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能量网 | 红色金融世纪回眸——新四军根据地银行战地寻访

染红共和国五星旗帜的烈士鲜血中，有多少是金融战士抛洒的？我在20多年前拍摄红色金融纪录片时做了多方查寻，要弄清这个具体数字，就像要统计出战场上到底牺牲了多少将士一样困难。随着采访的深入，越来越为这样一个事实所感动，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点钞票的人与拿刀枪的人，他们身体里流出的血是一样的炽热。中国红色金融家们在国旗上的地位，是西方金融家们不能奢望的殊荣。共产党人的金融创造力或许更多地承袭了我们祖先的灵气。这种灵气犹如一阵春风，把红色金融的火种从苏区吹向延安，从中央吹向四边。武装斗争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财经能力基础之上，而在各根据地建立起自己的货币体系，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保障军民供给，切断日军“以战养战”，用日伪币掠夺中国资源的重要手段。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割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国家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企业发展和商品流通。抗日战争中，我党先后成立有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山东北海银行等；新四军根据地创建的红色银行最多，有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南银行、淮北地方银行、淮海银行、鄂豫边建设银行、惠农银行、江南银行、大江银行、浙东银行等。现根据我的实际采访，讲几段新四军银行斗争的小故事，来认识红色金融家们的勇气与智慧。

江淮银行的铜版雕刻家

皖南事变后，新组建的新四军，决定成立江淮银行。这个行名还是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给取的。他们调来了朱毅、李人俊和骆耕漠三位经济专家担任财政经济部正副部长和江淮银行正副行长。而用手工铜版雕刻技术印制货币是那时的最高印刷水准，即便是同一人再次雕刻，每一版的纹路细节都不可能雷同，不易被仿制。至今人民币在十多项防伪措施中，仍需要采用人工铜版雕刻作为基本防伪母版。新四军把创建银行印钞厂的任务交给了保安处督察长吴福海同志。他首先想到了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柳溥庆，柳溥庆和他弟弟柳培庆是当时上海最好的铜版雕刻家。柳溥庆由于反对王明的左倾路线，遭到王明的打击，被开除了党籍，正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在家等待组织召唤。此时，老同学吴福海找他为新四军银行货币雕刻印刷铜版，柳溥庆高兴极啦。他跟着吴福海来到苏北根据地接受了具体任务，并担任了新四军光华印刷公司经理。回到上海，柳溥庆把雕刻的主要任务交给了柳培庆，自己集中精力招募60名印刷技术工人，分三批奔赴苏北根据地。柳氏兄弟铜版雕刻技艺精湛，新四军江淮银行的纸币质量很高，当日本金融专家拿到江淮银行的纸币时，竟武断地认为新四军银行的铜版母版一定是拿去美国雕刻完成的。

到了1945年8月，新四军所属的五大银行合并组成华中银行，由陈穆任行长，徐雪寒任副行长，发行华中银行币。也许是形势紧迫，没有来得及请示中央，华中银行发行了柳氏兄弟雕刻的带有毛泽东主席头像的纸币。而之前其他根据地银行也有发行带有毛泽东头像货币的设想，都被毛主席否决了。

1947年初，华中银行总行和部分分行北撤进入山东，与北海银行合并。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华中银行于1949年5月改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

1948年，组织上安排柳溥庆到香港，在香港永发印务公司任总工。在港期间秘密印刷了开国大典所用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标准像。新中国成立后，柳溥庆由周恩来安排在中国人民银行担任印制管理局总工、印制技术研究所所长。

“51号兵站”的一次惊险闯关

电影《51号兵站》反映了中共地下党从上海采购、运输根据地急需物资的故事。江淮银行的铜版印刷设备从上海运到苏北根据地同样经历了惊险一幕。吴福海神通广大，很快买好了全套印钞机，如何运出上海有点费劲，这些都是日军严禁出关的物资。吴福海只得找到在海关工作的弟弟吴迪飞，让他以轧花机报关上船，剩下的事都由他来完成。原来，靠上码头的这艘货运商船，实际上是新四军海防团的货船。他们已经打通了从苏北多个港口往返上海的运输线。但在码头报关时，险些功亏一篑。84岁高龄的蒋雅云非常清晰地记得那次为新四军印钞机报关的往事。事先吴迪飞跟蒋雅云说，如果这几天我没回家，你不要去找。有两种可能，一是去了那边（指新四军根据地）；再就是被日本人抓了。蒋雅云心里明白，丈夫这回要为新四军办件大事，她也只能祈祷菩萨保佑了。果不其然，几名码头搬运工合力挑着其中一台印钞机大木箱的绳子突然断了，木箱重重地砸在水泥地上，露出了机器。正好被日军哨兵看见，提着长枪过来看个究竟。问道：谁的货？吴迪飞只能现身，说是由他负责的货。什么机器？吴迪飞说是棉花轧花机。运往天津，棉花加工后纺成纱，再运回上海织布用的。他出示了完整的报关手续后，幸亏这个日本兵不懂机器，放行，这才躲过一劫。货船驶到连云港附近海域，便转向苏北内河，成功运回了江淮银行急需的一套铜版印钞机。

桑树皮纸防伪抗币

新四军三师所在地盐阜银行抗币的防伪技术，智斗日伪假币的故事，先得从一对恋人说起。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女战士徐德，毕业于上海宝隆医院护校。她在一次战场救护中负伤，返回上海养伤。其未婚夫周宣城在一所中学任教。提起结婚之事，徐德要求跟她一块儿参加新四军。周宣城担心自己只是化工专业，去到抗日前线能干些什么？徐德鼓励他，参加新四军会大有作为。果然，周宣城首先担任了三师造纸厂厂长兼盐阜银行印钞厂厂长。他的化工专业结合民间造纸工艺发挥了大作用，选用当地盛产的桑树皮造纸，纸色呈现出特有的黄色，除非也用桑树皮作原料，否则很难造出如此这般的黄色纸张。为防止日伪仿制盐阜币，周宣城他们将染有红丝的羊毛掺入其中，用来防伪。又因为桑树皮纸相对较厚较软，且并不耐磨，流通半年到八个月就要由银行储蓄所给调换成新盐阜币使用。等到日伪仿制出假币时，他们又将红丝换成了蓝丝，再换成红蓝丝。几个周期下来，日伪假币总也赶不上趟，从而有力地保护了盐阜人民的财产。

1995年，当我在北京部长楼里采访已是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周宣城时，他用桑树皮纸印制盐阜抗币的往事历历在目。他也感谢妻子徐德的指引让他走上革命道路。抗战结束后，他们夫妇随新四军三师奔赴东北，参加了解放战争。

移动印钞厂

陈毅当年多次说过，我有两个金娃娃，一个是兵工厂，一个是印钞厂。由于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回旋余地并不大，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新四军银行印钞厂携带笨重的印刷机、油墨、纸张、制成品等物资转移搬迁困难重重，选址和隐蔽也是关乎命运安危的头等大事。我们只寻访到江淮银行印钞厂的两处旧址。一处是阜宁县洪武庙遗址，虽然陈毅曾两次来此视察，但现在遗物不多。经村民指认，废弃庙宇前的大石碾和残破的大水缸，就是当年江淮银行印钞厂使用的。而在上海采访时任江淮银行印钞厂车间主任张腊良局长时，他说，在江苏宝应县林上村居住的时间最长，生活也有保障，尽管蚊虫很多，但银行网点急需江淮币，他们加班加点拼命赶印，保证了江淮币的投放。我们来到宝应县后得知，林上村四面环水，深处水网地带腹地，必须乘船才能到达。公社得知我们是红色金融摄制组，特意借调了一艘汽艇将我们送到了林上村。村中老人向我们介绍新四军印钞厂赶印抗币的故事。其中一位60多岁的妇女，深情地讲述了让她后悔一辈子的往事。她那年13岁，已在江淮银行印钞厂工作了几个月，学习掌握了两门印钞技术，厂领导希望她加入新四军。后来，林上村印钞厂在日军飞机和特务的侦探中暴露了目标。日军调集3艘炮艇加上拖船，带上3个中队的日军“围剿”江淮银行印钞厂，企图一举打掉红色金融的宝贝。林上村只有一个警卫排，与日军兵力相差悬殊，好在深夜紧急转移，但印钞厂并没有通知这位13岁少女。事后，她了解到，其母亲事先向印钞厂领导反映家中困难，不希望女儿跟着队伍走。印钞厂领导这才没有带上她。多年后，大嫂说，这是她一辈子不能原谅母亲的事。

这次印钞厂能从林上村迅速转移，多亏了新四军领导派出海防团的海船，抢在日军炮艇到达前，将印钞厂的全部设备物资和人员，转移到了船上，开始了海上印钞的生活。

1941年3月，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决定成立海防团，三旅旅长陶勇兼任团长，吴福海任副团长。一开始只有 11艘海船，两年间，经过自造和收编海盗船，海防团日益壮大。尤其在日军“扫荡”的时候，除印钞厂外，卫生部医院、重炮连等，这些宝贝单位都可以上船下海。印钞厂从林上村撤上海船，在海里居住的时间不短。首先要适应海况，战胜呕吐晕船是第一关，克服因缺少蔬菜而引发的身体上火不适是第二关，在颠簸中开工印钞保证质量是第三关。江淮银行印钞厂的金融战士克服困难，开创了世界上首家海上印钞的先例。

红色金融家的创造力

新四军人才济济，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就是其中之一，他为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北海银行的成长，做出过重要贡献。这位1927年的中共老党员，1938年至1943年在新四军工作，担任抗大华中分校政治部主任。写有《政治经济学简本》，供新四军干部学习。1943年奉命去延安，途经山东，正逢法币贬值，商人涌向根据地抢购物资，原先的北海币信用大跌，山东省委书记朱瑞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请示中央后，将薛暮桥留在了山东根据地主抓经济。薛暮桥采用统一的经济政策，北海银行货币做为本位币，是唯一可以流通的货币，并且强力禁止法币在根据地使用，规定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总量要拿出其中的50％交由工商局及公营单位购买存储粮食、棉花、花生等关系民生的重要资源。在根据地大宗商品涨价时，工商局平价卖出大宗商品，平抑物价。贬值时，北海银行投币收购物资。如此一来，基本稳定了根据地的物价。

为让北海币更加坚挺，薛暮桥选定食盐和花生油作为压舱石，由工商局定价专营专卖。由于山东沿海的众多盐场和花生产地均在根据地控制内，这项工作顺利落实。八路军还调集三八六团和一一五师特务营的5个连交替警戒掩护，也参与了海盐生产。连续半个月晴好天气，海盐就是大丰收。工商局制定了向津浦路西运盐梯度增加运费的政策，多地农民用小车接力运盐，保证了各方利益。更重要的是交易根据地的食盐、花生油只收北海币。结果商人争要北海币，北海币值大涨，极大地促进了商人从大城市买来药品、机器、无缝钢管甚至无线电台等根据地紧缺商品，换成北海币，完成各取所需的商品交换。根据地生产的食盐和花生油、棉花等大宗物资，成了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的抢手货。当年，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解答根据地北海银行的货币如此坚挺，要有多少金银储备金的提问时，薛暮桥说，我们不搞金本位，我们搞“物资本位”，根据地有多少粮油盐等大宗物资，就发行多少货币。

我党金融事业的历史，几乎与党的历史一样悠久。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必须同时要有金融割据的经济支柱来支撑。事实上，红色金融始终为人民革命斗争起着输血补氧的作用。各根据地的抗币，在全民族抗战的最前线，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孵化器，更是保护人民财产，严防日伪币的疯狂掠夺，粉碎日军“以战养战”罪恶阴谋的坚盾利器。

刘伯承元帅曾经说过：一发炮弹相当于一户中农的全年收入。供给一个大兵团作战，如同供应一座流动的城市。红色金融，在党的大政方针指导下，成功地解决了刘帅所说的这种小农经济与现代战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史称“农援打败美元”的奇迹。其中，红色金融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