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魂之歌血与泪 ：《义勇军进行曲》原创探访记（二）

孙氏三杰 赋歌举义

触摸寄托着抗日义勇军烈士心声的国歌的原始创作，笔者面前重现了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爱国主义历史：

在 抚顺市葛布区抗日烈士孙铭武将军的长子孙超老人家里，当着烈士后代家属的面，笔者采访了发现国歌原创的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抚顺市地方 史学会常务理事白凤羽。白先生含泪与亲属后代们忆起，当时88岁的孙超，老泪纵横地唱起了他当年参加义勇军时所唱的《血盟救国军军歌》。孙超清楚地记得： “这首歌是‘九・一八’事变后约一个月，1931年10月16日那天，父亲、四叔、还有张显铭，在抚顺清原县中寨子村孙家大院我们家创作的。我当年15岁 就在家里，最先学到了这首歌，因为我那时也参加了义勇军活动。”

孙超的儿孙们还证实，过去每当国歌响起时，就会经常听到老人哼唱《血盟救国军军歌》，说这是乃父创作的歌，而且还教他的孙子孙东旭学唱，要后人们不要忘记这首歌。

多 年从事历史研究与探索的白凤羽，被歌声和眼前情景震憾了，知道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当场一字不差地记录下了这首义勇军歌的歌词。遗憾的是他没带录音机，无 法录下老人所唱的这首义勇军歌的曲调。过两天当他再次登门去做补录时，不料却赶上老人正在出殡。说到这里，这位对历史情有独钟的、年过花甲的先生不禁潸然 泪下。

孙超的父亲孙铭武，原名孙述周，系满族镶黄旗人，1889年9月生于辽宁清原，早年毕业于兴京（今辽宁新宾）警官教练所，辛亥革命后参加辽东讨袁护国军，后加入张作霖的东北军，打过两次直奉战争和征蒙定边大战，军衔至上校参谋长。曾任直隶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

孙 铭武是血性汉子，在军阀连年混战中，他不知为谁而战，看到老百姓民不聊生，非常痛苦和气愤，1925年毅然退出军界，在沈阳开了一家名为“福兴”的小旅 馆，借以维持生计。从事党史研究的省社科院副院长王平鲁告诉笔者，孙铭武的勤务兵吕奎山解放后证实，当时的孙铭武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旅馆作为秘 密联络点从事革命活动（尚待证实）。

“九・一八”，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 战争，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孙铭武在沈阳目睹了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放下武器的东北军和城里的老百姓惨遭日寇杀戮、奸淫、殴打与抢掠，痛心疾 首，失声痛哭。第二天，他义愤填膺地找到老朋友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将军，要求起兵抵抗日本鬼子。黄将军告诉他：军队受命不得抗日，我支持你回家乡组织义 勇军抗日。

孙铭武在沈阳遇到清原县湾甸子乡留日学生、老友张显铭，各自悲述所见的日本侵略暴行。孙铭武说：“政府丢弃祖国大好河山和千百万同胞，我辈不能坐视亡国灭种无动于衷。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二人决定立即各自回家乡组织义勇军抗击日寇。

孙铭武回原籍后，首先向全家老小讲述了日军侵占东北的暴行和组建抗日队伍的决心。他说：“民族不可辱，国土必收复，杀身毁家何所惧，愿作抗日第一人！”全家一致赞成此举。

老四孙铭宸，字光烈，号觐庭，农村学校教师出身、时任县政府机关职员，率先表示愿意追随其兄弃职投笔从戎，参加组织创建抗日救国军，抗击日寇，收复大好河山，光宗耀祖。为此，他当场宣布改名为孙耀祖。

二哥孙铭久也义无反顾地舍弃家业及经营，凭借自己身手不凡的枪法，愿意跟孙铭武组建抗日武装，共赴国难。

为 筹措起义活动经费，孙氏三兄弟决定毁家纾难，典当了家产水田150亩，旱田30亩，还有15间孙家大院房产及车马，购买了枪支弹药。当时已是冬季，为给救 国军官兵御寒，他们还购买了800顶狗皮帽子、500双靰鞡及用来握枪的300付狗皮套袖和棉衣等，以备组建抗日武装力量之用。

孙氏三兄弟在清原、新宾、柳河、桓仁等县城乡，日夜奔走，招募义勇军。他们用亲身经历揭露日军暴行。觉悟的民众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参加抗日义勇军。同时，他们还收编了活动在辽东山区的各山林队武装。

孙氏三兄弟和张显铭决定举行起义。起义前，孙铭武接受孙耀祖提议：创作一首义勇军军歌，组织宣传民众起来抗日，鼓舞义勇军抗战士气。

不 久前，在辽宁清原县中寨子村，笔者见到了孙铭武副官、骑兵队长姜少泉的儿子、现年94岁的姜学儒老人。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起义之前事物繁多，为了 创作军歌，孙铭武特地将孙耀祖、张显铭反锁在孙家大院一间厢房里，交待他们两人放下一切事情，务必抓紧创作出一首军歌来。我那时在院子里玩儿，见到二人在 东房边喝酒边哼唱，一会儿说日语，一会儿说汉语，还用笔在纸上记录着什么。开始我奇怪家里怎么来了个日本鬼子呢？大人告诉我，你张叔是会日语的中国人，他 们在编军歌呢。我很好奇，趴着门缝看见两人并不像往常的表情，神色十分庄重、悲愤。”

采访国歌原创见证人姜学儒

为 了还原当时场景，姜学儒老人带领我们这些来访的人，来到村北已变成田地的孙家大院原址察看，回来又用笔在一张纸上工工整整地画出了原来孙家大院图形，还在 图上标出创作歌曲的那间东房。老人分明记得：“后来他们还在院子里教我们这些孩子唱新编的歌。过去的时间太久了，我现在也记不住曲调了，肯定不是现在国歌 的调子，但歌词很像。”说着，老人不由自主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豪气冲天的孙家大院。他记得，创作义勇军歌，应当是1931年10 月，起义前夕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姜学儒指认当年孙家大院旧址

2005 年采访过孙铭武儿子孙治国、现名孙超的白凤羽还告诉笔者，他不止一次地采访孙超，老人清晰地记得父亲孙铭武和他四叔孙耀祖，还有张显铭起义前创作这支军歌 的情形。当时89岁的孙超先生说，“我那年15岁，就住在孙家大院，知道他们编军歌的事儿。也听过、学过、唱过他们编的义勇军歌。后来跟随队伍，经常与义 勇军战士一起唱这支救国军歌，所以始终无法忘记。”

军歌编好开始教唱的第三天，10 月19日，孙铭武、张显铭、李栋材等400多人齐聚清原大苏河虫王庙。在庙前场地置起香案，孙铭武等人刺破中指，滴血于酒碗中盟誓。孙铭武置匣子枪于案 头，带头焚香对天盟誓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血盟救国，杀身成仁！倘我等若有贰心，子弹立穿我心。”

为 表明誓死抗日决心，他还用中指血写下“血盟救国军”5个字。当即，大家一致推举孙铭武为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他们严明军 纪，明确提出“抗日救国，爱民除奸，不动民间一草一木”的宗旨和纪律，宣布成立“血盟救国军”。接着，孙铭武、孙耀祖、张显铭带头高唱三人创作的义勇军 歌，为之取名《血盟救国军军歌》。辽东地区第一个举旗抗日的队伍，就这样揭竿而起，国歌的母本也就从此问世了！

姜 学儒老人还补充道：“起义那天打出了两面军旗，是孙耀祖媳妇用结婚时的红锻子被面做的。我那时不到10岁，跟着血盟救国军队伍欢蹦乱跳。直到后来，三叔孙 铭武和我的爸爸的体骨被车拉回孙家大院，停在院中央的碾子旁，我才懂得悲痛，落下泪来。我现在怎么也无法忘记，孙铭武蒙难那天孙家大院的情形。”

历史老人姜学儒与孙氏后代合影

据 史料记载，起义军威风凛凛，高举义勇军大旗，高唱义勇军军歌，几千老百姓闻讯前来助威。不久，血盟救国军首先占领了红石镇，并以此作为根据地。由于有了军 歌作精神支柱，加上宣布了铁的军纪，救国军越战越勇，所到之处受到百姓的热烈支持与拥戴，队伍很快就发展到1000多人，并多次打退日伪军的进攻。

血盟抗日救国军在辽东地区不断壮大，直接对日伪军在辽东的侵占构成了威胁，使他们恨之入骨。于是，日寇收买了原东北军军官、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命其剿灭抗日救国义勇军。双方在柳河境内激战一天，于芷山败退。

大汉奸于芷山见武力很难使孙铭武领导的救国军屈服，便采用卑鄙的欺骗伎俩来剿灭救国军。于谎称愿与救国军合作共同抗日，并让属下唐聚五、李春润等20几位军官联合签名为证，哄骗孙铭武到三源浦会谈。

孙 铭武信以为真，带200多人的卫队，来到了柳河县名为“打牛沟”的指定地点，很快发现已便被包围，此时方才知道上了于芷山的当。部下刘锡九劝孙铭武赶快脱 身逃走，孙铭武严肃地说：“我孙某素重人格，岂能临危苟行，惜一己安全，竟将部下抛弃不顾，于良心有愧，虽生何益，岂大丈夫之所为耶！”

孙 铭武立即给两个儿子写遗嘱：“治纲、治国二子知悉，父生年四十有四，时值国家变乱，余本国家军人，必须与国同难，故奋然抗日，号召民众救国，但不幸中途惨 遭挫折。父虽死于九泉已瞑目矣。再关于父之体骨，倘能回籍，暂不入土，必等国土收复，民众免遭灾难时，再为安葬，是余所嘱。”书写完后交给刘锡九。刘锡九 悲涕而退，借黑夜策马逃离险境。

当天午夜，于芷山部队闯入救国军谈判人员驻地，将孙铭武、张显铭等20余名将领一一捆绑,连夜拉到三圆堡西门外杀害。

孙氏兄弟二哥孙铭久，跟随老三孙铭武在血盟救国军里英勇善战，冲锋在前，。战斗中身负重伤，无法随军转战，只好隐蔽在老百姓家中养伤。闻听弟弟孙铭武遇难消息，他悲痛万分，仰天长叹：天不助我！1932年5月，孙铭久由于战伤恶化不治去世。

正 奔走各地宣传抗日、联络义勇军的四弟孙耀祖，得知三哥被害噩耗后悲痛欲绝，当众痛陈：“我兄壮志未酬身先死，山河依旧为倭奴，不赶走日本回东洋，我誓不为 人！”孙耀祖率余部500多人，加入受孙铭武爱国大义感召，由唐聚五、李春润带领起义组建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被委任为第六路军第六旅旅长，先后7次攻打清 原县城，杀伤敌军200余人，使伪团长邵本良受重伤。同时民众自卫军在沈清、沈海铁路沿线，不断袭击日伪军，使日伪军日夜不得安宁。

1932年夏，东北全境义勇军抗战形成高潮，队伍发展到30余万人。在近两年的抗战中，作战达200次左右，攻克县城达40余座，歼敌2.5万人。

1933 年底，寝食难安的日本关东军和敌伪军，集中兵力加强围剿，出动飞机大炮，极力剿杀义军。而义勇军却缺乏武器弹药和有效的配合，很快陷入被动和困难。在日伪 军强大围剿下、义勇军被各个击破，为时两年便基本解体。但是，东北义勇军的抗敌事迹，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为改变义勇军状况，孙耀祖赴京请令，通过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阎宝航引领，带着侄儿孙治平等人，往见张学良，并在北平抗日救国会组织的民众抗日动员大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讲演。每次讲演他都当众高唱《血盟救国军军歌》，让慷慨激昂的军歌在北平唱响。

在北平一个多月时间里，孙耀祖早出晚归，当众痛陈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他的演讲和歌唱，使在场的一些流亡北平的东北人士失声痛哭，他们高呼：“打倒日本鬼子！保卫中华！打回东北去，赶走侵略者！”

就这样，义勇军军歌在爱国民众和学生们中间开始传唱。依据这首军歌，田汉、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孙耀祖的行动受到北平抗日救援会、东北抗日救国会领导车向忱、阎宝行、栗又文、高崇民、王化一等的一致赞扬。

孙 耀祖在京的这些活动，不仅有治平侄儿一直在场目睹，后来也得到借住的阎宝航家女儿阎明诗的侧面记忆的印证。据孙治平生前回忆，孙耀祖在北平参加军事会议， 凭他当教师的口才和歌喉，四处演讲、唱歌。第一次在沈阳会馆演讲，他记得有阎宝航、黄炎培、竺秀兰、杜重远等名人参加。

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由“暗助”转为公开支持，并称赞孙耀祖的爱国行动。在张学良的授意下，唐聚五任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李春润任副总指挥，孙耀祖任总参议兼第四梯队少将司令官。王化一任第二军团总指挥。

1933年2月8日，孙耀祖受命以前方督导官名义，从北平出发，带着张学良拨给他的大批枪支和弹药返回抗日前线。他们化装成劳工，从天津乘船，准备到大连附近登陆。不料由于叛徒出卖其行动被日军得知，孙耀祖在返回抗日前线途中不幸被捕，投入日本关东军监狱。

孙耀祖在狱中备受酷刑，但坚贞不屈，痛斥日寇侵华罪行。不久，敌伪《盛京日报》等报纸上就出现了带有孙耀祖单人照片的抗战志士20人被害的消息报道。据说，是被日寇残忍地投入狼狗圈，被狼狗撕咬遇难的。

至今，国家图书馆保存的当年日伪《盛京日报》、《泰东日报》及《奉天每日新闻》等报刊上，可见大量刊载日本关东军为庆祝抗战将领孙耀祖被抓获处决，特地放假三天庆贺的新闻。

孙耀祖牺牲时41岁。随后日伪军又穷凶极恶地到处抓捕孙家的抗属，逼得已经无家可归的烈士遗属一大家人四处逃亡。

当年东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李春润临终嘱咐儿子从台湾来大陆树立刻有为孙铭武、孙耀祖《请恤文》的墓碑

义勇精神 涅槃长歌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我国东北三省后，又在华北大地上肆意横行。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起而抗日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许多知识分子、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有的甚至拿起武器奔赴华北。一些左翼的文艺工作者则拍摄了义勇军题材的影片《风云儿女》。

1934 年，田汉、聂耳开始为影片《风云儿女》作插曲，当时田汉的军歌》末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等，与后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有所差别。这是怎么一回事 呢？1959年，当年电影《风云儿女》经理人孙师毅接受采访时说：“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歌词加 以更动。”

1957年，田汉在《影片〈风云儿女〉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 说，该主题歌“预备写好几段，但没想到刚刚写成第一段我就被捕了。”在《影事追怀录》一书中，田汉承认：“我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与后来唱的略有出入， 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可见，《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在田汉《军歌》基础上修改、完善的，也包含了聂耳、孙师毅等人的智慧。

左 翼领导人、作家夏衍回忆道：“《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 不清楚了。”夏衍就请词作家孙师毅一起辨认，将看不清的字句填补上去，原稿上的“冒着敌人的××××前进”，原文××××已很模糊，两人反复琢磨，认为是 “飞机大炮”四个字。歌词抄清后，由孙师毅转交作曲家聂耳。

为躲避国民党追捕，聂耳 带着初稿去了日本。4月末，他将曲稿寄回上海。据聂耳忆述，当他拿到田汉委托谱曲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 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 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又在躲避 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

1935年5月10日，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6月1日，《电通画报》（半月刊）第二期也刊登了歌谱。因为田汉仍在狱中，所以歌谱只署了作曲者聂耳的名字，歌词附在后边。

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在上海大戏院首映，当日《中华日报》电影宣传广告上写着：“再唱一次胜利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而《申报》电影广告栏载的该片广告称：“这儿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

随着影片的放映，人们争相传唱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像插上翅膀，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并流传到海外。

《义 勇军进行曲》不仅影响了中国，还成为一支国际战歌，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争取解放而斗争。1944年，马来西亚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 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而田汉还曾收到过一笔寄 自美国的稿费。原来，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因为喜欢《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四处演唱，还录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事后，罗伯逊把唱 片收入的一部分寄给了田汉。

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传唱开来的《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唱遍全中国，佐证了近现代的国史。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

征 集启事发出后，不断接到从全国各地工、农、商、学、兵的来稿，推荐国歌632件，歌词、歌谱694首，意见书（未附图案或歌词）24封。草拟小组座谈会多 次，感到国歌的应征稿都不理想，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困难的。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是周恩来，他要大家讨论。经过反复讨论，比较 一致的意见是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认为这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有着长期历史，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的 号角作用，又是大多数人都会唱的最好歌曲。个别同志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但主张修改一下歌词，觉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大适用了。

徐悲鸿表示：这没有什么不合适，法国就有以战斗性的《马塞曲》作为国歌的先例。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说，抗战时在美国我就听到过美国青年喜欢唱这首歌，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就是用这首歌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

9月25日晚，关于国歌，毛主席说，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马 叙伦汇报说，有人提出修改歌词。周恩来接着说，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毛主席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随后，《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在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上唱响，国歌成了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独立、自由、解放的不朽的历史记录。（待续）

（撰文：《人民日报》原资深记者魏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