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昌：京味文化（二十二）：北京的“大杂院”

在京城的胡同里，除了四合院、独门独院外，那就是这大杂院了。

所谓大杂院，一是指这院子比较大；二是说这里面住的人家杂，一般有七八户人家。

这些人家有的住３间房或２间房，还有的住１间房；各家的人口也不一样，有的多，有的少，有的只有老俩口。这些人家，老、中、青、少、幼、婴，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职业也不同，干什么的都有；在生活方式上，各有各的习惯；就连吃饭也是各家有各家的吃法。您可以想见，这院子里该有多热闹！

然而，北京人对处理邻里关系却有着一种共识：“远亲不如近邻”、“住街坊就要讲究个互相照应”。多少年来，这个共识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一代传一代。

居家过日子，首先说是吃饭。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家基本上是自己做饭。做饭就要有火炉子，原先是烧煤球，后来改烧蜂窝煤。如果头一天晚上没把火“封好”，第二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笼火”。冬天还好说，炉子放屋里取暖。夏天每家都有一个火炉子，那院子里可够热的了。然而，老百姓却习以为常。等到做饭的时候，各家炉子上飘出了饭香。邻居们相互间都问问：“他大婶，今儿个您吃什么啊？”遇到有的人家改善生活，做点好吃的，首先想到的是要给邻家的孩子先送点过去，让孩子尝尝。这似乎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小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可吃了不少别人家的好吃的。

别看院子里人家多，可院子收拾得很干净。记得在我们家前面有一个大杂院，那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有蹬三轮车的，有修锁配钥匙的，有在印刷厂当工人的，还有在澡堂收票的。但家家、人人都很注意环境卫生。每天早晨起来，各家的大人们都很自觉地打扫院子。遇到下雨天、下雪天，人们更是积极地扫水、扫雪，把院子清理出一条道儿，让大家行走方便。各家的垃圾也有地方放，在院子大门的拐角处，有一个垃圾箱，大家都很自觉地往里面倒。

早晨，上班的上班了，上学的上学了。院子里剩下了老大妈、老大姐，她们也都不闲着。各人忙着自己的活计，有的洗衣服，有的做补花，有的折页子（将书的页码一页一页折好），有的糊纸盒，等等。院子里有棵大枣树，她们都聚在那树下，一边干着手里的活儿，一边聊着天。等到１０点钟左右的时候，串胡同卖菜的来了，大家都出去买菜了。卖菜的人，大家对他都很熟悉，是胡同口万承久商店的“大个李”。这“大个李”，人高块头大，说话爽快。见了老大妈、老大姐挺亲热，时不时说点笑话。老大妈、老大姐买菜挑得细，他一点也不烦；怎么着他都能对付。

“老太太，您买点什么？”

“我得看看，这黄瓜多少钱１斤？那茄子呢？”

“大李子，这菜看着怎么不太新鲜？”

“大个李”笑着一一回答，老大妈们挑三拣四地买完菜回家做中午饭去了。

晚饭后的大杂院，是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机，顶多有个收音机。一家开收音机的时候，故意将声音开得大一点，以便让大家都能听得到。老爷儿们们聚在一起抽着烟、聊聊天，说说大家关心的事儿；妇女们在家里收拾着碗筷；孩子们则在院子里，或到胡同口去玩。

孩子们玩的游戏可多了，但最喜欢的得说是听讲故事。记得胡同里有一位老大爷，有点文化，口才也好。他讲起故事来吸引了不少的孩子来听。老大爷往那儿一坐，孩子们忙不迭地拿着小板凳就围着他坐好了。

“大爷，您今儿接着讲岳飞的故事吧！”

“不，您还是讲铁道游击队！”另一个孩子说。

“行，行，讲什么都行。”这位老大爷一边扇着扇子一边喝了口水答道。

“咱们今天讲一个新的，叫平原游击队。怎么样？”

“好！”孩子们齐声叫好。

说着，老爷子就开讲起来。从李向阳的双枪打得如何如何准，到日本鬼子松井怎样的凶残，再到游击队最后击毙松井，讲得是津津有味。孩子们一个个听得入了神，一动不动。

住在这大杂院的人们还有一乐，那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打枣。院子里的那棵大枣树，有些年头儿了。枝干粗壮，叶子翠绿，枣色深红。打枣的时间，一般选在星期天，孩子们都在家。届时，一位老大爷张罗着，让一个小伙子爬上树，用竹竿打枣。下面的人特别是孩子们跑东跑西地捡枣，不大一会儿，几大笸箩就装满了。人们都不忙于分枣，一切都听那位老大爷的分配。最后还剩下一些，由几位大妈大婶给邻家送去，也让大家尝尝鲜儿。那大红枣既甜又脆，大家吃在嘴里乐呵呵的。（刘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