干部们平时唱高调，关键时刻各找门路、借口，逃避下乡插 队。我也是班委之一。我当时只想，无论如何都要与大家同甘共苦。因此，我对爸爸妈妈一通慷慨陈词，最后表态：不管与同学们一起去插队有多苦、多累、多难，我一定要去。“是火坑我也跳了！”爸爸看我那么坚决，就说：既然你有这样的决心，那就去吧。下乡那天，妈妈陪我一起到学校操场集合，当一 切就绪，我爬上插队知青的卡车，准备出发时，我再次回头望向妈妈，竟意外地发现，一向不轻易表露情感的爸爸，不知何时也来了，爸爸妈妈站在人群中，一起默 默注视着我，为我送行。

其实，我们那时的插队，已经与初期老知青去黑龙江兵团、陕北山沟农村插队不同了。北京郊区的农村，物质条件比边远地区好很多。我有小时候在河南干校两年多的生活经历，现在干的那些农活，以及生活的艰苦，都难不倒我。也是因此，才敢在爸爸妈妈面前口出“狂言”。但是，我毕竟只是初次真正踏入社会，尽管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但是，真实的外部世界，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文革”后期的中国农村，也不是我们当年在河南沈丘干校时的状态了。干校时期虽然 艰苦，没水，没电，缺油，缺粮，走泥泞路，住茅草屋，物质条件比北京郊区差太远，但那时的人还是相当朴实的。当时在河南，地瓜是主粮，因为紧缺，为了让粮 食更加出数，当地一般的做法是，把红薯做成地瓜干，或地瓜面，加些地瓜秧，放在大锅里熬煮，连汤带水吃下去，能够喂饱更多人。那里的人们不舍得烤红薯，因 为太奢侈了！我一个外来的小孩，为邻居五保老人担水，她为了感激我，每次算好我放学的时间，为我送来刚刚烤好的、我最爱吃的烤红薯，那是从她自己有限的口粮里省出来的，再说烤红薯要几个小时才能烤好。可见那里的人忠厚，民风淳朴。我以为农村就是那样的，农民都是淳朴的。我忘记了，那时候我年纪小，尚不知愁 的滋味，也没有真正地进入社会，我仍然在爸爸妈妈的庇护之下，社会的风雨就算吹打到我身上，也只是零星点点。而现在，我要自己去经风雨见世面了。

我是在有200多知青的京郊农场插队的。不知我们这一拨人是否比较倒运，碰上了另类，总之，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北京城里来的知青有着莫 名的仇视，把我们知青当劳改犯般改造。记得第一天出工就来了个下马威，每人挖20个一立方米的深坑，挖完合格了，才允许吃饭。不到半天就累倒一片，所有人 的双手都布满了血泡。冬天没啥农活儿，那就修理地球，把山丘上的冻土用镐头刨出来，装上独轮小推车，填到洼地里。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农闲也不能让我们闲着了。劳动都是定量计件，谁不听话，就加量惩罚。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们，很快就被整得苦不堪言。当时我们16个女生，住在一间双排通铺的宿舍里， 每天收工后回到宿舍，大家常做的事儿就是给家里写信诉苦，然后等待和拆读家人的来信。身体的劳累、离家的孤独、想家的煎熬，一切辛酸，变成读信时的痛哭流 涕，往往一人开个头，宿舍里便稀里哗啦的哭声一片。我平时属于泪点低的人，看电影时，总会因为一些情节流泪，常为无法控制住眼泪而懊恼。到了这种时候，看到同学们悲苦的情状，也不由得心中戚戚然。但这次来插队，对我而言完全是自讨苦吃，来之前又跟家里立了军令状。现在面对这样的结果，以我倔强好胜的个性， 也只有哑巴吃黄连，不好意思跟家里抱怨的。就算写信也是报喜不报忧，再多的苦难，我准备自己扛着。

有一天，我也收到了一封妈妈的来信。同宿舍的姐妹们，只有我还没哭过，现在看到我有家信来了，大家不约而同望过来，要看看我读家信的反应，等待我这一场迟 来的痛哭！众目睽睽之下，我读完了家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非但没有哭，反而笑了起来。大家赶紧过来确认：这是你妈妈写来的信吗？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把妈妈来信的部分内容念出来。很可惜，我没能把那封信留到今天。从信中看，妈妈已经从别的知青家长那里知道了我们在农场的大致境遇，记得信里除了关切、问候，通篇没有任何悲切的文字，更没有一字的责难，全都是正面的引导、激励和鼓舞。妈妈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锻炼人 的意志；越是困难的环境，越是将来值得回味的经历。这些都是可贵的人生财富。妈妈讲道：我们长期住在城里的人，能有机会体验农民长年耕 作的不易、能有机会了解社会，是难得的人生体验。农村也有很多需要知识的地方，可以设法用我们已有的知识帮助农民解决相应的问题，让自己在农村成为有用的人。对于当初我选择去插队，说明我有勇气，她为我感到骄傲，相信我能从这样的经历中，学到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总之，妈妈从更高的角度，帮助我解除了当时 的困惑，并且引导我以积极的态度，化解眼前的困境。她对我的鼓励和正面的肯定，消除了我心中对自己自作自受的消极惩罚，转而焕发了昂扬斗志，让我觉得这点困难不算什么，我能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

这是一封与众不同的家信，因为我有一位与众不同的母亲。同宿舍的姐妹们都感慨地说：“你妈妈真伟大！”后来，我回到 北京，听家里人说起，妈妈知道我在那里受苦，夜里默默落泪，但她知道眼泪帮助不了我，唯有正面的激励，才能坚定我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决心。妈妈并没有像很多家长那样，去给农场领导请客、送礼，恳求他们对自己的子女手下留情。但她给予我的精神支持，教会我直面生活的挑战，即使在艰难的困境里，也能保持乐观和坚 强，这些都使我受益终生。这一年多的插队经历，的确使我更加渴望回到学校学习，并全力争取参加了1977年底“文革”十年后第一次的全国统一高考。曾经的 磨难，让我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从此，我在求知路上不停进取。

我们70年代成长的这一代，没有接受过爱情教育，谈情说爱在当时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男女生接近甚至被认为是“耍流氓”。因此，我在收到第一封异性表白的来信时，不但没有欣喜的感觉，反而在震惊、惶惑之余，感到莫大的侮辱。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纯洁友谊的亵渎。盛怒之下，提笔写出言辞激烈的绝交信。妈妈 听说此事后，与我谈了几次。她告诉我：对异性产生好感，并不是什么非分之想或十恶不赦的罪过，是青春期正常情感成长使然。即使我没有心动的感觉，选择拒绝情有可原，但是也应该注意不要伤害别人的自尊心。正是这样的疏导点拨，让我懂得了不仅要聆听自己的内心，也要学会尊重别人的感受。

1992年，我已在大洋彼岸求学生活了四年。由于学业、环境、家庭等问题上的种种压力，一度令我感觉非常无助、迷茫，几经挣扎，无以解脱，精神紧绷到濒临 崩溃的边缘。在百般无奈、无助之时，我想到了妈妈。当时我与爱人都在读书，仅靠有限的奖学金支撑我们的家庭，生活很是拮据。但我还是不顾一切，买了一张对我们当时来说可谓“巨额”的机票回国。到家后，跟妈妈聊起我的近况，后来干脆睡到了妈妈的房间。我对妈妈打开心扉，倾诉这几年来生活中的种种遭遇、酸甜苦辣。妈妈细心倾听着，理智地分析，帮我从一件件漫无头绪的琐事中，梳理出问题的根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一摆明，分清主次，原本心中一团乱麻的我，此时心 情豁然开朗。虽然妈妈没有具体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但是，我已经重建了信心，拥有了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面对和战胜生活的劫难。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日， 曾经让我的人生黯然无光，如果没有妈妈的支撑，我不知道能否顺利走出那个泥潭。妈妈是我的人生导师，她对我的深切理解和全心包容，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一如既 往的鼓励，一直伴随我的人生之路。妈妈在我心里，是不倒的航标和灯塔，在她母爱的慈辉里，生命充满了从容的乐观和积极的进取。

五、学医

我学医的专业选择，完全是受了妈妈的影响，也与那个年代的缺医少药，加上政治环境带来的风霜不无关系。妈妈年轻时饱受疾病缠身的痛苦，有了家庭后又很快添了四个孩子，常常因家人生病求医的困难而苦恼。为了生存，妈妈无师自通，买来一些通俗浅显的医书，常常藉此为我们“诊治下药”。后来，妈妈甚至买来注射器 及消毒器具，准备自己给孩子们打针。但是，试了几次，终因看着孩子稚嫩的肌肤，实在不忍下手而作罢。

“文革”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求医难度。大概是在1968年，经过连番数日的游行、陪斗、批斗，一天中午，爸爸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外面回来，进了洗手间。我们一家正准备着吃饭，突然听到洗手间里传来一声巨响，妈妈反应过来，马上跑了过去，但是门被反锁了，急切拍门的声音，没有换来里面任何 应答。正当妈妈试图让个子小、灵活的二哥，从厕所隔墙上狭窄的空间爬进去开门，里面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门被打开，爸爸面无血色，没有说上一句话， 又直直的朝着我们倒了下来。妈妈和我们怎么也弄不动他，后来还是爸爸躺在地上一会儿后，再次苏醒，在大家的搀扶下走了几步，接着又扑倒 在床上。把爸爸安顿在床上后，妈妈急忙赶出去求救。先去了大院里一位科班出身的医生家，不曾想，可能是为了与“走资派”划清界限，这位医生大人不愿意管。 妈妈无奈，接着去找另一位非科班但热心的医生，不巧的是她刚送别的病人去医院，还没回来。妈妈只好焦急地等在大院门口的必经之路，直至迎到她，请回家来。 医生看了爸爸的情况，说是失血性休克，得尽快送医院。爸爸被送到附近的复兴医院急诊室，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正当医生们讨论治疗方案 时，爸爸单位的造反派也闻讯赶到，先是宣读了“最高指示”，接着告知医生：他是走资派，属于“牛鬼蛇神”，重点审查对象，你们看着办。在那个一切由政治挂 帅的年代，有了这样的指示，医生只给予一般保守治疗，输上液，用了一些止血药，住院观察了几天。好在爸爸命大，在急诊室的候诊椅子上躺了几天，出血居然停 止了。病情稍见稳定，马上被请出医院。出院病历上写着：“患者单位来人，患者是重点审查对象，考虑出院。”后来才知道，爸爸之前已有黑色“柏油样”稀便数日，那是典型上消化道出血的征兆。妈妈为自己没有这个医学常识早点发现感到愧疚，也为爸爸差点遭遇不测而后怕。有了这样的教训，下放五七干校之前，妈妈首先买来了一本厚厚的《农村医疗卫生手册》，并按照上面的提示，备上她可以买得到的一些常用药物。

在我中学毕业下乡前夕，妈妈让我学些医学常识，除了自己生病时有用，也可以帮助周围的人。因此，我参加了一个课余“红小医”学习班，并去院里的医务室为别 人打针。这样插队时，谁有个头痛脑热，我也可以充当半个“赤脚医生”。虽然有了这么一点医学接触，我中学时期最喜欢的是数学，其次是物理及无线电。高考通过后报志愿时，我一心想的是报数学和无线电电子技术，妈妈非常希望我学医，细细给我分析各个专业的利弊，以及未来的需求和可能的职业走向。妈妈说我性格也 适合学医。而以中国多变的政治环境，我们的家庭出身情况，以及父母的工作性质，将来是否还会受到冲击，都是未知数。然而，作为医生，无论走到哪里，若能够帮助周围的人解除病痛，则会受到欢迎，因而受政治气候影响相对要小。妈妈的想法我无以辩驳，但我仍然不愿完全放弃自己最初的志愿。一如既往，妈妈充分阐述 了她的想法之后，并不强求，最后仍然尊重我，让我自己做决定。那一年可以报三个志愿，权衡利弊之后，我第一志愿报了医学院。心里的小算盘是，这次考得不理想，第一志愿肯定不够线，仅仅是为了满足妈妈的愿望，实际更希望被后面的两个志愿录取。然而，出乎我的预料，最后竟然被第一志愿录取了。或许冥冥之中，有个力量在助我去实现妈妈的意愿。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这个专业领域走下来，从最初的并非十分情愿，到以后越来越体会到从事这个专业的乐趣，更深深地感谢妈 妈帮我作出的这个专业选择。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看着自己的亲人即将逝去，却没有丝毫的办法留住她（他）。妈妈的匆匆离去，对学医的我更显得残酷，没能留住妈妈是我最大的遗憾。看过很多生老病死，也知道自然规律的无法抗拒，但是，我仍然难以接受妈妈已经离去这个残酷的事实。我自认足够的独立、坚强，也早已过了离不开父母庇护的年龄，但是，我仍然祈愿能有更多时间，在妈妈的膝下继续享受做女儿的幸福，永远拥有这份慈爱与呵护。五十多年的母女情缘，妈妈已经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我知道自己 不该奢求太多，但是，当妈妈轰然倒下，那巨大的失落仍然令我痛彻心肺。或许岁月流逝将会冲淡心中的痛，但是对妈妈无尽的思念、感恩，将伴随着我的余生。

最后一次走到妈妈的身边，趴在她的耳畔，告诉她我有多么的不舍，如有来世还望再做她的女儿，给我一个机会报答她的恩情。送走了妈妈，走出大厅，风雪已过， 阳光穿过云层，照在白雪覆盖的大地。望向天上微笑的太阳，那一定是妈妈在告诉我们，她去了更加阳光的地方，她又在用阳光融化我们心中的悲恸，她会一如既往，继续照耀着我们。

2013年9月

（作者是郁文的幼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