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坦克实验,摔断三根肋骨
“他不是在工作,而是在拼命。”这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车辆研究所原所长王天民对祝榆生的评价。
为了检验坦克各项性能,要在各种极端环境下进行试验。
据一位参与过这些实验的兵工科研人员介绍说,低温试验要去黑龙江的塔河,那里最低温度是零下49度,人站在风中,不论穿多厚,两分钟便会被冻透,整个人都是僵在那里,要等几分钟以后才可以缓慢移动。
夏天在沙漠某地做实验,细砂翻飞,眼睛、鼻子里都是砂屑,即使戴上口罩也不管用。装甲车表面温度是70度,热得可以煎鸡蛋。为了防止高温烫伤,实验人员要穿上棉衣,使皮肤不与热空气接触。
在南方某地做实验的时候,空气湿度达到95%,温度在40度左右,人站在户外,衣服一会儿就湿透,最好的办法是光着膀子。闷热,如同闷在桑拿室,但是为了试验,还是要坚持……
对于这些极端条件的实验场,祝榆生大部分都去过。年过花甲的老人,身有残疾,仍然和年轻人一样跑来跑去。
一次,在包头实验,祝榆生在宾馆洗澡的时候,突然摔了一个跟头,这一跤,摔得他直不起腰,同事劝他去医院,但是他依旧坚持工作。直到三四天以后才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断了三根肋骨。同事都劝他回北京治疗,但是实验还没有结束,问题还没有解决,他怎么能离开?
病床成了他的办公室,祝榆生躺在医院内批文件、听汇报,在紧要的时候,甚至是在别人的搀扶下,亲临现场解决问题。
会议持续二十多天,祝榆生就在包头苦撑了二十多个日夜。
“哪有这样的总设计师?”
王天民有时候很奇怪:“哪有这样的总设计师?”
祝榆生手握上亿元的科研经费,但有一些时候却显得很“抠门”。专家来评审,他不给买礼品,研究所欠电费,他也不肯分摊。在祝榆生的观念里:“三代坦克的科研经费就只能用于三代坦克的科研!”
祝榆生的办公室,坐落在北方车辆研究所内一个不起眼的小楼里,七八平米,还靠近厕所,很长一段时间内,屋内连空调都没有安装。王天民请祝榆生搬进新建好的机关楼,祝榆生拒绝了:“我在这里挺好的,没有搬的必要!”
司机陈明珠回忆,如果出差的事情与三代坦克无关,祝榆生都会交给自己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钱。“小陈,这次出差是自费,吃、住、行都是我负担,不准开发票!”
有时候,陈明珠也委屈,也会嘀咕几句:“您这次出差的确是与坦克研究无关,但我可是公差,为啥要咱们自己花钱?”这时候,祝榆生也会很负歉:“做我的司机,有时候是要受点委屈。”对于这样的情况,陈明珠其实早有心理准备,当年他被选为祝榆生司机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你当祝总的司 机,保证一辈子不犯错,但是,你一辈子也别想发财!”
祝榆生住在一套五十年代建成的住宅里,室内几乎没有装修,水泥地面,白粉涂墙,过着简单的生活。领导多次提出给他调换住房,但是都被祝老拒绝了。
2003年,祝榆生被聘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特聘科技带头人,每月补贴4000元。2005年,集团又授予祝榆生兵器工业科技发展终身成就奖,一次性奖励20万。但是,对于这些补贴和奖金,祝榆生再一次拒绝。
三代坦克之魂
祝榆生身为总设计师,他是中国三代主战坦克的灵魂。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三代坦克副总设计师王哲荣认为,祝榆生主要有三大贡献:
首先,祝榆生提出了“系统取胜”的设计思想;其次,祝榆生制定出了“技术上螺旋上升、运营上良性循环”的研制策略;再次,祝榆生确定了“出硬件、出软件、出人才”的研制任务。
在80年代初,三代坦克研究举步维艰。当时,国内的制造工艺、科研水平以及实验条件等,远远落后于国外先进水平,彼此差距是几十 年,如何赶超先进?祝榆生创造性提出“系统取胜”的理念,通过不同学科理论的集成、匹配,力求在火力、防护力等综合实战能力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准。
三代坦克设计从1984年开始,到2000年定型,前后16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如何一以贯之?经费与人员力量又该怎样保障?祝榆生的做法是分阶段、有步骤的进行科研攻关,力争自给自足。在一些关键技术成熟以后,直接应用于生产,出口外贸,获得效益。
三代坦克在定型之前,创下产值66.7亿元,科研成本全部收回。
在研发三代坦克的过程中,祝榆生带领团队改造工厂以及实验室,研发一系列应用软件与测试软件,培养出一批总设计师、分系统设计师、主任设计师,这些人才,现在大多成为我国坦克研发的中坚力量。
“三代坦克之父”,祝榆生当之无愧。
最后一次党费
因为身有残疾,每次出差,祝榆生都会很吃力,最麻烦的事情是如何换洗衣物。
据司机陈明珠介绍,祝榆生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安装了一个铁钩,盥洗时候,他会将毛巾、衣服等挂在钩子上,用一只手拧干。但出差怎么办呢?宾馆的墙壁也不允许钉钩子啊!
有一次,原三代坦克总师办主任傅宝玉与祝榆生一起出国。晚上,他去祝榆生的房间汇报情况,看见祝榆生正在洗衣服,那一幕,傅宝玉至今记得。祝榆生先是将衣服挂在暖气管子上,然后用牙齿叼着衣服的一角,再用另一只手拧、搓。
“尽管如此艰难,但他一定要亲力亲为,绝不麻烦任何人,这就是祝榆生。”傅宝玉这样评价。
2014年10月23日,96岁的祝榆生,人生走到了最后时刻,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子女提出了两个愿望:“替我再交一次党费,把我的遗体捐献给国家。”
司机陈明珠和祝老的子女们一起去咨询医生:“像他这样的年纪,遗体对医学科研是否有价值?”医生摇摇头,“祝老年岁太大了,身体各个器官基本衰竭,对科研真没什么作用。”
最后,家属们商量,还是保留骨灰吧,思念总要有所寄托。
如此,祝榆生的孩子们第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但是,他们还是把父亲的三万元积蓄作为特殊党费,上交给了党组织,这是祝榆生的最后一笔党费。
“死生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祝榆生走了,但他所代表的人民兵工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