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城市评选“花絮”不断 “争创”缘何异化？

　　从申报、备战到迎检，有些城市一路紧张。搞会战式创建、弄形象工程、对测评组搞盯防战术……舆论指出，这一系列非常规举动，渐使“创城”工作发生异化。

　　申报：三年一度百城再出征 6提名城市已丧失资格

　　“全国文明城市”是由中央文明办牵头、每三年一届的评选表彰活动，2005年以来已举办三届，迄今共有53个城市(区)荣膺该称号。2011年，中央文明办明确95个提名城市(区)，作为申报下一届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准入门槛。

　　此“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一役，参赛者近百，却有城市早早出局。2014年11月28日，中央文明办二局局长涂更新在测评工作说明中指出，“根据 中纪委公布的决定，现有提名城市中有6个发生了党政‘一把手’涉嫌违法违纪，根据上述规定，这6个提名城市不得参评本届全国文明城市。”

　　官方并没有点名是哪6个城市，但中新网记者注意到，其中，2014年9月19日，四川遂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大海在该市一次申创全国文明城市 有关情况的通报会上指出，由于根据2011版测评体系，“申报前12个月内市委书记、市长严重违纪、违法犯罪，不得申报为全国文明城市”的规定，遂宁与第 四批全国文明城市失之交臂。但何大海同时指出，由于遂宁创建已有一定基础和成效，其提名资格被保留，遂宁将直接进入第五批全国文明城市候选城市名列。

　　根据中纪委2014年3月24日的通报，四川省遂宁市委副书记、市长何华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同年9月，何华章被移送司法。

　　除党风廉政建设外，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也具有“一票否决”功能。在“申报前12个月内曾发生有全国影响的重大安全事故、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事件、重大刑事案件、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者，依规丧失资格。

　　该次官方说明还提到，本届评选以三年(2012年、2013年、2014年)评选周期的总成绩作为依据。然而，海南三亚因连续两年在指数测评中成绩落后，已于2012年底被取消提名资格。因此，迄今为止，只有88个城市具备申报资格。

　　此外，有媒体报道了评测工作的“时间表”：本届“全国文明城市”评测全国文明城市总评检查和网上申报时间在2014年10月底进行，2014年11月至12月组织抽查测评，年底汇总成绩，2015年初宣布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

　　纵观测评内容，覆盖政务、法治、市场、人文、生活、生态等多个方面，细致入微的考察增加了评选难度。为此，早在2014年10月，被提名城市就已各自备战。

　　备战：为迎“大考”蛮拼的 奇招歪招造“全民运动”

　　根据中央的定位，文明城市应当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排头兵”。2014年11月28日，中央文明办下发通知，正式启动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工作。

　　据中央文明办二局局长涂更新的说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2014年中央文明委10大项重点工作之一，也是测评的重中之重。武汉官方也指出，要将这24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014年10月14日，武汉市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部署大会。作为当日的首项议程，参会的400余名各级领导干部被要求现场写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且会场屏蔽手机信号。事后统计，现场有87.6%的人回答正确。

　　此外， 武汉全城掀起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潮，“24字”标语全城飘红的图片陆续被网友晒出。然而，这一举措被部分人评价为“形式主义”。有媒体指出， 武汉参评“全国文明城市”逾十年却屡屡失手，这次的总积分位于全国领先水平，今年可谓是该市距离“文明城市”最近的一年。

　　其实，为了全国文明城市这张“国字号”的城市名片， 不少城市都“蛮拼的”。2009年，郑州市筑“遮羞墙”美化老街，用高墙遮挡道路两边的杂物；2011年，济源市发起“捡烟头状元”评选，在“每捡一个烟 头就奖励5分钱”的驱动下，活动演变为一场“全民运动”。为了迎检，驱赶商贩、 “严管严罚”、“满城尽带红马甲”，相较之下更似“常规动作”。

　　实际上，官方在展开测评工作之初即已强调“坚持常态”。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徐令义指出，“有的地方做面子工程，日常工作松松垮垮，评选前临时抱佛脚，搞会战式创建，搞人海战术，搞突击迎检，许多问题在评选结束后‘涛声依旧’。”

　　尽管上面三令五申要“力戒形式主义”，但这一次，各个城市的“一阵风”一直停不下来。

　　迎检：暗访组反被“布控”，“创城”何以异化？

　　《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据时任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处长的程学斌回忆，“为避免数据失真，我们不得不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悄悄潜入一个城市。”此外，有的调查队员曾冒充夫妻租房子进入老城区，有的以消费者身份进入美发店，进行实地考察。

　　这一做法在本届测评工作中得到延续。在官方发布的《关于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推荐申报工作》中，“实地暗访”是综合测评方法的最后一步，“测评组将采取入户调查与随机街访相结合的方式作问卷调查”。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暗访组反遭“局中局”。据报道，1月4日，哈尔滨西客站站前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微信公号推送通知一则，内容为抵达哈尔滨检查工作的13人团队相片，图中每个人被以编号标识。该通知要求执法队员一旦发现“目标”，需第一时间向各中队长汇报。

　　对此，有网友直呼“好似谍战大片”。然而，搞盯防战术、追踪定位、预先“设计”，这一套并非新战术。还有声音指出，“创城”工作引发了一场“竞赛”，但最终发生了异化。

　　“‘全国文明城市’是城市名片，也是官员政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在取消GDP与官员政绩的挂钩后， “文明城市”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利于官员升迁，所以有的城市才不遗余力地搞‘花架子’工程。”

　　竹立家认为，“文明城市”本身对城市的环境、秩序、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发展有带动作用，但同时，一个城市的文明与否，公众舆论自有评价，“花香蜂自来，好的城市自会得到媒体的宣传，老百姓也会为之树立口碑。”

　　竹立家同时提到，每个城市都会往好的方向走，但走的步伐不一样，各个城市还需量力而行。如果城市本身就财力紧张，那么搞标志工程就容易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一则评论指出，“文明城市”的创建重在“平时”而非“评时”，加强城市的日常管理、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才是真谛，不能为追求皮毛而丟了本原。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地方搞发展应多一些实惠的服务与管理，“一定要政策到位，该监督的要监督，该引导的要引导”，否则会出现变调变味。他同时指出，现在讲依法治国，如果城市有问题，就按照法律法规做，而不是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作者 陈伊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