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能量网 | 曾山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曾山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他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江西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曾山从苏联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组织部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等重要领导职务，从延安到武汉、南昌、吉安、赣州、金华、平阳等地，建立新四军军部，将湘赣边、赣粤边、闽浙边等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凝聚抗战群众力量，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不辞辛劳，勤勉工作，为国尽忠，为党分忧，致力于加强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密切党群关系；扩大抗日武装，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根据地经济，为抗战胜利奠定物质基础。

参与领导改编新四军

凝聚抗战群众力量

（一）参与领导筹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曾山参与了领导筹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多次赴南昌、吉安等地谈判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事宜。1937年11月29日，曾山随陈云从苏联回国，飞抵延安，受到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这是“全苏二大”后，阔别近四年，曾山再次见到毛泽东。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等问题，曾山列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讨论。曾山说：“在各游击区要根据具体情形采用各种办法解释新政策，争取更多的人来拥护党的新政策”“在干部中要进行新政策的教育”“发展工作不仅要下山，同时要在各中心城市建立白区工作。”①曾山的意见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会议经过讨论，确立两项主要原则：一是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大部分要下山集中到抗日前线去；同时，各游击区应留一部分武装坚持，以求得将来的发展；二是成立党的领导机构，确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席(后称书记)，陈毅为副主席(后称副书记)。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中，同时兼有领导职务的只有项英、陈毅、曾山三人。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28日，曾山和李一氓率30余名干部离开延安，乘卡车转西安赴武汉，受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驻武汉办事处的热情接待。周恩来亲自安排了曾山等人在武汉的食宿。长江局的领导和曾山一起研究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曾山协助叶挺、项英等，迅即投入了新四军部队编组和东南分局的筹建工作。

1938年1月4日，曾山和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从汉口坐轮船渡过长江到九江转乘火车。6日，到达南昌牛行车站，住进南昌城原张勋公馆。新四军军部随即从汉口迁到南昌，正式成立。曾山在南昌见到在此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的陈毅。从福建、广东、赣粤边等游击区前来联络的人员也陆续赶到南昌，向项英、陈毅、曾山等汇报工作。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闽赣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黄道和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红军独立师政委叶飞等到达新四军南昌军部。其后，皖浙赣边游击区的中共皖浙赣省委副书记李步新、湘赣边游击区代表曾昭铭、闽西军政委员会代表温仰春、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湘鄂赣鄂东特委书记江渭清、湘鄂赣少共省委书记谭启龙等，也先后抵达军部汇报情况，研究集中编组事宜。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南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正式宣告成立，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黄道任宣传部长，涂振农任统战部长，邓振询任民运部长，陈少敏(后李坚真)任妇委书记(妇女部长)，陈丕显任青委书记(青年部长)，郭潜(后温仰春)任秘书长。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东南分局对外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涂振农任处长，不久黄道接任办事处主任。日常工作主要由曾山管理。

（二）将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陈毅、项英来吉安与吉安专署专员刘振群商议协议的执行。11月，陈毅赴湘赣临时省委驻地永新县的铁镜山会见湘赣边游击队领导人谭余保。11月底，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从武功山、九陇山等地赶到莲花垄上集合，然后，开赴神泉整训改编，由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来的八路军干部张铚秀等负责政治军事训练。陈毅在吉安指导建立了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1938年1月16日，项英、曾山在吉安会见了湘赣边临时省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谭余保。次日，项英、曾山等随谭余保乘汽车一同前往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大本营——莲花县棋盘山神泉村。曾山和项英看望了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参谋长段焕竞，延安抗大派来帮助工作的八路军干部张铚秀、彭汉元等人，慰问了游击支队的全体指战员，和谭余保等研究集中编组事宜，确定：湘赣边红军游击支队参谋长段焕竞、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率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主力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另留一特务队，约20余人枪，随谭余保留下坚持斗争。同时，对地方党的工作进行了布置：改湘赣边临时省委为特委；组建3个县委；加强吉安新四军通讯处和中共吉安中心县委的工作；着手吉安城市的工作和统战工作等。2月，改编后的湘赣红军游击队由刘培善、段焕竞率领从神泉出发，途经安福、吉安、新干、樟树、上饶等地，开赴浙江开化抗日前线，铁军出山，抗击日寇。

 （三）妥善处理“瑞金事件”。1938年1月15日，在新四军瑞金办事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长谭震林及随从人员，被国民党驻军独立第33旅黄才梯部非法缴械、无理扣押。第二天，东南分局邓振询、李坚真、温仰春、李桂英等4人，携带新四军第二支队的关防、军费及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的委任状，路过瑞金，亦被黄才梯部非法扣留关押。项英闻讯后亲自致电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谭震林等被扣全体人员。曾山也迅即指示涂振农、黄道等，派专人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进行交涉。19日，瑞金地方驻军不得不释放谭震林、邓振询、李坚真、温仰春等全体人员，归还电台、关防、枪支、经费等一切物资。

（四）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1938年1月下旬，项英和曾山等一行到达赣州大余县池江镇，会见了新四军赣南办事处主任贺敏学和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人杨尚奎、陈丕显、罗孟文、刘新潮等，将700多人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廖昌金任营长，张顺龙为教导员；将湘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一部，不日开赴皖南集中。任命杨尚奎仍任赣粤边特委书记，钟平任组织部长，严仲任秘书长，刘新潮任信丰县委书记，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对赣州、瑞金、于都等地的地下工作阵地，也作了部署研究。集结在大余池江的红军游击队，先乘汽车到赣州，再乘木船沿赣江北上南昌。和曾山同乘一艘大木船的红小鬼黄祖友回忆：曾山同志喜欢和我们小鬼聊天，很会讲故事，勉励大家到部队后，要多看书，多练字，努力学习文化知识。

（五）改编闽浙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1938年2月15日，闽浙边游击区负责人刘英派龙跃、余龙贵为代表前来汇报工作。曾山和项英一道，对他们坚持闽浙边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表示慰问，并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以及东南分局和军部关于闽浙边红军游击队由粟裕率领集中编入新四军，刘英留浙江坚持斗争的安排等。28日，曾山受项英委托，随龙跃、余龙贵前往浙江。临行前，曾山还专门听取了新四军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的工作汇报，参加了宴请原上海抗日救亡团体叶进明、忻元锡所率上海煤业救护队的活动。3月2日，曾山一行到达浙江金华，会见了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书记顾玉良等，访问了著名学者杜国庠、林默涵、麦新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0日，曾山抵达闽浙边临时省委所在地和闽浙边红军游击队集结地浙南平阳县山门街，和粟裕、刘英一起主持改编事宜。曾山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转告了中共中央及东南分局领导人对闽浙边红军游击队的亲切慰问，高度评价了他们在蒋介石统治的腹心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壮举。曾山宣布：刘英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和干部继续留浙江坚持斗争，粟裕率红军游击队主力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一切安排妥当后，曾山和刘英一道先赴南昌东南分局。18日，粟裕率部奔赴皖南岩寺。粟裕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所部500余人被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4月4日，新四军军部告别南昌，开往皖南泾县岩寺。至此，新四军的编组任务胜利完成。

用两个多月时间，南方红军游击队就胜利完成了下山和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的光荣任务。张鼎丞在《新四军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着》一文中指出：“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任何其他部队所不能做到的奇迹。”②这一奇迹的创造，饱蘸着东南分局副书记、军分会委员曾山的心血。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决策，到武汉、南昌军部初创，直至亲赴湘赣边、赣粤边、闽浙边三块游击区传达动员，曾山近四个月的“主要工作是集中部队”，参与了组建新四军的全过程，是新四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加强党的建设

建立党群血肉关系

（一）大力发展党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中共新四军分委委员曾山参与领导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1940年5月19日，曾山向李富春、陈云写信报告并转中央，建议将苏北党组织划归中共中央中原局指挥。信中报告了苏南党的情况：原有区委67，现已增加81，支部原574个，现已增至680个，党员原5674个，现增至7564个。希望在六、七、八等三个月内，务必将苏南党组织增至1.45万党员数目，更积极地开展抗日斗争，加强党的建设，加快组织发展，扩大抗日武装，“来完成证明中央给我们的使命。”同年5月25日，曾山向李富春、陈云报告并转中央，拟将在皖南六、七、八等区，扩大1000名新发展党员。

（二）防止贪污腐化，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曾山向李富春、陈云并转中央报告指出，苏南党自去年1939年12月区党大会后有显著转变，但缺点仍多，主要是新同志多教育不够，所以党内存在一些严重现象，即思想行动不一致、腐化贪污等发生，对统战政策错误了解，党内混入少数自首分子，汪精卫派未彻底肃清，军队党和地方党在内部不协调，还发生政治指导员吊打区委书记的事件，苏南区党委“已将该指导员撤职处分并以此事向全党同志作教育。”

（三）发动和武装群众，建设根据地模范党组织。曾山认为，苏北不仅是敌后，而且又是新四军、八路军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英勇抗战中从敌汪手里收回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苏北已经占着主要地位。人民军队对群众运动与人民利益是与敌汪相反的。敌汪是奴役与屠杀中国人民；唯有新四军、八路军是以人民利益为利益，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的事业而奋斗。因此，他总是帮助群众，依靠群众，完全与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不分界限。这亦就说明苏北群众运动有了自己的武装作保障，他必然使群众运动有迅速猛烈地发展与巩固起来的保证。同时，苏北抗日民主政权保证与协助群众运动的发展，在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建设党组织，把群众里最具有抗战到底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对共产党有高度信仰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使这些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群众领袖到党里来。“因此，一切群众工作，应由地方党来领导；而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就必须加强群众中的党的建设。这样群众运动才能发展，才能巩固。”要以发展群众组织的方式去发展党，不能只求党员数量的发展，要保证党员的质量，防止进投机分子以及不够资格的人混到党里来。选择新党员对象，不应只看对象的表面或片面与皮毛的了解，而应从各方面深入地去了解。要懂得他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本人社会出身、思想意识与平常行动的表现，是否有为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坚强的政治立场，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发展新党员应严格注意那种不经过考察而乱拉夫式的方式的发展。”各级党必须加强支部工作的领导，动员党员深入到工农党员深入到工农与知识分子等群众中去开展各种抗战群众工作，在群众运动中首先应多吸收工人阶级优秀分子，同时也应吸收贫苦农民与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劳动妇女与沿海好的盐民，将他们中间最优秀的、最进步的分子多多吸收到党内来，对新入党的党员必须有耐心的党性教育与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帮助他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使得新党员入党以后感觉到比较不入党前更加兴奋，乐意为党积极工作。对新党员教育除要求他在工作中学习外，支部负责人应不断地介绍书籍小册子(如《共产党人》《共产党员修养》《论共产党》《真理》等)，按照党员文化水平与理解能力给一定的书籍看。最好组织研究组、学习组，以求得深刻的理解，来加强其学习。更应有计划地开办党员与初级干部短期的各种各式训练班，“在训练中，加强他们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与对党的路线和策略的了解。这样他们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也就能完成党给予他们的任务。”

（四）悼念抗日英雄，激发军民爱国热情。1943年8月13日，曾山撰写了悼念邓振询同志的祭文，称赞他是长征的英雄，更是力主全国团结抗战的健将。陈毅同志率领一支队过江进入江北敌后，邓振询同志仍留江南主持工作。特别皖南事变后，江南局面在敌顽夹击下极端困难,振询同志仍沉着应付，渡过重重难关，使江南游击区域能巍然独立，保持至现在。振询同志为人正直，品质优良，经过土地革命、长征及六年抗战，无时不在积极地为党工作。他以党的事业、革命事业为他自己的事业。他这种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的精神，影响并教育了不少的党员与干部，使他们为党为革命努力工作。这是一个健全的党员，党的得力的干部，群众领袖，今天为国殉难了！这不仅是我党的损失，而且是全民族解放事业的损失！我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光荣殉国后，曾山在悼文中写道：“远在1933年雪枫同志在中央苏区江西军区负军政主要责任时，我就和他相识，并在一处工作过，抗战后又同在华中解放区工作。从十余年的共事与接触中，我深深感觉到雪枫同志不但是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战士，卫国保民的民族英雄，而且是我党杰出的领导干部。”他认为彭雪枫同志具有服从真理，尊重组织；热爱人民，联系群众；积极工作，勇于负责；艰苦克己，公而忘私等优点，值得人们学习和怀念。彭雪枫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由于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光明的，所以我坚信，全华中党内外在今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必将涌现出千百个新的“雪枫同志”，以弥偿我们这一重大的损失。

扩大抗日武装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3月，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指出：“利用维持会、伪军等做眼线，为我们侦察敌情，通报消息，将来时机成熟可以里应外合。”“要坚持统一战线，拿统一战线的发展来击退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团结我们周围的友党、友军、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造成有利的工作环境。”为贯彻党中央和周恩来视察皖南讲话精神，1940年5月25日，曾山在向李富春、陈云并转中央报告中写道：党组织决定在苏皖边除江阴以东地区外，拟将扩大抗日武装主力5000人，新发展群众组织1万人以上，在可能的情况下普遍建立地方武装，扩大自卫队数目，对抗日政权与经济政策作出明确规定。在皖南根据地，“目前注意在无党及党弱地区发展扩大自卫队4000，更积极同顽固派斗争求得广泛的争取中间阶层来便利发展抗战力量。”10月1日，向中央报告：根据中央审查干部及隐蔽精干政策与对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等，布置赣北党和群众工作，组织撤退暴露了的党员和干部，转移仍未脱离危险的地下基层组织。

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政治上提出“反对逮捕平民，保障地方安宁”的口号，揭露国民党正面战场第三战区顽固派的绑架捕杀、围猎共产党员及农抗会领袖、引诱党员叛变、压迫群众自首、撕毁国共合作标语等恶劣事件，发动群众经过地方开明绅士、保甲长等出面，要求释放被捕者、制止暴行，在我驻军较远的地方加紧组织隐蔽，撤退暴露了的干部。在我驻军临近的边界而工作较强的区域，广泛发动群众自卫，在工作薄弱之区，号召和组织群众上山躲避，以造成我军公开进来说话的条件。在我军驻区，普遍发动群众，一方面要求国民党地方政权立即停止邻县区种种暴行，另一方面准备以群众力量肃清境内特务奸细，孤立和驱逐那些反动反共的乡长、保长，而有步骤地代之以民选的下级政权，并以军事力量制止侵害我军驻区的顽固分子，“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党的一切决定。”

1942 年 2 月，中共浙江省委遭到破坏。同年夏，中共中央华中局派谭启龙、何克希等到浙江成立浙东区党委，开辟游击根据地。曾山与陈教给谭启龙指示：“启龙与一师抽调出来的张文碧、刘亨云等同志组织浙东行委，尽可能抽调部分干部随同所抽调的武装、电台，立即挺进到浙东敌后，提出配合国军作战与保家、保乡口号，广泛开展 敌后统战工作。采取各种各样名称和形式组织群众，特别是武装民众，达到发展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7月2日，曾山和陈毅、赖传珠联名给邓振询、江渭清、钟国楚的电报指示，从大局着想，趁机改善国共关系，解决皖变悬案此为目前第一要着。华东部分在发展利益与全国的开展统战的利益是有若干矛盾的。因此我们只在不妨害全局的条件下，乘机观变去发展浙江工作，有何克希、谭启龙、李步新等分途前往各地即可取得发展，不致丧失时机。7月29日，给粟裕裕的电报提出了坚持苏中斗争的意见，指出“苏中斗争是华中全局对敌伪斗争的杠杆，只要领导和指挥上不犯大的错误，必然可以达到坚持的目的。”“制服伪军，在苏南、苏中、苏北均有成绩。”“我们正在加紧扩大和制造、利用伪 军内部矛盾，以达到孤立和驱逐项致庄的目的。”同年9月5日，在给何克希、谭启龙、李步新的电报中提出了部队内党的面目应公开，对外由部队政治部去负责群众工作，地方党可隐蔽在内主持的意见，“部队内党的面目则应公开，以便利建立党的领导，克希同志这个意见是对的。但对外仍不宜用我党、我军名义，对地方政务及群众运动初期发动由部队政治部去负责，去建立地方工作，成立地方性的、群众性的政权，独立的抗日群众团体。地方党可隐蔽在内进行主持。但我党的抗日民主政策仍须积极推行，不要因避用我党、我军公开名义而造成政策上的自己束缚自己。但推行政策的方式则要十分灵活,不必机械运用华中根据地的整套办法。”

关于浙南工作。曾山在电报中指出，“浙南党在刘英同志牺牲后的艰苦情况下，坚持了革命斗争，保存了原有基地，建立了党在将来盟军登岸、顺利环境来到时，向南发展的重要据点。同时自去秋以来，你们在整风运动中亦获得了成绩。我们认为浙南党过去和现在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正由于领导正确，故能胜利坚持。华中局特对浙南党委及全体同志表示殷切的慰问。”“你们目前对沿海敌后地区应开展游击战争与加强伪军工作，对一切敌后地区越蔓延得广泛和普遍越好。”“你们应在浙南国民党地区，沿重要交通与重要山脉与一切群众条件较好的地区，以便衣武装工作队背靠山地、面向群众的方法，去建立地下党与群众工作，去尽量创造许多新的隐蔽游击基地。对原有老基本地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去坚持与保持群众联系，作为将来大发展之可靠基础。”

关于浙东地区斗争方针，曾山在电报中指出，“浙东目前主要发展方向为向北及向西北。江浙军区与浙东均应采取一切办法打通并经常保持敌后的联系。这不管将来时局好转或逆流转，均有最重大的战略意义。估计杭嘉湖及海北地区敌人必加强控制，因此，向敌后地区发展应采取分散隐蔽的方针，应派遣大批武工队、便衣工作队深入敌后各地，组织群众建立隐蔽游击基地。江南、浙东均应很好掌握和利用敌、顽矛盾，并避免主动过分刺激敌、顽双方，当把工作中心放到打击和争取伪军，武装自己与加紧组织群众工作上面。”

发展根据地经济

为抗战胜利奠定物质基础

曾山从实际出发，根据各地状况提出发展经济的办法，取得了良好效果，提高了党和新军的威望，得到根据地军民的拥护。淮南路东殿发乡由于人民得到了抗战与民主的自由,更得到共产党进一步的帮助与领导，实行了三七分组，提高了生产，使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特别是改善民生得到了显著成绩，因此该乡人民,对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信仰与拥护，更自觉地提高起来。他在给粟裕、叶飞并报中央的电报指出，“在情况严重、粮食恐慌条件下，必要时你们可将主力撤到敌后地区。”

华中抗日根据地根据延安经验，发动各地生产和合作运动，已经做到改善生活和节省菜金的地步，为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1945年5月16日，曾山与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给粟裕的电报指出，“你们除派部分部队到浙东、苏南就食外，并请考虑派部分部队到皖南敌后（如孙家埠、宣城以东）产粮地区就食的办法。因为皖南敌后地区甚大，产粮极丰，而目前二、七师已事实上无法增调部队到皖南去开辟工作。”1945年5月，为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华中局立财经委员会，曾山兼任主任。6月3日，华中局通过曾山关于“贸易工作基本任务与方法”的报告，这篇报告详细阐述了贸易工作基本任务与方法，对活跃根据地商品经济，保障抗日军民生活物资，具有指导意义。

曾山给罗炳辉、谭震林的电报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发展生产的办法。指出机关生产应动员大家动手，要求每个工作人员把生产作为业余时间的重要任务。对发动生产事业不应限于种菜、粮（菜、粮应为部队机关生产主要对象）,还要提倡发展各种手工业（榨油、磨粉、做纸、造皂、烧石灰等）生产，发展各种生产中，要严格遵守公私二利结合原则。这点在延安、华北、华中都有好的实际经验所证明，希望你们放手如此做。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回信中写道：“全党即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发光发热，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多讲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回信和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为进一步传承弘扬新四军精神，深情缅怀刘少奇、陈毅、曾山、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邓子恢、叶飞、谭启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新四军精神、抗战精神等，赓续党的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走好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重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