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能量网 | 从“千塘百坝”的修建看——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政府的人民观

  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新四军第五师创建的一块跨越鄂豫皖湘赣，面积达9万多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它实现了从空间上包围武汉的战略目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初期牵制国民党军队，从战略上支援其他解放区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块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新四军第五师和边区党委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边区党政军领导广泛动员、组织、依靠人民群众，深入开展群众运动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2月3日考察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时指出：“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历史，正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拟以鄂豫边区开展的“千塘百坝”运动为例，来谈谈边区政府的人民观。

 “千塘百坝”是1941年至1942年间，中共安（陆）应（山）县委为解决当地土地长期受旱，发展农业生产，进而改善人民生活，推动根据地建设而开展的一项水利建设运动。那么，这项运动是怎样体现抗日民主政府的人民观呢？

      一、了解、关心群众疾苦是发动、组织群众的基础

 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来自人民群众，来自于与人民群众的血肉感情，来自对人民群众苦乐喜忧的体贴关怀。

   1941年夏，鄂豫边区遭遇干旱。鄂北地区从当年6月开始，一连83天滴雨未下，致使土地干裂，禾苗枯死，庄稼颗粒无收，不少农户嗷嗷待哺，只好举家逃荒，出外要饭。  

 安应根据地地处鄂北，是鄂豫边区的核心区，也是这次干旱中的重灾区。这里东连大别山，北靠桐柏山脉，境内属丘陵地带，岗岭起伏，溪流纵横，水源丰富，按说是不缺水的，但实际上，这里百姓常年为水发愁，“差不多年年遭受旱灾。据老农说：“百年也难逢一年全面丰收”, 更何况遇上1941年这场较大的夏旱呢？

 安应根据地的这场旱情，牵着根据地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心，众多群众家无宿粮，甚至外出逃荒，更让他们心急如焚，寝食难安。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仅仅是因为天干吗？他们学习毛主席提倡的“调查研究法”，决定“着重了解安应地区旱灾频繁的根本原因，以便对症下药。”

 于是，政府组织了一批调研人员到各村查访实情。在查访中，他们了解到，关于应山（今广水市）连年旱灾，当地有几种说法：一是因为当年修平汉铁路时将武胜关的山（广水与河南信阳毗邻，武胜关位于其北面）打穿了，因而“风水”坏了，“龙脉”断了，从此造成风雨失调、干旱连连的情况，“应山打通了武胜关，十年就得九年干”。另一种说法是，明末，应山人杨涟在朝廷担任左副都御史，职位相当于宰相。杨涟为帮应山人减免田赋，便常在皇上面前谎称应山遭遇旱灾。皇上说：“你们广水年年干旱呀？”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经皇帝这么一说，广水便成了“敕封”干旱区了。其实，这些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别说武胜关被打穿带来广水干旱这种迷信说法不靠谱，就是杨涟的事也是几无可能的。杨涟是明末“天下第一廉吏”，为人磊落刚正，虽说明熹宗朱由校继位，他立了大功，但说他为减免家乡的田赋而在皇上面前连年说假话，这对于正人君子杨涟来说，大概率是别有用心者编排出来的。一些人，特别是乡绅地主富户之所以散布这些“传说”，其目的是收了农民的租课后，而不愿出钱修水利，故用这些“传说”来麻痹人民，让广大农民甘于靠天吃饭，屈服自然。

 那么，造成广水、安陆等地旱情的实际原因是什么呢？调研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塘堰稀少，年久失修。安应地区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地主富户手里，这些人多只会向佃农逼租，而不愿出钱修筑塘堰。本来塘堰就不多，长年不修之后，要么淤积严重，要么受风雨侵蚀，岸破堤残，千疮百孔，无法贮水，一遇天干，旱情就不可避免了。

 此外，安应地区多山，河流溪沟如毛细血管般发达，水源充沛，但这些水资源没有筑坝蓄贮，最终都流进了涢水。原先有些地方也筑过河坝，贮水灌田，但也因地主富户吝财惜资，不愿出钱培护，因而山洪暴发、河坝被毁后，便无人组织打理，河坝贮水的功能也失效了。

 情况摸准了，症结找到了，办法就有了，党组织发动群众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就强了。因此，安北地区党组织——安北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一致认为，只要大兴水利，安北人民是完全可以解除旱灾痛苦的。领导人民兴修水利，储水防旱，便成了安北工委当时的主要任务。

      二、让群众参与活动、当家做主是发动、组织群众的力量来源

 安北工委作出兴修水利、解除旱情的决定后，并没有贸然蛮干，而是交群众讨论决定的必要和可行，让群众认识此举的意义和作用，认识此举与群众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

 由于处在旱情严重、饥荒遍野、人员外逃的特殊时期，安北工委虽在发动群众上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是审慎的、细致的。他们决心采取逐步推进方式，由点及面，先试验，再推广。1941年秋，他们决定先拿从吉阳山到李家嘴的那条河流做试验，视整治情况再考虑下一步行动。这条河流全长十余里，中途在河西杨、李家嘴等处有小石山山麓可 做导流沟渠，灌溉面积可达六千亩以上。

  党组织决定在这些地方建坝的设想交给受益群讨论时，大家都十分赞成。安北工委甚至还专门“找有经验的老农座谈，讨论新修水坝的筹备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完善工作方案。

 正因如此，所以修坝行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群众积极性十分高涨，参与愿望是自觉的、自发的，是从心底认同的，发动群众也就有了足够的力量来源。

 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在随后的3个月时间内，通过广大群众日夜奋战，通过战胜敌人的一切阴谋破坏和克服工程中的种种困难，安北地区从吉阳山至李家嘴的河流上，筑好了三座大坝。第二年春天，一场春雨下过，十里河道上装满了清水，两岸人民的心情，无限欢畅。这在安北地区产生了极大反响，几十里远的农民成群结队地来参观新坝，大家说： “共产党真伟大，办法实在多，在这炮火连天的日子里做出这样的大事情真了不起。”

      三、党的坚强领导和党员带头作用是发动、组织群众的根本保证

 在吉阳山至李家嘴三座大坝建成后，安北地区群众兴修水利的热情被激发出来，纷纷要求在各自乡里筑堤修坝。安北工委积极引导，总结大坝建设经验，又于1942年初春，领导群众在糟坊湾门首建了一座坝，在曹家冲修了一口新塘。

    1942年8月，中共安北工委发展为安（陆）应（山）县委，王良任书记（赵家驹继任）。县委成立后，狠抓干部作风。王良说：“搞地方工作，党的形象就是靠我们地方干部的一言一行体现出来的。如果干部对自己要求不严，就会脱离群众。这样人民就看不起你，也不会同你一条心，由此抗战工作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县委以干部走群众路线为切入点，以兴修水利为抓手，制定了在全县修建1000口塘堰、100座堤坝的水利建设计划，即“千塘百坝”工程。为此，安应县委成立了兴修水利指挥部，由县委副书记汪立波为指挥长。经过宣传发动之后，全县干群一起上阵，当年同时破土动工的水利工程达300多处。

（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修塘筑坝运动）

 工程开工后，县委的领导同志经常到工地，同群众一起挖土打夯，由此群众的劳动干劲更大，工程进展更快。

 安应的“千塘百坝”工程得到了边区党政军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关怀。李先念曾亲临水利工地视察并参加劳动。他称赞说：“修塘筑坝这办法好，既修了水利，又度了荒年，是合乎人民要求的，今后要推广。”并指示“要注意质量，塘要挖深，坝要筑高，培厚夯紧才会多装水，不漏水，寿命长。”边区党委还从边区银行拨出300万元边币（折市价稻谷1200万斤），给安应县用作水利建设经费。

 党组织还带领边区军民，与破坏兴修水利运动的敌伪势力坚决斗争。边区兴修水利运动自然会引起敌人的嫉恨，遭到敌人的扰乱。为确保水利工程顺利开展，县委提出，“动员根据地内的人民和军队，加强对敌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安应地区的武装工作队和民兵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处处打击敌人，并且集中一部分主力部队到新修水利的重点区域周围，监视敌人的行动，制止敌人的袭扰。武装人员一肩扛枪，一肩挑担，发现敌人，就拿起武器保卫水利建设；没有敌情时，就积极参加担土、打夯；各区乡的基干队和民兵，则夜以继日地戒备周边敌人据点，一旦有动静，就立马报告。

  经过两个冬春的奋战，安应人民共修坝106座，挖塘1063口，胜利完成了“千塘百坝”计划。县长黄曙晴、县委副书记汪立波在孙家畈、李家嘴领导修建的两处河坝，分别被当地群众命名为“黄公坝”“汪公坝”。

      四、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法是动员、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

 在“千塘百坝”的修建过程中，安应县委非常注意工作方法。他们把兴修水利同救灾工作结合起来，“救灾工作基本上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这样既照顾了农民的长远利益，又照顾了农民的眼前利益。”

 县委提出“有田者出米，无田者出力，以工代赈，共度灾荒”的口号，在修建水利的费用上，按田亩分摊，以米付工资。对于贫苦的田主，酌情减免，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兴修水利的人员中，依靠贫雇农为骨干，团结中农；在兴修水利的时机上，抓紧时间，争取在春耕前完成任务，避免影响春耕生产；在发付工资的原则上，民主评议，按劳取酬。当 日做工，当日付资，绝不拖欠，以免影响日常生活所需。

 这些科学合理方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极大地调动了修堤筑坝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当然，也有一些地主富户偷奸耍滑，他们把强壮的人弄回去生产，把一些妇女儿童弄来做工凑人数。农民们愤怒地说：“这些可恶的地主真坏透了，弄些女人小孩来做工，挖土挖不起一眼，挑土挑不动一碗【箢】，打夯不敢拢边，等到日头落的时候，他也照样打工圈。”还有的地主，装穷叫苦，拖欠应出的水利经费。

 对此，县委在赵家上湾召开紧急会议，专门处理这一问题，对那些借故拖欠应出水利经费的地主，进行坚决斗争，限定他们及时出资，同时重申了计工付酬的办法。这次会议后，广大参修水利的农民情绪又高涨起来。大家说：“共产党办事又干脆，又公平，说到做到。有党给我们撑腰，是绝不会吃亏的。同志们，干吧。”

 对那些或明或暗，破坏捣乱修堤筑坝的恶霸地主，县委则发动群众，坚决斗争。唐家畈村大恶霸地主唐尧普鼓动部分不明真相的落后群众，阻扰政府改移旧坝址；竹林湾地主侯仲香父子破坏李家嘴坝；赵房湾富户王老五趁着大雨黑夜，毁坏糟坊湾坝等，都受到了政府的惩办，极大地稳定了人心，坚定了全区农民修塘筑坝的信心。唐尧普不仅在群众斗争会上低头认罪，拿出5000元作为建坝经费，还当众写出悔过书，在各镇张贴。

（“千塘百坝”运动中，新四军第五师与当地群众共同修建的“汪公坝”）

 安应地区兴修“千塘百坝”运动，是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中进行的。但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新四军第五师官兵的大力支援下，水利建设持续进行，并顺利完成了任务。新四军第五师官兵不仅日夜巡逻放哨，监视敌人，而且稍有一点空余时间，就去帮助农民担土打夯。敌人扫荡时，刹那间，工地又变成了战场。开战之前，地方武装部队首先把兴修水利的男女农民掩护到安全地带。等到把敌人打走了，兴修塘坝的人们又从四面八方回到工地，继续劳动，“千塘百坝”就是在这样炮火连天中，一面作战，一面赶修，用血肉和汗水修筑起来的。安应县指挥部警卫连连长冯德峰等同志，就是在护坝中与敌战斗，光荣牺牲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感情更加深厚，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了。

 “千塘百坝”胜利完成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党中央在广播中特向安应人民祝贺。《解放日报》把安应人民在敌后坚持兴修水利的经验，向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作了介绍。“千塘百坝”还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水利建设，这些水利设施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让群众获益得实惠是动员、组织群众的根本目的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千塘百坝”运动不仅解除了安应地区经年累月的旱情问题，更在于群众受益，党和人民政府赢得了民心，而许多逃荒在外的饥民，在家乡旱情解除、生产条件好转后，也纷纷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抗日民主根据地更加巩固。

 安应县自从修了“千塘百坝”后，连续两年夺得了丰收，不少群众家庭的生活水平因此有了明显改善。“仅崔吉乡九保16户贫农上升中农的有8户，14户中农上升富农的有2户，槎山乡七保42户贫农上升为中农的27户，58户中农上升富农的有9户……”当地百姓的吃饭问题不仅得到了解决，而且每年向边区交售救国公粮20余万担。1944年，安应县受到了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政府的表彰，被命名为边区模范县。

 “千塘百坝”运动的成功实践很快从安应县发展到鄂中地区，进而推广至整个鄂豫边区，使边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和大生产运动。襄南3县筑堤 727处，疏通河道50华里；随南修建了边区第一座水库——清水河水库，还建了新塘670多处；信罗边工委组织修建了台湖水库和渡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物资保障更加有力。

  这一运动提高了党的威信，增强了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号召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决心更加坚定。从吉阳山到李家嘴的河流上三座大坝修好后，河西杨救国会长、60多岁的老农民张继全说：“我家几辈人住在这里，门前的河总是干的，现在装满了一河清水，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像这样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得到。”杨兴街的一位婆婆说：“我们这个地方十年就有九年干，穷人硬是逃荒逃怕了。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把塘堰搞得这样好，以后不怕荒年了。”

  总之，鄂豫边区安应根据地首倡的“千塘百坝”运动，为抵御自然灾害，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水平，打破日寇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加强边区建设，坚定抗战决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水利建设打开了思路，积累了经验。这一运动，也体现了共产党人急群众之苦，忧群众之忧，解群众之难的人民至上情怀；体现了共产党人尊重群众意愿、听取群众呼声的人民首创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造福群众的切实工作作风。

（作者单位：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安陆市新四军研究会）

文稿来源：《地方革命史研究》2025年第1期

编辑：韩新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