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彪,1927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曾任孝感抗日防护团团长,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新四军挺进团团长,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挺进团团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二团副团长,新四军第五师后勤部部长等职。1980年、1981年,应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及县政协有关部门联合采访许金彪,整理了此回忆录稿。
许金彪
我是孝感县中和乡人,1927年参加革命。先后担任过红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的连队指导员,红四方面军妇女团团长等职,在河西走廊作战时负伤被捕。西安事变后,中央派人把我们营救出来,1937年冬回到延安,编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当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已经形成。根据有关协议,党中央决定裁减部分兵员,以平型关战役伤员的名义动员3000多人回乡。我就是这次被动员回乡的一员。同我一块返乡的还有红军连长杨文忠,红军团部军医主任刘良璧,红军连长刘明榜,红军骑兵排长汪兆明,红军随军护士赵明英等六人。
抗战初期,中和乡的人们都在担心:“日本侵略者来了怎么办?”我私下里一个人也反复考虑:“绝不能眼睁睁地望着中和乡的父老兄弟姊妹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而坐视不理,一定要把枪杆子拿起来!”中和乡的一些青年人,认为我曾经在八路军里干过,都来找我拿主意,想办法抗击日军。于是我就把中和乡的20几个青年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抗日防护团”,大家选我为团长。每个人都背起了长矛、大刀,纷纷立誓不卖国,不当伪军和汉奸,要和日军打到底。
“抗日防护团”成立不久,我用我身上穿的一件长袍,从一个溃退逃跑的国民党士兵手中换来了一支步枪和十多排子弹。在我们的抗日队伍里,开始有了第一支长枪。
随着国民党溃军的逃散,大刀、长矛逐渐地由溃军丢下来的长枪、短枪代替了。“抗日防护团”的战士也由原来的20几个人逐渐扩充到30余人。原来是不脱产的队伍,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改成了全脱产的一支人民武装,于1938年8月,将原来的“抗日防护团”改名为“抗日自卫队”,活动在中和乡一带。
10月12日,信阳沦陷了。国民党的溃兵沿铁路、公路南下,沿途抛弃枪支弹药。
我集合队员沿路收捡枪弹,一下子捡到了三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于是抗日自卫队就用国民党的武器武装起来了。10月25日,武汉失守。29日,孝感沦陷。国民党军队沿襄(阳)花(园)公路西溃,我们又在花园附近拾得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30多支步枪。武器增多了,我在中和乡又动员了一批青年参加队伍,并进行了整编,抗日自卫队下辖四个中队,每个中队二三十人。经大家公议,又将抗日自卫队改名为“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大家公推我为大队长,陈楚金为副大队长,武守庆为教导员。担任领导工作的还有军需杨文忠,军医刘良璧,秘书田登儒、李楚英,参谋田子英、卫光文、孙增寿、戴高杰等。为了稳定群众情绪,鼓舞士气,10月29日即孝感沦陷的当天,我们在中和乡的南新街松林湾举行了成立大会。战士们高举自己缝制的军旗,会同中和乡的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呼雀跃地共同庆祝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成立。
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经常在铁路沿线用“打麻雀战”的办法打击日本侵略者。记得是在1939年秧稞返青的时候,我把队伍带到陆家山打了一次伏击,把车上的敌人打得狼嚎鬼叫,等到敌人停车还击时,我们的队伍早已转移得无影无踪了。
又一次,我带着两个中队到襄(阳)花(园)公路一带活动,老百姓报告烂泥冲来了日军。得到这一情报后,我们决定连夜进行一次夜间袭击。结果打的并不是日军,而是顽伪两面派胡翼武的队伍。战后,把缴获的胡翼武国民党旗帜和伪军旗帜都摆在群众面前,群众看了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家伙,打得好!”
11月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突然传来消息:盘踞在北新街的伪顽刘亚卿纠集了一干人枪,向我根据地中和乡南新街进犯。开始听到这个消息并不在意,没有把队伍拉出去。不料刘亚卿的部队说到就到,我赶紧带着三个中队撤出了南新街。刘亚卿占领了南新街,就大肆抢掠。我听到这消息,肺都快气炸了。马上把部队整顿了一番,分三路发起反攻。我脱去了上衣,带着中路人马,一鼓作气地冲进了南新街,把刘亚卿的部队打得稀里哗啦,狼狈而逃。我们的战士把这次战斗称为“南新街保卫战”。
当时,还有李光鼎的一股武装在本乡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群众恨之入骨。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他是杀害革命先烈卫祖圣的刽子手。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就派人将李光鼎抓起来,处死在中和乡,为民除了一害,全乡男女老幼无不拍手称快。从此,也就更加热爱和拥护自己的子弟兵了。
为了募集抗日经费,我们下请帖把周围的士绅、富户请来开会,说明情况并晓以抗日大义,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每召开一次会可募集200余元,很能解决问题。每次开完会,还请大家吃一餐饭,拿出册子来写捐款数,最少是五元,最多是十元。他们捐了钱又不伤“筋”,还安了心。在中和乡住的殷实户,都可受到我们的保护。外面的土匪、敌顽都不敢到中和乡来“叫票”抓人。同时,我们还到敌伪据点筹集经费。花园的伪维持会长叫何惠桢,他兼商会会长。一天,我把部分队伍隐蔽在花园桥西,然后就带着手枪直奔维持会。他们见我来到维持会,一下子都愣住了!我当面提出经费要求,伪维持会会长等人没有一个不照办的。后来,花园镇竟成为部队给养的主要来源之一。每次筹款在2000元左右,或按期送来,或派人去取,使部队的给养有了保证。在这期间,我们逐渐建立起南北长20里、东西宽八里的中和乡抗日根据地,还建起了兵工厂、被服厂和医院。但是,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39年1月,在队伍内部出了问题:陈楚金企图拉走部队,叛变投敌。
陈楚金是孝感人,过去曾经在鄂豫皖红军特务营里干过,红军长征时因未赶上队伍,流落在家。我知道他有一身好武艺,能飞檐走壁扒火车,而且枪法很好。当初他找我时,还带来了一支据说是红军的手枪,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这样,在选举大队领导人时,我就建议选举他担任副大队长。有一段时间,陈楚金趁我卧病常单独带部队出去活动。他受升官发财思想的驱使,通过他哥哥的穿针引线,私自接下了伪和平救国军第八军军长汉流会大哥李汉鹏的委任状,暗地里当上了伪八军特务团团长。从此,陈楚金就偷偷地在部队里活动起来,经常向干部战士散布中和乡是个鬼地方。“我们往后要到花园去住”什么的。花园,当时是日军的据点,抗日的队伍怎么能够去住呢?
我听到这些流言后,便对陈楚金注意起来了。一天,陈楚金在我面前试探说:“伙计,我们这个中和乡,地盘太窄了,敌人来了,连个转移的地方也没有。倒不如身在曹营心在汉,变个墙上的草,风吹两边倒,像国民党的游击队那样,挂上两面旗……”
我一听这话,心里暗暗发火,当时只给了一个冷眼,严肃地说道:“那不是抗日的队伍,那是汉奸!”
自此以后,陈楚金的行动变得更诡秘了。他采取各种手段,拉拢了一个大革命时期的叛徒武守庆和另外两个中队长。是年冬月二十六(1940年1月5日),陈楚金写了一张条子来说,有要事商量,要我去他家一趟。我刚一进门,陈楚金马上把手枪猛地往桌上一拍,气势汹汹地说:“部队要出发,没钱用,请交账。”陈当时的举动并不是要我交账,而是要我交权。我就愤然地说:“不!这绝不能交!”回来后,我佯作交账,让杨文忠向他把账交了。从此以后,我的脑子里暗暗地有了一个新的谋算。把账交了以后,我推说病重,整天卧床不起。暗中把杨文忠、刘良璧、汪兆明、刘明榜、赵明英、谢玉龙、黄少平等骨干找来,开了一次秘密会,要他们很好地注意情况,掌握部队。陈楚金见我整天卧床,心中暗自高兴,于是明目张胆地召开干部动员会,要在南新街挂起伪和平救国军的旗帜。
“当伪军,那不是在当汉奸?”
“当伪军,我们坚决不干。”
干部动员会后,战士们暗自议论开了。马上就有十几个积极分子,其中中队长、老班长、老战士偷偷地跑到我家里来,气愤地说:“打日本打出鬼来了,自己倒成了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小日本人’!”
“我们要抗日,我们是为抗日才来参加的!”
“我们坚决抗日,不当伪军,不当汉奸!”
此时,我这才把心里早已盘算好的计策,对大家一一说清楚,并且把行动作了具体布置。
根据掌握的情况,陈楚金计划在冬月三十(1940年1月9日)把部队拉走。廿八晚上,趁我家里来了客人,我派人去把被陈楚金拉拢的两个中队长请来打牌陪客;并在当晚11点钟,由四中队的中队长谢玉龙带着部队去段家湾把陈楚金住的房子包围了。经过一场搏斗,结果了他的狗命。
陈楚金毙命后,谢玉龙指挥部队,立即进行搜索。结果,发现李汉鹏派来的一个交际主任、两个副官、一个随从都躲在楼上草堆里。把他们全部抓了起来,还搜出了一面伪军旗帜,伪和平救国军第八军特务团的铨记和信笺等投敌的罪证。
一场反叛变的斗争胜利结束后,我把两个被拉拢的中队长革除了,把武守庆也革除了。从这次血的教训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要建立一支抗日武装,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是不行的。于是在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以前,我把从红军里一道回来的杨文忠等六位同志召集起来,开了一次会,讨论并在部队建立了党的临时组织。
这样,才在部队中逐步地正式开展红军的传统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同时,对中和乡根据地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巩固,清除了几个与日伪勾结的坏分子,把基层政权完全掌握在可靠群众骨干的手里。
1940年春,正当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处于困难的时刻,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向武汉外围挺进,来到中和乡。李先念听了我的汇报后,笑容满面地站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好,你干得好,干得对。你是党的好同志!在这样艰苦的敌后环境里能独立自主地搞出这样一块小根据地的确很不容易。
接着,李先念向我们传达了中原局关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提出了发展平汉路西和整编部队的任务。不久,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留下部分人员坚持中和乡的斗争,其他绝大部分人枪统一合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挺进团,周志坚任政委,我任团长,杨焕民任参谋长,杨子明任政治部主任,在武汉外围的敌人后方开始了打击敌伪的新战斗,中和乡这块根据地也变得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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