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真的缺“信仰”吗？

　　核心提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入深水区，解决上述信仰缺失等问题，仅仅是传统信仰的偏重或重建，可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传统信仰方法，无法解决社会大众对于政治及其代表的信任危机。所以，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既关乎个人的精神关怀、信仰认同，同时也是民主、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涵之一。

　　信仰缺失论，一般是基于具有终极性、神圣性特征的宗教信仰判断，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才会出现当下社会这种或那种问题；并且认为那种遇事求神拜佛、“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功利化、庸俗化的信仰方式，等同于没有信仰，因为这种信仰无法构成一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规范，无法基于这种信仰认同而最终建构一个 社会准则。

　　中国人有无信仰，很难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定

　　以西方基督教信仰标准来看，中国是没有宗教及其信仰的。但是，如果说中国社会没有信仰，却不一定真实。关键是信仰如何定义。一般而言，宗教信仰 可以分为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与无神论等类型，还可以有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信仰等类型的划分。中国人有无信仰，很难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定。

　　如果不以宗教信仰或信仰宗教来为当代中国人的信仰进行定义的话，中国人并不缺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政治信仰层面，中国有八千 多万中共党员，一亿共青团员；宗教信仰层面，官方说法，中国社会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者一亿多人（学术界则有三亿多人等不 同说法）；民族民间信仰层面，依族群、语言、传统及其地域的相异而各有不同；至于文化信仰层面，儒教的信仰者以汉族为主体，人数更是难以统计……

　　既然中国人的信仰如此丰富多样，为什么普遍的看法却是与此相反，认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信仰缺失呢？一个最基本的理由就是：人有信仰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些信仰之间太缺乏认同、太私人化了。更重要的，个人的利益追求往往要高于、大于这些信仰。信仰及其信仰方式无法神圣起来，以至于对国家、对社会无甚作用。从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这就是信仰缺乏认同，缺乏基于信仰认同而构成的国家意识与社会价值规范。

　　一份全国抽样问卷数据显示，在人们期待的理想社会类型之中，与“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优良的社会”等选项相比，人们对“有信仰的社会”的期待与认同，比例是最低的，只有7.4%。由此可见，有信仰却无最起码的认同，几乎就是信仰的缺失。

　　缺的是具有普遍性认同的信仰

　　“有钱能使鬼推磨”，曾经是普通老百姓有关神灵信仰的一种说法，但却说明了民间信仰及其方式的一个特点，这是大众信仰功利化与世俗化、难以构成社会价值规范的一个主要原因。

　　以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传统信仰格局，信仰的重点落脚在君、亲、师若干人物身上。倘若这些人物及其代表、象征的权力不出问题，信仰方式则有可能不会出问题，但是，他们一旦有所堕落，或者是失去了固有的地位与声望，老百姓的信仰也就失去了方向，无法认同而无所依赖，促使这种以大人物为对象的信仰方式，很快呈现严重的缺失。“文革”时代之后的1980年代出现的所谓“信仰危机”即属这种情状。

　　至于在佛道教等传统信仰与东渐入华的基督宗教信仰之间，也受影响于日益强化的民族民粹主义的信仰主张。这种信仰主张强调本土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信仰之间的华夷之辨，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人不应当信仰外来宗教，主张以民族信仰共同体为标准，重建一元化的民族信仰。这样也会导致中国人究竟还有没有真正的信仰这一巨大的困惑。

　　政治信仰层面，则是由于部分党员、特别是部分高级干部的腐败，甚至是利用手中的职权从事看风水、求神算命、修葺祖坟等各种迷信、巫术活动，进而导致了政治信仰难获普遍社会认同的神圣性断裂，出现了信仰成为口头禅、信仰不被认同等现象。

　　信仰认同与法治中国

　　基于传统中国的“天地君（国）亲师”信仰方式，传统父母官、天子、圣人等大人物，既是道德楷模，也是信仰对象。近代辛亥革命之后，天地君亲师被 转成天地国亲师，而近代政党政治所建构起来的“主义信仰”，实际上就把这种传统信仰方式，置换成为对领袖、政治的信仰与认同。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政府官员直接成为经济利益主体，信仰缺失的问题就会自然产生出来，甚至构成信仰缺失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入深水区，解决上述信仰缺失等问题，仅仅是传统信仰的偏重或重建，可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传统信仰方法，无法解决社会 大众对于政治及其代表的信任危机。所以，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既关乎个人的精神关怀、信仰认同，同时也是民主、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涵之一。

　　毋庸置疑，政治信仰源自于领导者、公权力掌握者或社会治理代表。依中国人的信仰惯习，人们对领导、官员、统治者的信从，根源于他们人品道德的高尚，天人之际，替天行道，足可为天下典范。然而，当这些官员们的道德行径出现差错，楷模失范，那么，其所内涵的信仰范式也随之消失，其象征权力则同时衰 落。

　　正因如此，解决公共权力层面的“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应该用人们熟知的“民主法治”方式，做成“楔子”植入公共权力领域，使他们牢记公民才是社会主人，使他们明白贪污渎职、损害公民利益的罪行，必将受到法律制裁而绝无例外。只有这样，干部中因所谓“邪念纠结”而形成的“信仰缺失”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信仰要有认同，认同在于制度。既要解决信仰什么的问题，也要解决如何信仰、信仰实践与信仰认同的制度规范问题。一个社会之神圣与崇高的信仰构成，离不开一个好的社会：民主、平等、公正、法治、文明。为此，解决国家政治层面之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的基本方法，是民主法治；解决宗教层面信仰私人化、 功利化的基本方法，是多元共治，基于核心价值观认同，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建构普遍而公共的认同方式；至于解决社会民间层面的信仰交往界限的融通，则是信仰对 话与信仰实践方式的民主与公正。 （李向平）

      【编辑：张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