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能量网 | 刘家玺：“自入党那天起，就已把个人生死安危置于度外”

刘家玺：“自入党那天起，就已把个人生死安危置于度外”

■津云新闻记者　陈汝宁

１９３６年，１３岁的刘家玺随父来到天津，在河北省立第一中学（今天津市三中）求学。省立一中是天津建立最早的一所官立中学，五四运动以来，校园内一直不断接受新思想熏陶，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年少时的刘家玺不仅成绩优异、名列前茅，还思想进步、为人正直，深得师生信赖。

１９３７年天津沦陷，正在中学读书的刘家玺，深深感受到在日本铁蹄下生活的痛苦。１９４０年，日本教官进校，实行奴化教育，每周有４个学时的日语课，学生见了日本教师必须行９０度鞠躬礼。校方还奉当局命令，强迫学生为日军搬运军用物资，名为“勤劳奉仕”。学生活动受到严密监视、限制和校内外种种威胁。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刘家玺，深切感到救国救民的迫切，渴望得到解脱。因此，他通过与党领导的青年抗日先锋队接触，接受了爱国主义和抗日精神的影响，积极参加学校读书会活动，阅读革命书刊，追求革命真理。

当时，为了反抗日语教员、日本人柿崎进的蛮横压制，读书会决定在两个高中毕业班抵制日伪强制安排的日语考试。刘家玺和进步同学一起，在学校秘密串联，周密安排，负责联络实施。当试卷发下不到５分钟后，就有同学带头交卷，接着其他同学也都把胡乱答写的试卷扔在讲台上。不到１０分钟，两个班的学生都离开了教室。日本教员气急败坏地责令校长开除两个班的班长和他认为可疑的几个学生。在教务主任和其他老师掩护下，校长以他们是毕业班、几个班长功课为人都很好为由，给予婉言拒绝。

１９４２年７月，刘家玺高中毕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同读书会的石澎、于英、何朔等人一起去北平报考了师范大学历史系。读完一年级后，受时局影响，他认为不能再按部就班地读下去了，应缩短学时，及早投入社会实际斗争，于是他转考进入中华新闻学院学习。在学院里，他更加关心时局发展，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同班同学王若君很谈得来。王若君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工部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据王若君回忆：刘家玺在校是个“不声不响的埋头念书的人”，与他接触“言谈中看出他思想进步、爱国，对现实很不满”。由于刘家玺直接受到党的影响，了解了不少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在思想上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１９４３年２月，因急需记者，该班即行结业，刘家玺被分配到天津《华北新报》报馆当记者。

在天津《华北新报》报馆工作期间，刘家玺积极开展革命工作，联系了很多工作对象，团结发展了一批进步力量。入党后，他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执行党的指示，发展党的组织，坚持抗日斗争。１９４４年８月，中共渤海区天津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市内正式成立，刘家玺担任了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任天津临时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期间，每次开会，他都积极提出可行的方案。在一次开完会后，临时工委书记刘格平提醒他提高警惕、多加小心，他却从容说道：“我自加入党那天起，就已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于度外了。”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敌人在天津市内进行疯狂镇压。中共渤海区委考虑到刘格平在市内工作目标较大，决定调他回解放区。当时，刘格平等建议刘家玺去渤海区党委学习。刘家玺表示很愿意去根据地学习提高，但考虑到市内工作尚待发展扩大，请求组织同意自己留下再工作一段时间。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６日下午，两名日本特务突然到《华北新报》报馆找刘家玺，见了面不容分说便连推带拽将他抓进日本宪兵队。刘家玺被捕后，党组织得知消息，准备采取行动进行营救，但很快传来消息：由于叛徒出卖，刘家玺等四名天津临时工委委员分别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在狱中受尽酷刑，最后在敌人的电刑折磨下壮烈牺牲。刘家玺牺牲时，年仅２２岁，是遇难的临时工委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个。

来源：津云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