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我是党和国家培养教育出来的，党和国家需要我，我宁肯倒在实验室，也不愿躺在病床上。”
——张履谦
1948年12月，清华园。
荷塘边一片静谧的树林里，夜色掩护下，22岁的张履谦稳稳举起右拳——“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声音不大，却字字坚决。
彼时，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前夕，白色恐怖笼罩华北。入党介绍人庄沂问他，可知此时加入共产党，就等于将脑袋挂在腰带上，随时可能被捕，甚至牺牲？
张履谦回答：“在逃难时，我没有饿死病死，在日本人的炸弹下，我没有被炸死，现在还会怕死么？我就是怀着富国强兵的念头来上大学的，只要中国能够进步，国家能够富强，就算自己牺牲，又算得了什么！”
“富国强兵”，从这一刻起，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人生与党和国家的事业紧紧相连。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事胶着，美国B-29飞机对鸭绿江两岸狂轰滥炸，并施放电磁波。干扰之下，我军雷达既侦察不到敌机，也无法引导战机迎敌。
危急关头，刚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分配到军委通信部的张履谦奉命奔赴前线。物资奇缺，找不到无线电器材，经过观察研究，他灵机一动、就地取材，用土法子制作了跳频装置，改变雷达频率，一举挫败了美国敌机的干扰。
1962年，“两弹一星”研制进入关键时期，美国U-2高空侦察机频繁进入我国领空刺探，并干扰地空导弹雷达站。张履谦向军委总部建言，亲临现场改装雷达，并主持研制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红旗二号”制导雷达，令5架美国U-2飞机有来无回。
在张履谦的带领下，全军首个电子对抗组织——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组正式成立。自此，我军电子对抗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壮大。他开创的雷达抗干扰思路，至今沿用70年。
张履谦常说：“只要工作需要，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而且要干好。”
1957年，调任国防部五院的张履谦，开始参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一没人才，二没器材，三没设备，怎么办？“没人才，自己培养；没设备，自己造；不懂，就搞反设计。”他带着队伍硬是白手起家，参与仿制出“红旗一号”这枚“争气弹”。
“我是党和国家培养教育出来的，党和国家需要我，我宁肯倒在实验室，也不愿躺在病床上。”1979年，尚在养病的张履谦背着氧气包，出任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总设计师。闽西酷暑中，他心绞痛发作，含上一片硝酸甘油，吸几口氧气，便又投入工作。他又一次与同事自力更生，研制出全套国产化设备。
1984年，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研制成功，成为中国空间测控技术发展的里程碑。同年，张履谦和国内专家一同提出在中国建设双星定位系统的建议，揭开了中国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序幕。
气象卫星、海洋卫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年逾九旬，参与并见证中国航天史上的一个个辉煌，但他只说：“我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很平凡，只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紧跟时代步伐，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建设祖国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诚如《张履谦传》作者钟轫的评价：“支撑起张履谦人生的两根基柱，是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党、对事业的无比忠诚。”
（本报记者 杨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