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中华文化、国学教育、大国气候外交、管权限权、场面文化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范玉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中央党校文史部范玉刚撰文指出,当前条件下,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需要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 均等化合标准化,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文化权益;需要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发展活力,不断提高文化机构特别是文化企业的效率;需要不断提高文化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全球化语境下,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愈加剧烈,只有开放,文化的力量才能更强大;只有开放,文化的影响才能更广泛;只有开放,才能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文化 自信心。事实上,文化的特性是水往高处流,越是开放越能形成文化发展的高地,越能在全球文化博弈中占据制高点。
摘编自光明网
【于江山:国学教育需走现代化、生活化、社会化的道路】
中国管理科学院国学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于江山指出,中国文化走出去了,但是并没有走进别人的生活中,而外国文化进来了,并且扎根,俘虏了我 们一代又一代的中青年人群,因为我们输出文化是以理念为主,外国文化进来是以生活为主,任何文化如果不落实到生活,那就是一句空话。
国学在今天的发展需要走“三化”的道路,即现代化、生活化、社会化,没有现代化国学不能发展,没有生活化国学不能扎根,没有社会化国学走不进大 众。国学教育的生活化是贯穿在中小学青少年教育的所有内容所有学科当中的。因此,不要光停留在记忆、背诵、唐装、汉服、作揖、鞠躬等这些“源流之学”上, 更应重视断裂得更厉害的“源流之用”,要教孩子们学会如何在生活中运用国学,而不是“高才低能”。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温宗国:中国大国气候外交不断为全球气候谈判注入正能量】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温宗国指出,2015年11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主席赴法国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并在开幕式 上发表讲话,阐述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看法和主张。与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将与有关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共同推进巴黎协议谈判进程等交换意 见。这是自1995年德国柏林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次缔约方大会以来,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世界气候变化大会。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气候 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推动形成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框架的美好愿望。
从整个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来看,本次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将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其谈判将决定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的走向。以往的气候变 化大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常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近年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引导作用不断增强,以更趋主动的态度和行动助推气候变 化巴黎大会取得成果,积极开展大国气候外交。正如法国总统奥朗德所说的,“中国的支持对气候变化巴黎大会非常重要”。尽管谈判进程和成果仍然将充满不确定 性,但无论结果如何,习近平主席亲赴法国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以及中国多方面的不懈努力,都向全球表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凭借着 扎实的行动力,正在不断为全球气候谈判注入正能量。
摘编自光明网
【石伟:依法行政重在管权限权】
石伟撰文指出,当前管权限权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我国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障碍。这一症结,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看得很准、看得很透、看得很远,在理念上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管权限权,划定权力的边界,主要是对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明晰,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从总体思路上,行政机 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的空间。从具体操作上,行政机关 对其行政职权,可分门别类进行全面彻底梳理,逐项列明设定依据,汇总形成部门行政职权目录。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行政机关要按照职权法定原则,对现有行政 职权进行清理、调整。行政机关要对其工作部门清理后拟保留的行政职权目录,按照严密的工作程序和统一的审核标准,依法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 审查。需修改法律法规的,要先修法再调整行政职权,先立后破,有序推进。在审查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基层、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摘编自《学习时报》
【贺雪峰:富人群体主导的场面文化造成沿海发达地区畸形的场面消费】
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指出,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就必然在不该消费的地方节俭,家庭成员中的老年父母就一定要参与到力所能及 的生产中去,闲暇时间就没有那么精致从容,家庭成员甚至容易为了利益发生争执乃至公开的冲突。相反,富人群体,家庭收入高,生活中的精致不是包装出来的, 而是从内向外展示的,他们可以让父母退出生产而有更多外出旅游的机会,显得更懂孝道,他们可以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显得更重视子女教育,他们有更多 时间和经济能力进行文化娱乐活动,显得更有品位,他们当然也更慷慨。“富人求异”,他们有追求不同于一般村民状况的更高消费与品位的能力。一般村民则是竭 力求同,少数最为贫弱的群体则被排斥出村庄的场面消费的竞争。
当前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仍然处在快速变动中,村庄社会结构也在重构。在熟人社会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通过面对面的压力,以人情、消费等构 成的互动越来越具有阶层性质。村庄不同收入群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层:富人阶层、一般村民、贫弱群体。正是富人群体所主导的场面文化造成了沿海 发达地区越来越畸形的场面消费,造成了农村中的文化问题。
摘编自《北京日报》
【徐贵相: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徐贵相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捍卫祖国统一、推动历史进步,形成 了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进一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牢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坚定政治认同,增强道路自信。这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要求;维护国家统一,筑牢钢铁长城。这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原则;深化文化认同,共筑精神家园。这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倡导包容共生,融洽民族情感。这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主题;加快发展步伐, 实现共建共享。这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条件。
摘编自《人民日报》
(光明网记者康慧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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