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新闻杂志编辑的日子

    曹景行

    去年年末，美国历史最久的新闻周刊　《时代》　在评出2017年风云人物之前，就先把自己卖掉了。九十六年前创办　《时代》　的老亨利·卢斯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辗转反侧，难以安眠。曾在《时代》　集团里面打过几年工的笔者，闻此消息也五味杂陈，不由得回想起当年初入这行时“受训”的经历。

    三十年前亚洲经济持续腾飞、中国全面走向改革开放、香港加快回归祖国的进程———总部在美国纽约的　《时代》集团开始向东南亚和“大中华”地区扩张地盘。先是收购了香港英文新闻周刊《Asiaweek》　(亚洲新闻)，接着又在那儿创办了中文新闻周刊　《亚洲周刊》(Yazhou Zhoukan)；两家杂志名字容易混淆，其实在同一办公楼里面各有自己独立的编辑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移居香港，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　《亚洲周刊》　的撰述员　(writer)，从此开始新闻人的生涯。

    那时香港报刊市场特别繁荣，五花八门，没几天就有一份新的报纸杂志创刊面世。我们杂志作为一份严肃的国际新闻周刊，同香港地方性刊物很不一样———不仅内容和风格不同，整个编辑过程也特别严谨，完全依照美国　《时代》　周刊的作业模式。像我这样一个刚转入新闻行业的新手，能够一开始就在那种体制中起步，实在获益匪浅。

    就拿研究员　(researcher)　这个名称来说吧。在上海我就经常翻看　《时代》　周刊，发现他们编辑部里设有这么一种职位，心想到香港后能当个研究员应该很不错，因为自己在上海社科院工作六七年也只升到助理研究员。只是进了　《亚洲周刊》　才知道，他们所说的研究员其实等于内地的资料员。但又不是收集剪报管理资料室，而是要为撰述员和编辑提供所需资料，还要负责核对文稿中的新闻事实。

    作为撰述员，我的工作是综合改写记者来稿，或者译写　《时代》　集团其他杂志的文章。每篇报道动笔之前，就会有研究员送来一叠内容相关的报刊剪报，多为英文。我完成稿子打印出来再送一份给研究员复核，他们不仅校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更要查对我所用的每一个新闻事实、每一句引语、每一个专用名词———有错必纠，最后签字认可。那时还没有互联网，遇到弄不明白或有争议的地方，他们就要再去翻字典找资料，多重核对查证。也会直接打国际长途电话或发传真给散布世界各地的记者、采访对象，一一核对清楚。

    后来我改做编辑和资深编辑，要处理的稿子更多，每天都要面对好几位研究员同事。尤其是每星期最后截稿的日子，我们称作deadline，我写字桌前常常坐着好几位研究员，排队等着我讨论稿子。他们多为大学毕业没几年的香港年轻人，女生占了一大半，一般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普通话连听都成问题，更谈不上说了。这就逼着我尽快学会广东话，才能在很紧迫的时间里同他们讨论许多复杂的新闻事件，比如菲律宾军事政变或俄罗斯经济“震荡疗法”。可以说，多亏了　《时代》　周刊建立的研究员制度，我今天还能讲一口“不咸不淡”但至少香港人能听明白的广东话。

    在　《时代》　杂志建立的新闻“生产流水线”中，研究员只是初级把关人。那时，记者发来的采访内容由撰述员统一改写，成稿后交编辑和分管不同领域的资深编辑多次修改，末了由副总编辑和校对员做最后修改，交总编辑审阅签版。做新闻周刊最要命的是截稿当日发生重大新闻，不得不更换上万字的封面专题，时间极为紧迫。但上述编辑环节一个都不能忽略，往往拖到深更半夜、口枯眼胀才能送印刷厂。

    这种严谨的编辑程序，可说是知识劳力密集的高成本作业。有的报道如有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刊发前还要再请公司内的法律顾问仔细审阅，确认没有问题才可以付印“出街”。即使如此，仍然难免出现大小差错，甚至被告上法庭判罚巨款。我在那儿打工的几年中，周刊就发生两起重大官司，都是在新加坡被起诉，也都是因为引述了错误的信息。法院判决诽谤成立必须罚款道歉，分别赔给对方九十万美元和一百五十万新元，金额真不算小。

    第二起官司发生时，周刊已经换了老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时代》　集团与华纳电影合并为世界最大传媒企业时代-华纳，1994年调整资本结构把一直亏损的　《亚洲周刊》　卖给了香港　《明报》　集团。重组编辑部时，最大的变化除了把撰述员与编辑合二为一，再就是取消了研究员部门，只保留了两位研究员。另外，原来与　《Asiaweek》　共享的资料室连同几十万份剪报也留给了他们，新编辑部不再设立自己的剪报档案库。这样做一是为节约成本而缩小编制，再就是顺应数码科技对报刊出版行业的冲击。

    三十年前我在香港开始新闻工作时，正逢印刷媒体由原先的铅字排版转为电脑排版。排字房消失了，好多几十年前就入行的老员工一夜之间失去工作，有的只能改行去做大楼门卫当“看更”。对媒体记者、编辑来说，开始还可以继续用笔手写稿子改稿子，另有专门的电脑打字员帮你打稿。没过几年，编辑部里所有人都自己学会电脑写作，否则就难以继续任职。

    接着又有更大的变化。1993年我第一次接触到internet这词，最初连中文译名都不统一，也有叫“网际网络”的，后来才定于一尊为“互联网”。很快我就用上了，不仅可以及时接收新闻信息，查找资料更是方便。在编辑流程方面，各地的记者把电脑文字稿直接传到香港编辑部内部网络，编辑完成后又经电脑直接送去排版。这样的作业流程今天早就成为常态，当时却是平面媒体的一场技术革命，一场残酷的生死淘汰。

    互联网的另一大变革是极大地提升了新闻图片的品质，从此我们随时都能收到摄影记者和通讯社网上发来的高保真原图，电脑上选用后略加裁减立即就可以进入排版，完全取代了以前的“三色纸”。所谓“三色纸”是通讯社把新闻图片分解为三种原色，再分别用电传送给订户，我们收到后再把三色叠加恢复原图，质量往往很差，有些还可以勉强刊印，多数根本不能采用。也因为互联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便利，好多报纸开始改成彩印，图片越来越多，文字越来越少。

    我们取消了研究员部门和资料室，取消了撰述员和编辑的分工，缩短了作业流程，让编辑承担起更多职能和责任，有效控制了编辑成本。但从　《时代》　那儿学来的那种严谨作风，还是用心保存下去，也就是特别注重新闻事实准确和文字一丝不苟。

    那七年编辑工作的“训练”，加上早先在上海社科院的七年研究工作，成为我后来做电视新闻评论的根基。当前新媒体繁荣兴旺，传统媒体扎堆投入融媒体，信息之庞杂远非我们当年能够想象。与此同时，有些新闻平台也变了味道，新闻品质更加不敢恭维，常常触碰专业底线，编辑中的低级错误更是时有所见。有感于此，写下上面这些陈年旧事供新一代新闻人参考；也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担心，算是为过去留下几笔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