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艺术名家工作室” 系列三 石虎：着笔不画形实，而意在象虚

石虎谈艺

　　袁思陶：您怎么看待观念艺术？

　　石虎：其实艺术的终极表现一种“道”，艺术是不可言的。比如蒙娜丽莎，很多人都对其解读，也没有讲出蒙娜丽莎给每个个人的感受，这真是因人而异的。你提出来一个概念来，难道就真的准确吗？最可笑的是，还没有创作出来，就提出来观念，叫做“观念挂帅”。好像艺术只有“观念挂帅”，才能有进步，这种做法完全是形而上学。

　　艺术是不可言的，所有主义、艺术的概括，都是不准确的。我举个例子，比如印象主义，难道印象派就是印象的吗？印象派提出来的是什么观念？你很难用语言去概括。印象派里其中有一个点彩派，我认为完全是色彩科学实验、是一种对色彩的科学探讨。再比如立体主义，什么是立体主义？人们至今都无法用恰当的词语来概括。至于立体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就我个人看来，是评论家赋予它的不恰当的概念，为了叙述它而不得已赋予它的声韵标签。这就是观念，是理论家为了解读艺术作品，给予它的不恰当的、生硬的标签，而不是创作家的初心。所以，艺术品用观念来解读、来引导，是非常荒谬的。

《历历山川匿文化》 石虎2014年

石虎谈艺

　　齐白石是写“艺”，八大山人是写“意”

　　袁思陶：说完西方艺术，再请您谈谈对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有什么样的见解？

　　石虎：文人画是近代以来很兴盛的东西，大体上是以画国画的文人为主体进行的绘画。

　　评价一个艺术家，要把他的画放在历史中来看。像齐白石，便是近代一个很特殊的例子。齐白石作为一个中国画家，在当时是坚持了中国文脉传承的，在他力所能及的范畴中还有所突破和创造。他来源于基层，对于花鸟鱼虫有着血液里的情怀，对于表达这些题材很自然，得心应手。比如他的名作《蛙声十里出山泉》，他本人不知听过多少蛙叫声、看过多少流水，因此这幅作品对他而言，是非常自然的流露。别的画家为什么出现不了这样的构思和表现，原因就是生活体验的不同。因此，齐白石这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画家，才会倍受肯定。

齐白石画作

　　文人画，名之写意。这种写意让我们在读文人画的时候，读到的是一种精神。譬如八大山人，我们很难从笔墨中找到一种方法，真正地学习他。主要的问题是在心智的不同。“八大”的作品是真正的写意、写心。他对清人的那种愤慨，那种对现实的无奈和反抗、悲愤，哭之笑之、不可言喻的情怀，都在他的画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认为，“八大”是一个写意的完人。他画的是真正的心智，他的心智见于一块石头、一只鸟、一片叶，甚至一个树干；见之于他的笔墨，他的笔墨中都渗透着他的情怀；他的书法也好，跟他的笔墨非常和谐，毫无做作，是文人画写意的高级典范。八大山人是贵族精英文化的代表，从他的画中能看到他的脊梁和风骨。

八大山人画作

　　如果说，齐白石是写“艺”，那么八大山人便是写“意”。“艺”和“意”是不太一样的。齐白石的很多作品，比如画虾，体现的是对宣纸的了解、笔墨的了解。怎么会那样像？其实是达到了眼手之功的高峰。但是你说格调有多高，很难看出他画虾的时候有什么心智。他用这些技法画了很多东西，也启发了后来的后多艺术家，比如黄胄画驴、吴作人画骆驼。但这些都是属于“艺”的层面，不是心智的层面。

　　尽管这些画上也会有“风物志远”这样的题词，但我不认为高远的诗文能拔高自己的艺术。有人画了三棵白菜，也会题“三世清白”。我认为这是中国美术的外道，虽然是个传统，但光靠题跋是不行的。

石虎谈艺

　　“象”是中国艺术之魂

　　袁思陶：您觉得什么是中国艺术的核心？

　　石虎：文人画是由于他们是文人，善于诗文。中国画的基础是笔墨，他们书法的功力很深，因此画画很容易，比如撇几个兰草，对于峰回路转的笔法轻车熟路，很快能画出兰草。撇竹子也是一样，就是笔画，对于书法的功力，这些笔画很容易。再加上从窗外看到些影子作以参照，竹子就非常精彩。我认为，这种文人画是要看心智的，文人画的初衷就是他的心智，八大山人之所以不朽就是他的心智，他的笔墨完美表达了他的心智。如果你的画不能带动你的文字，题出再好的文字也没有用。如果你能将画与文字混为一体，因此你的题款也不是外道。核心的是你的画有没有表达你的心智，表达了你的心智，题款是线条的一种丰富。

《朱恋图》 石虎 重彩 2011

　　谈到中国艺术，“象”是避不过去的概念，它是中华艺术之魂，但讲“象”是很困难的事情。关于“象”的概念，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叫《象论》，专门讲“象”的问题。本来是不可言之言，但是非要言它，只能用相近的语言来描述。“象”的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魏晋时期叫玄学，当时文人雅士坐在一起，坐而论道，谈论“象”。王弼曾说“象从意出。”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就是对“意”的理解。意，不是意思，不是内容。如果从内容出发，这个“象”就被误解了。如果“象”只从义出，不从形出，不从音出，这个就歪曲了。意，当心智也。“象从意出”也就是象从心智出。心智，既涉及到心灵，又涉及到意志。心灵的感悟和思想的判断是两回事，我们的心灵所感，很多是都是不可言喻的，而心的意志，也就是你的欲望、心的生命意志，它本身也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但是它存在。当你谈论物的时候，“象”是平行存在着，是从心出的。

　　其实谈到“象”的时候，连接的不只是“象”本身，连接的是整个中国思维。我可以举个例子：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他的主语在哪里呢？没有主语。枯藤和断肠，天涯和家，这都是贯通的，他几乎画成一个密集的网络。古道和枯藤，本身就有思维的连接，互相辉映，互相神韵的关照。这就是“道”的思维，是非线性思维，是多维范围的。对仗是启动文脉的发动机。所以，这种文化的张力非常强大，就像天地万物，不是主谓宾按照一定顺序排列，都是有呼应的。《六书》也好，“道”也好，都给了我们美术创作莫大的自由，而我们的艺术家不会运用这种自由。

石虎接受新华网书画频道采访

《征远图》 石虎

　　创新一定是以传统文化为坐标

　　袁思陶：您年轻时曾对于艺术进行过大刀阔斧的创新，能否谈谈您在创作创新方面的心得？

　　石虎：我的创新，其实是借鉴。我看过很多画，比如潘天寿用手画秃鹫。六十年代，潘天寿是浙江美院的校长，我在那里进修，亲眼看过他用指作画，用小拇指指甲勾勒吗，他认为这样捧墨时非常有手感。人们常说用笔连心，但是笔的中间有一段笔管。我认为，指墨是手指直接连心，更直接。潘天寿的指墨非常精彩。那时我还没有开始画中国画，还在和老艺人学习雕刻。潘天寿对我的影响是，让我在起步的时候就知道了“法无定法”。潘天寿的用笔非常硬，他的线条像刀切、铁板，所以用手指更能表现这种刚劲。

　　我在工艺美术研究所画瓷盘时，还曾有幸看到过黄胄画画，他的行笔很快。

　　另外，还有件趣事，八十年代中国画展展出过我的一幅画。李可染看到后，通过朋友找到我，问我的画是用什么笔画的。我不好意思说是用扫帚画的。他就笑，觉得线条很特别，因为是竹扫帚，非常有弹性。李可染认为这种线条有意思。

　　具体说回我自己，我的创作其实没有阶段，是一直延续的，虽然有时是因果倒错。当然，像我个人早期非洲写实的题材后来画得少了。大体上都是探讨各种方法、各种的思想。早年的时候，特别是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10年的过程中，我基本是在试验线条，探讨一种中国画的可能性。有时上午画一张，下午画一张，风格变化极大。为探讨中国画的可能性，从造型、色彩等方面都进行切入。那时候，我在宣纸上画印象派，挂在墙上，远看就和印象派的印刷品一样。

《烛煌图》 石虎 重彩 2011

　　袁思陶：那么，您认为怎样才算是艺术的创新？

　　石虎：所谓创新者就是探索者。探索中国画的可能性，大家要做的就是传承。当我们放眼世界、回顾历史，我们要发现自己是谁，自己的使命是文脉的延续，不要轻言背叛。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是艺术的母体。

　　我认为，艺术如果不跟传统连接，就没有创新；只有把传统当坐标的时候，才能提出一个新的东西，就像一棵树，如果与根脉完全不连接，生出来新枝新芽是完全不可能的，是没有生命力的。艺术不跟传统连接，实际上已经不是艺术，而是走到了非艺术的范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才有艺术的新生命力。

　　现在空谈前卫，实际上很多都是伪命题。断裂中国文化的文脉，号称为当代。这种当代性是很没有思维的，跟我们自己的文脉不相接，既没有民族性，也没有很深的智慧。

　　中国的文化，是以线条为本。美术家是不可以用概念来敲定任何思维的。比如说，我画了一幅写意，你用任何文学的语言来敲定它都是不对的，因为它有无限的思维。所以中国的象形文化，用主义来圈定，是圈定不了的。中国的艺术从来没有谈论主义的，整个中国美术史谈不到主义。

　　创新一定是以传统文化为坐标，来找到它不足的地方，然后再来考虑如何弥补这种不足。如果背叛传统，就无从创新。中国艺术家首先要把中国文化认识清楚，要把你的血液认识清楚。若是你基本的文心立场，都站在西方的那些哲学家的立场上，张口闭口都是西方的立场。这些提倡，表面上看是世界性，实际上却是对民族文化的背叛。背叛了中国文化的话，也根本谈不到世界性，世界不会承认你。你只有代表中国的文化，有了新生命，才有了世界性。

访谈主持人新华网书画频道主编袁思陶博士与著名画家石虎在访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