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能量网 | 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是鄂豫边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重量保证

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中国共产党一项根本性、基础性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党和政府一边开展军事斗争，一边组织发动群众，提出了“战争、生产”“生产、战争”的口号，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的力量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持续保障，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李先念在“关于编写五师战争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要写人民群众的支持。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组织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鄂豫边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是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的结果，是新四军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相互融合的结果，是汪洋大海的人民战争的结果。从群众工作的角度看，鄂豫边区既有各根据地的共性，也有包括地域、手段和方式等方面的个性，为鄂豫边区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群众基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伟大的民本之力。

鄂豫边区的群众工作以党和边区政府为主，各抗日团体和群众自发性组织为辅，呈现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特色。

国民党武汉会战失利后，其地方政权纷纷崩溃，随之人民群众遭受了严重的苦难。在鄂东地区“一般来说，都相当的腐败，特别是代表政府下层政治结构，更是黑暗腐化，敲诈勒索的情形，各县都有，民众感到很大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实力派趁社会混乱之际，纷纷拉起队伍，图霸一方。他们与日本人暗中勾结，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这些游杂队伍，心思不用在抗日上，而是夜以继日地骚扰百姓，“终日派米、派款、拉夫、抽丁、抢牛、宰猪、奸淫、烧房子、杀人......无恶不作，与日寇配合把鄂东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怒火中烧的广大民众，迫切盼望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出现，成为领导抗日战争的主心骨，带领鄂豫边区人民奋起抗争。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八路军办事处，一方面指导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改编，着手恢复重建湖北党组织，一方面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民主运动。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长江局发出指示，要求湖北、河南两省组织领导群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并要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负责人李昌“请从西安及各城市动员大批上述四省籍的民先队员回家乡组织游击战争......动员去时，首先把党员和民先中的积极分子组成骨干，使不致群众无首”。针对国民党溃兵成群，丢枪无数的状况，基层党组织发动群众捡枪，组建人民的抗日武装。土地革命时期隐蔽下来的应山籍党员杨常安，组织党员群众收捡国民党溃兵遗弃的枪支弹药，组建了有200多人枪的应山游击大队，成为我党在应山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1938年7月，黄冈中心县委召开会议，决定大力发展武装，发动群众拾捡国民党散兵丢弃的枪械弹药，为组建抗日武装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1938年11月，天汉工委召开创建抗日武装的会议，决定以汉阳七肖大湾为基地，中共汉川城东区委负责抗日武装的筹备工作。会后，在党员肖利三家设立汉阳民众抗日游击队办事处，广泛动员党员群众筹集经费，收集枪支。通过群众收集枪支，建立基层抗日武装，是鄂豫边区群众工作的一大特色，为之后统一的鄂豫挺进纵队的成立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随着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发展，边区党委和政府建章立制，把保障群众利益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人民群众如何参政议政，在政权建立之初，是以边区宪政促进会的形式出现。1940年3月，朱理治向中共中央、中原局报告政权建设工作情况时说：“现在急需建立政权领导机关，决定于月内成立全豫鄂边区宪政促进总会，一面推进宪政，一面领导已改选之乡区政权，指导与统一各种政权工作，以便过渡到成立正式边区性质的政权”。1940年3月，应城县召开100多人的县宪政促进会，决定采取民选的办法，自下而上的选举保、乡、区三级抗日政权。这次全县范围选举的结果，民选区5个、民选乡12个，半民选乡25个，至此应城县区、乡、保三级抗日民主政权基本建立。京山县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有7个乡完成了民选，选民达2万多人。这是工农群众又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管理着政权，从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曾在大山头一带亲自参加群众大会，看见民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中国的赞歌》一书中盛赞鄂豫边区的民主政治：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是真正的民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党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提出了“三三制”原则，并在鄂豫边区得到了贯彻执行。1941年3月，应城县委遵照中原局和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按“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了应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这是鄂豫边区在“三三制”原则之下产生的第一个县级政府，为鄂中乃至整个边区的政权建设提供了示范，政府也以新的形式实现党的政策，保护基本群众的利益。三年后，边区行署主席许子威在边区党委政权工作会议上汇报这一阶段的工作评价说：“当时对于民选和‘三三制’政策是执行得坚决，也很有成绩，最主要的就是：一、用民选方式由下而上建立了一全套政权机构，这一套政权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承认和拥护，其威信以及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非国民党政权所能比拟。二、团结了一批中间分子，虽然个别地区在拉夫凑数时有点千篇一律。三、在群众中进行了莫大的宣传教育工作，相当地提高了群众参政的热情，民众已经开始懂得什么叫民主”。

在民众参与民主政权建设的条件下，鄂豫边区也在政策法规层面，切实保障群众利益。在鄂豫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系列法规和条例，如《豫鄂边区选举条例》《豫鄂边区各级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豫鄂边区行政公署组织条例》，对群众利益的保障都有明确的要求。1942年3月，豫鄂边区党委和行署在京山召开首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豫鄂边区施政纲领》，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财权、地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等自由权，建立司法制度，健全司法机构，严禁刑讯，“重证据，不重口供”，一切抗日人民可以随时随地以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与此同时，豫鄂边区政府还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实施“二五减租”政策（按抗战前实收租减少25%），低息取利，深受农民欢迎。1942年，边区行署还特别颁布了《豫鄂边区1942年减租办法》，规定：凡佃田的租课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其原定实付租额减25%。1943年夏秋之际，鄂豫边区行署特别颁布了《1943年减租办法》，在“二五减租”的基础上再作相应的减少。普遍的减租减息，改善了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调动了他们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陂孝北山区的民谣道出了减租减息后农民的心情：田是农民开，秧是农民栽，往年租课重，二五减回来，民主政府好，穷人乐开怀。

以“千塘百坝”为推手，促进当地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由于战乱和天灾，特别是敌伪顽横征暴敛和疯狂掠夺，豫鄂边区的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边区党委把财政经济工作和解决民生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在根据地内普遍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保护各阶级的利益，发展民族经济，保护工商业，增加农业生产，创造自给自足的经济力量，改善人民的生活，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下，保证抗日部队的给养”。1942年1月11日，豫鄂边区党委作出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决定》，要求“经济建设工作动员到广大群众中去，号召群众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事业，提高群众生产热忱，组织群众到生产战线上去，克服群众生产情绪低落现象”。在上述精神指导下，边区政府加强财经工作。整理田赋税捐，发行流通券，稳定边区金融，建立自己的初级工业。边区财委会作出决定：“大量建立卷烟厂、织袜厂、毛巾厂、墨水厂等，力求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来物资”。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改善了民生和部队的军需保障，打破了敌伪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为克服经济困难，改善人民生活，边区政府还大力兴修水利，促进根据地的建设进一步发展。1940年冬开始，边区各级政府便大力组织群众开展修堤筑坝的水利建设活动，按照“小型水利群众自办，大型水利政府投资”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针和办法，广泛开展挖塘、筑坝。1941年8月，中共安北工委发展为安（陆）应（山）县委，制定了在全县修建一千口塘堰，一百座堤坝的水利建设计划，即“千塘百坝”工程。为此，安应县委成立了“兴修水利指挥部”，由县委副书记汪立波为指挥长。经过宣传发动之后，全县军民一起上阵，当年同时开工建设的水利工程300多处，经过两个冬、春的奋战，安应人民共修坝106座，挖塘1063口，胜利完成了“千塘百坝”计划，有力地促进了鄂中各根据地的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李先念曾亲临水利工程视察并参加劳动，满口称赞说：“修塘筑坝这办法好，既修了水利，又度了荒年，是合乎人民要求的，今后要推广”。安应的“千塘百坝”运动的消息传到延安后，《解放日报》和延安广播电台均作了报道。此外，鄂豫边区还进行了“柴山”和湖区的反霸斗争。1942年春天，群众上山割青肥田的时候，恶霸严秉权指使家丁打伤群众。中共天东工作组发动群众与恶霸作斗争，组织万人割青大队，开进“柴山”与恶霸进行说理斗法，并取得了初步胜利。黄冈地区有大小湖泊30多个，被大小湖霸占领了水面，渔民们极为不满。1942年冬，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来到黄冈，深入湖区，亲自指导渔民的反霸斗争。最后，“柴山”、湖产归公，统一归政府管理，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促进了特定区域的生产发展。

建立群众性的自卫军，协助主力部队开展军事斗争，保卫根据地和群众权益

随着抗日斗争的不断深入，在加强军事斗争的同时，边区党委和政府也注重民众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抗日文化教育活动主要从民众教育、抗战文化宣传中入手，而冬学活动把文化识字教育、时事政治教育与生产运动结合起来，是一场全民性的边区学习运动。边区的教育工作是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其特点是：“在教育内容上，以政治教育为主；在教育对象上，以干部教育为主；在时间上，采取速成的办法”。这一时期，边区创办了鄂豫边区党校、抗大十分校、洪山公学、豫鄂边区高级行政干部学校等，加强对干部的培训，为边区政权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开展多种形式的国民教育，主要是发展中小学、改良私塾和进行成人冬学等。在《关于冬学的通令》中指出，冬学作为“成年补习教育的一种，特别是农民教育的良好机会，也就是普及教育、消灭文盲的重要办法之一”。从1940年冬起，边区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积极开展冬学运动，以求尽量扫除民众中的文盲。冬学分全日制、半日制和夜校三种，群众在冬学里接受识字教育，倾听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受群众欢迎。运动高潮之时，边区几乎村村办学，人人入学。据统计，1943年冬，陂安南、安礼、安麻在黄安境内共办学700多所，学员2.5万余人；天汉、京钟、安应一带办冬学3000余所，学员5万余人。这场学习运动大范围减小了文盲，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和对抗战的认识。诚如《七七月刊》上的文章所说：“人民的文化水平、政治认识和民族意识的飞跃进步，等于平常时间的二十年”。

鄂豫边区抗日文化的传播，与其政治、军事、经济工作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鄂豫边区创立之初，河南省战时教育促进团南下豫南地区，演出话剧，教唱抗日歌曲，组织儿童歌咏队，开办农民识字班，讲授游击战争战术等课程，使信南地区人民的抗日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十月剧团和挺进纵队政治部建立的文工团，自编、自导、自演，宣传抗日救国，针砭时弊，受到边区人民的欢迎。报纸杂志是宣传抗战文化的有效形式。1939年7月7日创刊了《七七报》和之后出版的《挺进报》，由于内容积极向上，印数不断增加，影响不断扩大，对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密切军民关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41年至1942年，边区又创办了报纸《老百姓》和《反战旗报》等十几种杂志和内部刊物，报刊出版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在1943年鄂豫边区开展强化政权运动的过程中，《新民主》月刊所起的宣传和动员作用功不可没，版面除了很少部分必须公布的法令外，最重要的是发表如何弘发扬民主精神的文章，对边区基层政权工作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鄂豫边区的群众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既有地域的特点，又有工作的特色。作为扎根于农村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鄂豫边区十分注意引导和组织群众，并切实表达了他们在经济上求生存、政治上求解放的强烈愿望。鄂豫边区群众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执行好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维护好广大群众的权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要不忘初心，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国的人民政权更有群众基础，更加牢固。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盐城新四军馆的讲话精神：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把中国共产党为民情怀落实到一项项实际工作中去，让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永葆青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