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新四军作为威武之师、铁军之师，共与日伪军作战2.46万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人，俘虏反正日伪军12.42万人，成了华中地区抗战的“钢铁长城”。新四军之所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纵横捭阖、威震敌胆，取得如此辉煌战绩，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这完全是党的英明领导和指引的结果。

　　筚路蓝缕迎曙光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留守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孤悬敌后，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党中央一直关注着这支革命力量。1935年10月，当主力红军一到陕北时，党中央就立即派人到闽浙赣粤边区去寻找他们。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迅速派周恩来赶赴西安斡旋和平解决事变，并当面与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在全国抗战救亡运动高涨的压力下，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意对中央红军进行改编，因而也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打开了希望之门。1937年3月，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经过艰难的谈判，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正式将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此时，中日淞沪开战，国民党集中主力应对日军进攻上海，蒋介石对南方红军游击队采取招安和诱降政策，企图把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和保安部队，以脱离共产党的领导。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在8月底发出《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指示》，要求南方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部队可以自行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活动，以免遭国民党的欺骗”，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招安诱降的阴谋。蒋介石在收买和招安红军游击队的诡计破灭后，不得不同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但在人事任免问题上再耍手段，妄图把国民党军统人员安插到新四军来。中共中央强调改编后的新四军“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的强烈要求，使新四军改编工作完全置于党的正确主张之下。

　　193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式批准新四军改编为一个军四个支队的方案，并决定成立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以全面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至此，南方红军游击队走出筚路蓝缕，统一戎装迎曙光，在国民政府的旗帜下团结抗战，成了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

　　“五四指示”明方向

　　对于新四军组建后的发展方向和驻防地域，党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为此作了两次“五四指示”。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始终视新四军为心腹之患，必欲消灭殆尽而后快，故意把新四军调往安徽岩寺至芜湖一带狭小地区，企图把新四军置于国民党军二、三战区的监视之下，再借助日伪军之手消灭新四军。新四军内部也有少数领导人强调华中地区的特殊性，抱着“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幼稚想法，放弃独立自主的抗战原则，提出所谓的南进黄山、天目山以至江西老区打游击的错误主张。为了从战略上重视和处理好新四军的发展问题，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作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明确决定，指示新四军应把经略华中敌后抗战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同时将推进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连接提到了重要议程。为了传达六中全会精神，中央指派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云岭进行视察传达，制订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具体行动方针，让新四军的发展目标更加深细精准。

　　为了落实中央的战略大计，中共中央还于1939年1月成立了中原局，委任刘少奇为书记，主持华中大局。刘少奇根据中央的要求，通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苏北地区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群众基础好，是新四军发展的突击方向”的正确建议，再一次肯定了中央发展华中战略意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同时，毛泽东也分别在1938年5月4日和1940年5月4日，给中原局和新四军军分会发出指示，要求新四军“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当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江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要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地区发展。”

　　毛泽东的两次“五四指示”，不仅为新四军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新四军打破国民党的禁锢樊笼找到了出路。根据中央精神和毛主席的“五四指示”，新四军大踏步地向华中敌后推进，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就创建了8块稳固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164个县级民主政权，根据地面积达到26.8万平方公里，人口突破4346万人，从而使新四军立于不败之地，成了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些成绩的取得，完全是党的正确领导和指挥的结果。

　　凤凰湼槃再出发

　　1941年初，是新四军发展史上严重困难的时期。国民党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消灭北移的新四军，1940年底蒋介石秘密下达“消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命令顾祝同调集20万国军对皖南新四军进行“围剿”，悍然于1941年1月4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造成了新四军的重大伤亡，严重消损了抗战力量。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组织全党全军掀起了反制措施。1941年1月18日，毛泽东首先通过《新中华报》发表《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怒揭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是国民党挟其十年反共之成见，屡屡加害新四军之毒计”，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共产党人团结一致，惩办罪魁祸首，制止内战罪行，团结共御外侮。”1月17日，周恩来也在《新华日报》上题写“江南一叶，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词痛斥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为了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的罪恶行为，中共中央还联合民主人士共同反击。1月20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人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指斥他们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大局的卑劣行径。

　　为了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中共中央还通过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文章，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斥国民党反动行径。在中国人民正义力量感召下，苏联大使潘友新主动会见蒋介石，发出“内战就意味着灭亡”的外交照会。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也劝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特别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警告蒋介石如不停止内战，美国就无法大量援华，表示要停止财政支持。中共中央和国内外一边倒的斥蒋舆论，给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沉重打击，赢得了各界人士对新四军的支持和同情，同时也还了新四军的政治清白。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由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全军统一编制与番号，组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使新四军得到了更大发展。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新四军成了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信赖的华中抗战“钢铁长城”。

　　整风整训铸辉煌

　　新四军进入华中敌后抗战，部队即处于日伪、顽、我复杂的三角斗争环境之中，新四军的党员和排以上干部又是来自各地区，经历不同，出身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政治理论水平、工作作风都有差异，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风气。这些不良之风对于加强军队团结、开展对敌斗争以及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都是严重的阻碍。因此，党中央十分重视新四军的军政素质建设，先后组织开展了整风整训两大运动。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组织延安整风的同时，也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为新四军下发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华中局也在是年5月下发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分别对新四军的整风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1942年6月，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整风工作领导小组，由饶漱石、陈毅分任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同年6月中旬，新四军军分会也成立了整风学习检查委员会，由曾山、赖传珠、彭康为正副主任，着力从组织上确保全军整风工作的顺利开展。考虑到新四军的整风运动是在战斗十分频繁的情况下进行，中央又作出分期分批开展整风的工作要求，从1942年开始，到1945年8月结束，前后经历三年零四个月。

　　通过整风，新四军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干部队伍更加纯洁，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系统清理。政治上增强了党性，提高了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加强了纪律性，为部队之间、干部之间、军政之间的团结打牢了基础。

　　1944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准备战略反攻，又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发布了《整训军队的指示》，要求部队在一年时间内“加紧整训部队，使军队的军事素质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以适应战略反攻时的需要”。为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要求，华中局立即于同年10月向华中各根据地和新四军各部队下达了整训任务指示，要求各级首长亲自组织，深入动员，具体指导，认真处理好作战、整风、生产工作，确保整训任务的落实。整训工作从尊干爱兵教育入手，以技术、战术练兵为主，同时结合整组民兵、自卫军等后备力量，以提高军政素质与发展作战力量为目的，大力开展政治整训和军事练兵，壮大部队实力。到1945年8月，新四军已拥有7个主力师和浙东部队共26个作战旅，2个地方旅，共21.5万余人，地方部队拥有7个军区，25个军分区，共有部队9.7万人，建成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铁军”，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和解放事业创立了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

来源：大江南北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