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1939年11月7日,在溧阳县竹箦桥水西村成立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是新四军发展史上的重大战略举措。它的成立与皖南新四军军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日、伪、顽夹击极为尖锐复杂的艰苦环境中,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战略方针,在大江南北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巩固和发展了江南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并为形成华东、华中抗日根据地莫定了基础。
一、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的历史意义
(一)江南抗日斗争形势日趋复杂激烈,迫切需要集中力量加强领导,打破日、顽夹击,坚持江南敌后抗战。
新四军组建后,对于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于1938年2月15 日致电项英、陈毅,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
4月28日,新四军军部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派第二支队副司令粟裕率先遣支队从岩寺镇的潜口出发,进军江南敌后展开战略侦察。在先遣支队出发七天后,毛泽东于5月4日又电示项英:“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五四指示”明确了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方针和任务。遵照毛泽东的指示,5月12日,陈毅司令员即率一支队主力从皖南太平县出发东进,进入江南地区,在溧水县新桥附近与先遣支队会合, 并听取了粟裕关于江南地区情况汇报。随后,新四军二支队主力由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率领、三支队六团由团长叶飞率领也先后进入江南地区。进入江南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展开了全面积极的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至1938年底,先后建立起茅山、丹北等10余块游击基地,基本完成了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初创工作。
我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把对国民党蒋介石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打击敌后我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中在江南敌后大量增兵,在茅山地区的镇(镇江)、句(句容)、丹(丹阳)、金(金坛)、江(江宁)、当(当涂)、溧(溧水)、高(高淳)间遍设据点,频繁对我第一、第二支队进行合围“扫荡”。
国民党当局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下,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投降分裂危险持续发展。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和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指挥部相继成立,统一军政反共部署,在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接连制造“摩擦”事件,袭击人民抗日力量。如在华中制造湖南平江惨案、鄂东新集惨案、河南确山惨案、江南镇江惨案(马烽事件)。
6月,国民党第二游击区司令冷欣根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所制定的《限制新四军活动办法》,派遣国民党挺进军第五团“挺进”到茅山东麓,与我新六团段焕竞部发生西旸“摩擦”战。
9月,我东路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 叶飞部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顾祝同、冷欣之流的压力下,被迫西撤,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却围追堵击,致使我“江抗”副总指挥吴焜(原老六团副团长)牺牲,“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原老六团主任)身负重伤。
10月底,冷欣将“忠义救国军”一部布置于江阴、泰兴地区,依附日伪,企图打通与苏北韩德勤的联系,阻止新四军向北发展。在这种日顽夹击、江南三角斗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为加强统一指挥和领导,集中力量打破日顽夹击, 坚持江南敌后抗战,设立统一的指挥机构尤为重要。
(二)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落实好新四军担负的战略任务,迫切需要统一协调江南人民抗日武装。
1939年2月23日,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受毛泽东委托,由重庆达到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并和新四军领导人研究确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所谓“向北发展”,指的是多抽部队过江,把江北地区发展成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就是重点出击京沪地区,使江浙沿海敌人不得安宁,并造成国际影响;“巩固现在阵地”,就是巩固军部所在的皖南和业已开辟的江南茅山根据地。
4 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下达了《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政治口号,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顽自卫原则。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新四军的发展方针,陈毅等率领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在巩固江南茅山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实行东进北上,并于1939年1月至3月,在反“扫荡”中先后发起了水阳、横山、官陡门、东湾、延陵、上下会、云台山、狸头桥等一系列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打破了敌人分割、封锁及分区“扫荡”,鼓舞了江南地区军民团结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为了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打开向苏北发展的道路,1939年2月,陈毅即令一支队第二团(欠一个营)协同管文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向扬中和长江北岸发展,于4月控制了扬中和泰州西南大桥一带沿江地区,成为新四军北上的“跳板”和桥头堡。
为了贯彻执行“向东作战”的战略方针。5月,一支队又决定老六团(补充3个营)以“江抗”第二路的名义,从溧阳竹箦桥出发东进,在武进县戴溪桥附近与“江抗”三路会合,组成“江抗总指挥部”,于5月5日在横林附近越过沪宁铁路进入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连续血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进击上海虹桥机场,并与常熟、嘉定等地的抗日游击队共同开辟了苏 (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虞山)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江抗”由东进初始时的1000 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加强;同年夏,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又派出干部和主力一部开辟了宜兴北部和武进南部的太(太湖)滆(滆湖)地区的抗日游击新区。
1939年5月,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新四军军部决定,第一、第二支队由陈毅、粟裕统一指挥。8月20日,项英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并示陈毅、粟裕,成立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第一、第二支队。在粟裕的辅佐下,陈毅迅即部署一支队第二团继续东进至镇江、武进、江阴等地区,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沿京沪铁路两侧开展抗日游击战争,9月8日在镇澄公路上发起陈巷村战斗,焚毁敌军车7辆,毙敌大队长及以下官兵180余人;25日夜第二团二营和新六团一营协同夜袭镇江东南的渣泽车站;第四团于10月4日实施京沪铁路龙(龙潭)仓(仓头)间伏击日军列车,毙伤日军110余人。在予以日伪军沉重打击的同时,江南抗日武装力量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10月中旬,为了避免与国民党军的摩擦升级和执行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陈毅亲赴西撒至江阴西石桥一带休整的“江抗”主力,命令叶飞率“江抗”主力继续西撤至扬中一带整训待机,10月底在扬中八字桥与管文蔚部合编,仍称“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由管文蔚任司令、叶飞任副司令(政委),下辖4个团,准备向江北发展。
在东路,则由老“江抗”留在阳澄湖畔的36个伤病员和常熟“民抗”组成新的“江抗”坚持敌后抗战。可见,在地方武装密切配合下,新四军经过一系列的战斗,粉碎了日军封锁、“扫荡”,不仅巩固了原有阵地,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活动范围,,开辟了许多新的游击基地,使茅山抗日基地连成一片,许多地方抗日武装上升为主力。
到1939 年秋,不仅茅山抗日根据地控制的人口已增加到140万,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也由进入江南时的4100 余人发展到14000 余人,为新四军东进北上创造了条件。然而,“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战略任务尚属起始,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迫切需要将江南地区的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武装力量整合起来,步调一致向前进。
(三)当时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领导不全,机关干部人员不足,兵力配备失衡,迫切需要成立统一的指挥机构加强领导。
第一、第二支队1938年6月至8月东进茅山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有8位领导干部(正副司令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各1名),共辖4个团、4100余人。可是,一支队副司令(兼一团团长)傅秋涛当年10月即率一团调回皖南军部,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1939年3月15 日在武南洛阳桥牺牲。1939年1月罗炳辉接任一支队副司令,6月即调淮南路东任五支队司令员;而二支队司令张鼎丞1939年5月已调去延安;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也于2月调离。两个支队部,有的科有参谋干事没有科长,有的科只有科长却无参谋干事,因此,必须做组织调整,增加干部配备,以加强领导,更好地发挥机关的作用。
在兵力方面,第一支队一团、第二支队三团已先后于1938年10月初、1939年3月中旬被调回皖南。第三支队六团(两个营)于1938年9月由皖南进入苏南,先在水阳地区活动,后东移至茅山,归一支队指挥。1939年5月东进澄、锡、虞、苏、常、太东路地区,10月26日西撤至扬中与挺进纵队合并。
总之,只有将两个支队合并,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协调各战斗部队的行动,进一步发展江南的地方武装,才能与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相适应。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成立,对于在日伪顽的夹击中巩固和发展以茅山为中心的江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贯彻执行党中央“发展华中”和“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战略方针、任务,并继续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重要历史作用
为了加强对苏南新四军的统一指挥和领导,新四军军部决定增设江南指挥部的建制。1939年8月,叶挺将此决定电呈国民党第三战区并得到批准。11月7日,军部在新四军第一支队驻地——溧阳县水西村召开了纪念“十月革命”爆发22周年大会,会上正式宣布: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刘炎,副主任钟期光;下辖第二、第四团、新六团、挺进纵队和地方武装,共14000余人。同时成立中共江南指挥部分委,书记陈毅,委员粟裕、刘炎、钟期光。从此,溧阳水西村成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苏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40年7月,粟裕率江南新四军主力经扬中县北渡长江,到达江都县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江南指挥部从成立到渡江北上虽然只有短短9个月时间,但在陈毅、粟裕的统率下,为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日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高举抗日大旗,积极组织和领导开展苏南地区的“反扫荡”斗争,鼓舞苏南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江南指挥部宣布成立的次日(11月8日),日军200余人,从镇江县西南宝堰等地出动,向丹阳延陵、九里地区进行“扫荡”,遭丹阳县独立支队阻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第二团、新六团主力驰赴九里镇,在丹阳县独立支队的密切配合下,激战30多个小时,击毙日军武村大尉中队长1名、小队长3名、士兵164名,俘日军3人(其中2人后因伤重毙命),缴获机枪4挺、步枪28支、掷弹筒2具,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计划。此次战斗,开创了苏南敌后战场歼敌的新纪录,又是对成立江南指挥部的光辉献礼,受到延安总部的通电表扬,江南人民称之为“延陵大捷”。
1940年元宵节之夜,800余名日伪军偷袭安中里、樊扩村后,直逼水西村。陈毅、粟裕亲自指挥“江抗”二团、教导大队和机关人员奋起反击,创造了以少胜多、保卫指挥机关的战例。
1940年5月31日晚,驻南京日军第十五师团第六十七联队吉田中队150人,经湖熟镇合击国民党江宁县政府。6月1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和支队特务连在支队副司令员廖海涛指挥下前往救援,先以一部佯攻牵制,另以主力在赤山窦家边村设伏。日军在赤山东边的赤山湖堤上遭到新四军前后夹击,经过7个多小时激战,共毙伤日军中队长吉田以下130余人,俘虏2人,缴获92 步兵炮1门、步枪60余支。6月3日,日军1000余人在坦克掩护下,对赤山湖以南地区进行报复“扫荡”。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三营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射击敌骑兵队,毙伤日军40余人。傍晚,第三营冲出重围,取得赤山反“扫荡”战斗的胜利。
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东进江南之初,只能抗击小股日伪军,一次歼敌十几人,江南指挥部成立后,整合了第一、第二支队和江南地方抗日武装,连续取得了一次性歼灭日伪军百余人战斗的胜利,显示了东进江南的新四军战斗力得到了增强,大大鼓舞了江南军民“反扫荡”"斗争的信心。
(二)恢复东路游击,扩大新四军在江南地区的活动范围,创造了敌后抗日更为有利的条件。
锡澄公路以东至上海附近的青浦、嘉定,北临长江,南至京沪铁路两侧的广大地区称为东路,锡澄公路以西为西路。叶飞率老六团在东路活动时,抗日活动蓬勃开展,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1939年10月,为避免与国民党军的摩擦升级,叶飞奉命率部西撤,因伤留在阳澄湖畔36名伤病员和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 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东路抗日力量受到一定的影响,日伪和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又嚣张起来。
为了恢复东路抗日游击区,扩大新四军在江南地区的活动范围,1940年2月,江南指挥部派何克希、吴仲超等一批军政干部去东路加强“新江抗”的领导,分别担任“新江抗”司令员、政治委员,下辖4个连、共400余人。4月,中共中央东南局给中央的电报中说,“东路甚富庶,可筹大批款供给四军,伪军散落在当地的枪支约一千支以上,又是国民党力量薄弱地区,应乘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动员群众以嘉兴、阳澄湖为基点,建立基干队伍以作核心。力求发展江南人、枪、款三项之来源”。随后,叶挺、项英即派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去东路,统一党、政、军指挥。谭震林在江南指挥部见到了陈毅,了解江南斗争和东路情况。与此同时,项英电告中共江苏省委,原属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周围的游击队,交由谭震林统管,同时派党务和教育干部充实部队。
4月23日,谭震林和军部及江南指挥部派来的50 多名干部分批到达常熟地区,成立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将“江抗”东路司令部改编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仍称“新江抗”),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任副司令,下辖6个支队和淞沪游击纵队(青昆支队)。公开“江抗”“民扰”由共产党领导,大刀阔斧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使东路地区迎来了大发展。1940年11月6日,在庆祝“新江抗”成立1周年时,部队已从4个连400多人,发展到6个团5000余人,增加到原来的10倍多。
(三)注重加强建设,在艰苦复杂的游击环境中大力建立各级党政组织,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及军队的建设。
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创建江南抗日根据地初期,只是建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机构,但国民党当局强调所谓“军令”“政令”的统一,限制、破坏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此,江南指挥部积极指导和协助苏皖区党委加强江南地方党、政组织建设工作。
1939年12月,经中共华南局批准,苏皖区党委成立,标志着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一年后,党的领导体制归于统一。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活动区域已建立了3个特委,14个县(工)委。1940年3月,江南指挥部与苏皖区党委还召开了县、团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确定具体的工作任务,从而促进了区、乡、保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财经、文化事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江南指挥部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经常性地对指战员进行政治形势、方针、政策和红军优良传统的教育,采取传、帮、带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法进行军事训练,并逐步健全内部体制,适当配备干部,充分发挥各类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特长。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江南指挥部还重新组建了新三团、新四团,从而保证了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四)宣传发动群众,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巩固发展苏南敌后根据地奠定坚实基础。
在新四军东进江南时,陈毅就提出要求:我们向江南敌后挺进,完成肩负的光荣任务,就要遵守与执行新的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十项注意,以模范的行为,团结和依靠群众。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把在群众中流传的“出门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改成“遇见新四军,亲如一家人,道理也可说分明”。广大新四军指战员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搞好军民关系,陈毅、粟裕曾带头露宿打谷场的稻草堆旁。
东进江南的新四军不但以实际行动取得群众的信任,为了提高群众的抗战信心,消除群众的顾虑,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还大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连队都有民运工作组,组员大都是战地服务团中的青年学生。为了扩大宣传、迷惑敌人,有时要跑到离营地五六里以外的村庄散发传单,写大字标语。新四军还采取办夜校、俱乐部及演戏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组织、武装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江南人民以送情报、救伤员、筹粮秣、集军饷、参军参战等实际行动支援新四军。
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还亲自出马召开地主士绅、民主人士座谈会,登门拜访进步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活动。陈毅在茅山与“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推心置腹谈大义,开诚布公讲抗日,深得对方赞同,捐款捐物捐武器,支持抗日。此举赢得众多江南名士团结在新四军周围,积极支持抗日。
苏皖交界地区有封建迷信的刀会武装组织,对我军不了解,阻碍我军前进。粟裕派熟悉江南民情、有社会经验的吴福海等同志前去刀会做工作,用实际行动取得他们的信任。经我军宣传,大宫圩刀会的朱昌鲁、薛镇地区刀会的刘一鸿先后带领队伍参加了新四军。
(五)加强人才培养,江南指挥部在频繁的战斗中,造就了一大批从事党政军群工作的干部和各种人才。
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内刻有王必成同志的题词:“没有水西村,就没有茅山根据地,就没有东进,就没有苏北根据地,也就没有黄桥战役的胜利。”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以后,时刻听从党的指挥。在频繁的战斗中,提出了“一边打仗,一边建军”的口号。加强对部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注重军事训练,进行文化教育,开展文艺宣传,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素质。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中血与火的锤炼,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才干、有担当和有献身精神的党员、干部。这些党的优秀儿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水西村走出来的新四军指战员中,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将、帅军衔的有84名;走上师、军级领导岗位的有79名;任职省部级领导的有36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东进抗日,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水西村时期的雄才大略以及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