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能量网 | 寻访中共四大会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这让人不禁回想起昔日有关部门寻访中共四大会址的曲折过程。笔者早年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今中共一大纪念馆）工作期间，也曾参与调研。

会址在较长时间里未能勘实

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林育南、周恩来、陈潭秋等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为吴廷康）也参加会议。会议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等14个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

李逸在《中共“四大”会议琐忆》中谈及：“大会不像‘五大’以后各届之推出主席团，只记得开幕和闭幕大会都由陈仲甫（独秀）亲自主持，并一度提出政治报告。此外，历次会议由周恩来担任主席，有几次是李维汉。周恩来主持会议，有条不紊，口齿便捷，应付裕如，充分表现出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当年因环境险恶，这次重要会议未留下很完整的档案，所以关于会场地址查不到任何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相继勘实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二大会址，接着又组织力量寻访中共四大会址。

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曾发出许多函件，也曾奔走各地寻访当事人、知情者，陆续征集到不少关于中共四大会址的线索。例如，昔日在沪从事妇女运动的杨之华（瞿秋白之妻）回忆：“中共四大会址在上海横浜路附近，是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子。”出席中共四大的庄文恭（早年曾任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回忆：“中共四大会址好像在上海四川北路横浜桥以北的一条路上，是某里弄中的最后一家，那房子的特征是比另外几幢大，二上二下，天井占用最里面的一段弄堂。”

这些回忆仅反映出中共四大会址的大致方位，没有提供确切的路名和门牌，会址在较长时间里未能勘实。

曾误传会址为“横浜桥6号”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被分配进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组，刚上班就聆听馆里前辈介绍了寻访中共四大会址的情况。

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仅数周，我就急切地查阅了当事人、知情者关于中共四大会址的10余份口述历史资料；在阅读中，曾自忖：从前横浜桥周边“五方杂处”，可算“三不管”地段，弄堂四通八达，离北火车站又不远，若是中共四大在这一带择址召开，确实方便人员出入，万一发生意外也有利于迅速疏散。

此后，在浏览馆里图书室收存的报刊时，不经意间看到一份画报上登载了一张上海横浜桥北岸的民居照片，并标注：“图为‘四大’会址——上海闸北横浜桥6号（四川北路横浜桥边的一座居民住房）。”这让人眼睛一亮。

鉴于横浜桥不在上海闸北区（后并入静安区），而是位于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桥下是狭窄的河道），便持单位介绍信前往当地的公安派出所进行查询，却未找到“横浜桥6号”这个门牌；经了解，才知这是一位老同志把当年上海全体党员开会的地点误记为中共四大会址，而且那个开会地点也似乎应在东横浜路24弄6号。为了作澄清，我根据自己掌握的多种资料，给上海《支部生活》编辑部寄去一封读者来信，说明有关部门虽已一再努力，但中共四大会址依然还未能勘实。

很快，上海《支部生活》编辑部有同志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组。这位年轻编辑见面就表示：“寻找党的四大会址，这项工作艰巨而重要！”我很认真地说：“馆里研究人员都非常期待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早日解开会址的谜团。”随即，与他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会址“就在这个地方”

随着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不断深入，尽快勘实中共四大会址成为社会各界的迫切希望。

1983年春末，我随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领导赴上海普陀区的一个居民新村，登门拜访上海市政协委员郑超麟（早年曾任驻沪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这位翻译家先前曾表示：“我认为我有责任给世上留下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材料。”“我是这次大会的记录人，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当问到中共四大会址的确切地点时，老人回答：“四大会址是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屋（即‘假三层’，外观为两层，其实内有三层），地点在上海市区通往吴淞的铁路旁边，不属于租界，而且面向四川北路。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教室的样子，有黑板和讲台，每人面前放英文课本，以防不测。三楼是一部分代表宿舍。”他的清晰回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事后，我曾将此次访谈的内容告诉几位党史专家。

1984年5月，有关部门的同志专程陪同郑超麟前往实地进行踏勘，走到上海川公路、东宝兴路之间的一段淞沪铁路（后拆除改建轨道交通3号线），老人想了想，立即指着轨道东边的新工房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的‘四大’会场所在地，当年会址北面还有一座教堂。”这条线索受到高度重视，专家们又循此持续进行考证；据查，中共四大会址所处里弄，在20世纪30年代曾遭侵沪日军狂轰滥炸变成废墟（1983年建造6层新工房）。我闻讯撰成短文《“四大”会址位置找到了》，发表于《党史信息》。1986年夏，我奉调离开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后来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但对于党史研究并未中断。

1987年11月，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被公布为中共四大遗址；2006年7月，位于多伦路215号的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对外开放；2012年9月，位于四川北路公园内的中共四大纪念馆正式开馆。

（本文作者为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委员）

（来源：人民政协网-人民政协报）

相关阅读：

中共四大会议场景复原记

2025-01-17  上海党史网 作者：陆健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与一大会址树德里、二大会址辅德里一直留存至今不同，中共四大会址所在的广吉里于1930年代被毁。经过漫长而又严谨的考证，明确了四大会址所在里弄为“广吉里”，而非此前所认为的“和平坊”。

四大会址（广吉里）位置示意图，位于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以西，东宝兴路南侧

会址确定了，会议召开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当时中共四大纪念馆一大工作难点。

口述：陆健

整理：顾圣莹

大会在石库门里弄中召开

与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相比，中共四大会址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被炸毁，而且会场所在地的周边环境经过多次改造，也已面目全非，仅有当时参加会议的郑超麟、李逸等人留下了一些回忆。

石库门复原

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和相关文献资料，我们做了一些对比研究，认为大会一定是在石库门内召开的；而且这栋房子建成的时间并不长，应该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已经造好的，房屋的主人还没有搬进去住，是会议组织者以办英语补习班的名义向房东租借的。虽然当时不清楚里弄名称，但是对此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在建设中共四大纪念馆时，我们建造了一栋石库门房屋（即场景再现厅），它与纪念馆连为一体，成为纪念馆展陈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场是一个英语补习班

这栋新建的石库门房由底楼、二楼和假三层组成。考虑到当时的上海处于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海派文化蓬勃兴起、革命运动方兴未艾但又步履艰难的总体历史维度中，而且会址处在临近租界的“华洋结合部”。因此，我们在还原会场时，尽量对居住在石库门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元素和生活方式进行还原。首先，在一楼，摆放了一些简单的会客家具——榉木做的一几两椅，中间有一个显示会场周边环境的沙盘；前门外有一个小天井，这是石库门建筑的“标配”。

沙盘中复原的广吉里

沿木质楼梯上二楼，便是前楼，原来的设计功能是主卧，现在是一个英语补习班，即中共四大会场。再上楼是假三层，开会期间用于外地代表的临时住宿。这是这栋石库门建筑的大致结构。当然为了便于参观学习，这幢建筑要比一般的大三分之一，还在两楼增加了一个扶梯，以免人流对冲。

会场布置有三点特色

其次是家里的陈设布置，主要以中式家具为主，还兼有一些海派风格的家具。所以，我们花了较多时间四处去收购家具，其中包括两个八仙桌以及骨牌凳、春凳、洗脸架子、大衣柜、半桌等。这些家具主要以榉木为主，当然当时上海比较流行的海派家具，比如香红木的椅子，我们也采购了几把。还有竹制书架、年代久远的大樟木箱，这些家具式样都是还原了上个世纪20年代中产阶层家里面普遍使用的家具风格。为了更好地营造环境，墙壁上挂了1925年的月份牌。

四大纪念馆内对大会场景的复原

根据回忆资料，会场布置有三点特色。一是当时中共四大以英文补习班作为掩护召开的，所以与会的20人面前都放有英文教科书。这些英文教科书是我们采购的10余本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20年代初出版的初阶英文教材。二是我们还布置了一块黑板，供“英文老师”书写，起到掩护的作用。三是关于人物再现，党的代表大会的纪念馆通常会制作仿真橡胶人物，我们没有采用这样的做法，而是请上海著名油画家贝家骧画了一幅油画再现中共四大会议召开时的一个瞬间，呈现当时20位与会代表生动的姿势和逼真的脸部表情。

油画《历史丰碑》（作者：贝家骧）

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异地重建石库门建筑，尽可能地还原中共第四次党代会的会议场景，这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尝试。2021年中共四大纪念馆展陈提升之际，我们通过进一步对文献资料的调查研究，明确了当时的会场所在地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的石库门所在里弄叫广吉里，将历史的细节进一步还原。十几年来，前来参观的观众络绎不绝，一些专家对场景再现厅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从房屋的建设，还是家具的空间布局和会场的布置来看，应当说，是较为接近当时开会的情况的。

来源：党史镜报

文化中国行｜中共四大纪念馆：再现红色记忆

新华社 2024-06-28

中共四大——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光辉历程之四

来源：国家文物局网站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原文视频链接：http://www.ncha.gov.cn/art/1925/1/11/art_2035_144606.html

原址于上世纪30年代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已被炮火夷为平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四大会址遗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在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后，最终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被确定为中共四大会址遗址。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中共“四大”遗址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1995年上海市文管委在遗址处勒石纪念。2006年在多伦路215号筹建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同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2011年虹口区委、区府在市委、市府的支持下，择址四川北路1468号筹建中共“四大”纪念馆，2012年9月7日正式开馆。

中共四大纪念馆外景

纪念馆总面积有3180平方米，共上下两层，展陈面积1620平方米。包括序厅、主展厅、场景再现、影视厅、副展厅、临展厅、信息查询区、游客服务中心等区域。

序厅展示的是工农联盟大型雕塑，革命士兵、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妇女的雕塑形象栩栩如生。序厅两侧的墙上嵌有连贯浮雕，刻画当年的《新青年》杂志创办、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等史实，呼应了中共四大的重要历史地位——中共四大的召开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同时，四大也见证了当年由全国994名党员组成的中共队伍在随后的工农群众运动中迅猛壮大，终于形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强大力量。

序厅

主展厅包括三个分展厅。第一展厅的主题是“时局与形势”，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推进国共联合、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历史。第二展厅的主题是“筹备与召开”，集中展示了中共四大的重要成就和当时与会代表的风采，其中就包括曾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所穿过的长衫及其赴俄期间所写的白话散文集《赤都心史》。第三展厅的主题是“发展与高潮”，展厅用电子显示屏标注了中共四大在全国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共四大以后全国共产党员人数的迅猛增长——建党之初，全国党员共53名，四大时达到994名，而到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一下跃至57967名。

主展厅：中共四大史料陈列

李大钊的防身手枪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四大的通知，要求各地汇报工作。“锺英”两字为中共中央的谐音，由毛泽东亲笔签署。

通过主展厅的详细介绍，参观者清晰了解了四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环境，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不懈探索。除了主展厅，纪念馆还加设了一个副展厅，其主题为“红色足迹——中国共产党在虹口”。1843年上海开埠后，虹口沦为美租界和公共租界。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虹口吸引、集聚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和文化名人，包括周恩来、瞿秋白、鲁迅和李白等，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和战斗，追求真理、甘洒热血，他们的故事成为今天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教材。

副展厅：红色足迹——中国共产党在虹口

场景再现区展示了当年四大的石库门会址景象。模拟的石库门建筑共有两个楼面，一楼根据历史记载还原了当年位于上海川公路东宝兴路间的石库门会址外观原样。步行至二楼，参观者可以看到当年四大的会场格局，长方型房屋的中央是由三张八仙桌拼成的会议长桌，桌上摆放着一个铜壶和若干个干净的茶杯；长桌四周围绕着20余个简易但十分结实的凳子。长桌后方的白墙上挂有一副巨大油画，画面显示了当年20位与会代表严肃、坚毅、激动和期盼的神情。

模拟场景再现区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严重制约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幼弱，从而让本该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通过新的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新的革命——中国工人阶级（通过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民主革命来完成革命的使命。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

中共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巨大进步。（郭晓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