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留守儿童”之四:

“留守”的监护人：如何人留下，心守住？

人民网 潘婧瑶 徐前

编者按：每到岁末年关，打工者盼的就是拿到工钱、买 到回家的车票。而留守在农村老家的孩子们，也已经开始倒数与爸爸妈妈团聚的日子。据统计，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万。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能否健康成长，事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事关国家的发展与未来。孩子们成长中有怎样的悲喜？家庭、政府、社会、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保护是否到位？留守儿童问题 该如何破解？人民网记者赴河南、安徽、贵州、四川、云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以及广东、北京等劳动力输入地采访，推出“十问留守儿童”系列报道，与网友一起探 讨。

贵州省罗甸县打改村，一位老人带着孙女喂猪。人民网 赵艳红摄

“现在的问题是，有精力有能力的人不管孩子，管孩子的人受体力、观念和文化水平所限，不可能给孩子足够的关注。”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成巧云对人民网记者表示，在她对云南昭通等地留守儿童问题的田野考察中发现，“没有爱的回应”是目前留守儿童监护人最大的问题。

由于父母单方或双方出外打工，农村儿童的实际监护责任被转移给了非父母的其他留守人群。记者在多地的走访中发现，目前担任农村留守儿童实际监护人的群体主要包括：留守老人（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留守妇女（孩子的母亲），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族人（主要存在于家族聚居明显的少数民族区域），村干部或其他有余力的人，各类儿童托管中心等。

无论是亲人还是陌生人，留守者们大多是被年龄、精力、文化素养、工作能力所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与留守儿童一样孤独。在孩子的教育里，他们所能给予的，也只有他们所拥有的有限的那一点。

托管中心：监管真空的临时庇护所

“妈妈已经几个月没有打电话来了。”今年9月刚读小学四年级的宋明说，“陶老师说妈妈可能很忙，让我先好好学习，陶老师会跟妈妈联系上的。”

这个孩子口中的陶老师，并不是学校的老师，而是他所寄宿的云南省宣威市宝山镇留守儿童之家的创办者陶汝会先生。这位在福建当过兵、后长期在福建一所私立学校担任管理人员的陶老师，回到家乡宝山后，决定以在福建积累的经验，创办了这个完全私营的留守儿童之家。

“宋明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很多家长交上一个月390块钱的生活费给我，把孩子扔这里就完全不管了，之后几个月既不交钱也联系不上人。”陶老师感叹说，“因为家长在城里打工，电话号码经常换，我只能等他们联系我。”

宝山镇留守儿童之家的这些孩子们，大多数父母在外打工，也没有亲人留在家乡。宋明过去一直跟外公一起生活，大半年前老人摔断了腿被接去昆明治病，宋明只能孤身被留在这里。

“我想我外公，想跟他一起生活。”宋明说，随后他又迅速地补充了一句，“在陶老师这里也很好，有很多同学一起玩。”当记者问他想不想跟妈妈一起去她打工的拉萨生活时，孩子沉默了很久，最后摇了摇头。

对这个孩子来说，尽管外公无力照管他的学习，尽管陶老师一个人要管三十多个人，但他们，才是他熟识和亲近的人。

处于一条小河和高速公路之间的三间瓦房，其中一间男生宿舍、一间女生宿舍、一间用于给孩子们完成作业的教室，就组成了30多个孩子共同的家，这个家目前还面临着由于镇里征地而可能消失的风险。陶老师在黑板上写着：“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字迹被某个调皮的孩子用手抹得有些模糊。

在河南、贵州等地的一些县城里也存在类似的儿童托管中心，有的是老师把父母没时间看护的学生带回家并收取一定的费用，有的是培训机构在艺术培训的基础上又加了托管的项目，有的是学校附近的居民办在自家住宅里，大部分都无证照无监管，居住条件存在安全隐患。托管中心的孩子，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们 的父母外出打工，觉得村里的教学条件不如县城里好，就送他们到县城上学，吃住则交给托管中心。

河南省西华县第二实验小学附近，记者以孩子家长身份暗访了一家开在民居里的托管中心，发现没有碗筷消毒设备，也没有灭火器等安全设备，托管费用为一个学期2400元。西华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任人表示，目前尚无办法界定托管中心归哪个部门管理，监管存在困难，教育局只能对开托管中心的公立学校教师进行纪律处分。

河南省西华县东高村，肖楠（化名）帮奶奶剥花生。他的爸爸妈妈在新疆打工。人民网 宋芳鑫摄

留守老人：有心无力影响人际融合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晋熙镇天台联合小学是记者走访的其中一站。2008年2月，这所学校的一位12岁少年在春季学期开学当日，于村里祠堂边自缢身亡，这个一直被认为温和懂事的孩子留下遗书，称想念外出打工的父母。七年过去，这个学校里的留守儿童依然十占八九。

“反正我没有妈妈管，我奶奶说，我妈被狼叼走了。”这是天台联合小学一年级的一个男孩说的话。班主任吴玉华介绍，这个周姓男孩性格孤僻又蛮横，经常跟同学闹矛盾。有一天，奶奶来学校接他放学，当着老师同学的面就对这个孩子说：“别人骂你，你就骂他，别人打你，你就打他！”吴老师了解到，这个孩子的妈妈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失去了联系。父亲在外打工，奶奶把孙子当宝贝，十分溺爱。

放学后，记者随一个三年级学生到家中探访。孩子坐在室外的天井里，借着还亮的天光在写家庭作业，58岁的章奶奶在孩子身后捡菜。老人开朗而健谈，她告诉记 者，孩子很乖，每天回来都按时写作业。她十分自豪地给记者展示墙上的奖状，夸奖孙子学习好。章奶奶有时会在一边看着孙子的作业本，事实上，她什么也看不 懂。她说：“我是个文盲，没办法教他，我就希望我孙子好好学习。”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大部分留守老人都是文盲或仅有小学文化水平，只能够保证孩子吃饱穿暖，不能指导监督孩子学习，很难给予恰当的品德教育，也无法倾听和纾解孩子的情感矛盾。家庭教育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孩子的性格表现，能够提供亲密陪伴和一定文化教育的留守老人，培养出的孩子往往更开朗快乐。

平伟和成慧是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大石中学初二年级的同班同学。两个人都是出生不久后，父母就外出打工了，两个人跟父母关系都不太亲近，也不愿意跟父母一起生活。平伟是寄宿生，爷爷有风湿，奶奶去年把一条腿摔断了。每到周末回家，除了写作业，他还要照顾爷爷奶奶。老师说平伟非常比较沉默，经常只用“是”或 “不”两个字来回答问题。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说：“很多事情不想说。爷爷奶奶身体不好，不想让大家都烦心。”

成慧是走读生，家庭条件比较好，爷爷奶奶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以便照顾她学习。爷爷目前还在上班，念过初中，能指导她一些学习方面的问题。奶奶每天中 午都给她做饭，放学都会来接她回家。相比平伟，成慧的性格略为开朗，回答问题也比较快。成慧说，她如果遇到了开心的事情，就会跟爷爷奶奶讲；如果遇到了不 高兴的事情，她会先自己消化，或者跟同学说。

“家庭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最佳保障。留守儿童的父母离开了，他的家庭实质上就不存在，不能满足他们成长的基本需求。隔辈老人所提供的，是本质就有缺失的家庭教育，这使得他们处理人际关系难以和谐，体会不到人际融合和关心友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认为。

留守母亲：“留下”并不比“出去”容易

“过去我们解决儿童问题，强调家校沟通、加强对留守家长的培训等，但对很多实际承担监护责任的老人来说，这些能提升的都有限。”从事妇女儿童工作11年的太湖县妇联主席陈林认为，只有亲生父母与孩子关系最亲近，才是最合适的监护人。

吴萍在去年成为了一名“留守妇女”，因为小儿子要上一年级，大女儿也快升初三，她决定放下在外地的工作，回到太湖县照顾两个孩子和老人。

“我女儿这一年来跟我亲近了很多，有什么事都愿意喊妈妈、妈妈。”吴萍说，“我女儿以前总觉得我把弟弟带在身边，把她扔在家里，都不怎么跟我讲话。现在好 了，她经常跟我聊天。女儿跟我说‘妈妈我知道你一个人要照顾六口人很辛苦，以前家里的条件不好你才要去打工的’。”女儿的话，让吴萍流了泪，也坚定了她留 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决心。

与吴萍类似的“留守妇女”很多。她们发现，回来之后，孩子的学习成绩、性格表现、心理状况、与家人同学的关系都有改善。但同时，她们也感到经济负担都压在丈夫一个人身上，家庭经济水平确实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一下子失去了工作，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妇女，并不知道怎么打发除带孩子之外的漫长时间，有些就 沉湎于打麻将、串门子。

太湖县妇联组织了陪读家长培训班，教陪读母亲学习家政服务和手工编织等工作。妇联与当地企业合作，给吴萍这样的学员在毕业后安排能自由支配时间的相关工作，一边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一边陪伴孩子。“要是能在老家工作赚钱，当然就不往外跑了。”吴萍说。

陈林介绍，举办陪读家长培训班，是让陪读母亲能够有工作、有收入、有追求，给孩子更好的榜样。另一方面，把当地的企业资源与劳动力更好地结合，又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留住青壮年劳动力。

同时，陈林也承认，尽管母亲一方的回归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守儿童的心理焦虑，但父亲角色缺失带来的孩子性格的不完整、因夫妻两地分居而导致离婚率上升等后续问题仍难以解决。

“因为经济条件所限，农村父母越来越多地被迫远离家庭，家庭责任感变得越来越淡薄。因此，如何留下孩子的父母，如何让留下的父母不再离开，给孩子完整的家，变成了更紧要的事情。”成巧云副教授说。（文中涉及未成年人及家长均为化名）

编后：在家庭监护短时间难以到位的情况下，农村留守儿童们每天生活所在的基层组织在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国家或地方出台的留守儿童相关保护关爱政策，如何落实好在农村的“最后一公里”？请关注下期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