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岭绝笔多壮志,南方星火能燎原。
蒙蒙细雨中,我们伫立在江西省大余县梅岭斋坑山坡上一座镌刻着《梅岭三章》的诗碑前,追寻那段血与火染就的红色岁月——1936年寒冬时节,陈毅同志带着伤病隐伏在梅岭丛莽中,被敌人包围长达20多天。
九死一生之际,陈毅同志写下作为绝笔的诗篇《梅岭三章》。其中一章是:“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和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今天依然如此激动人心。
铁血坚守,是勇士,是英雄。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以英勇不屈、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夏顶酷热、冬冒严寒,昼行森林、夜宿山洞,粉碎了装备精良、超过自身数十倍的敌人的军事“清剿”,保存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取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
青史如镜,鉴照峥嵘岁月。
一
江西省瑞金市云石山脚下的丰垅村梁氏祠,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在这里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项英为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历史的硝烟,血染的记忆。当年,项英、陈毅等在梁氏祠指挥留守的红24师、部分独立团及地方部队1.6万人,浴血苦战,配合主力红军的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因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面临的严峻形势认识不足,留守红军依然集中兵力打正规战,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硬拼,部队遭到严重削弱,情况万分危急。
驻足在梁氏祠陈列的1935年2月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发来的电报前,我们轻轻读着一段段指示:“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遵义会议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苏区中央分局“遂全部接受中央指示,来布置工作”,项英、陈毅火速将部队分成九路,向闽西、闽赣、湘赣、湘南等方向突围,辗转南方八省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3月9日下午,项英、陈毅通过电台向中央汇报了突围的具体部署和有关情况后,埋掉电台,烧毁密码。从此,不管敌人多么猖狂,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迎难而上,追求胜利。
二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下,留守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人数锐减。
1935年3月,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负伤被俘后,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前,他连续写下《带镣行》《移狱》等数篇感人肺腑的家书和诗篇。在大余县革命烈士陵园刘伯坚烈士纪念碑前,聆听讲解员讲述,我们不由心生感叹:这些在生死关头写就的文字,是先烈留给世间的最后话语,是始终如一的初心和信仰。
被俘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县小径村被敌俘获后,断然拒绝敌人的劝降,在罗汉岭席地而坐,双腿盘起,微笑着对行刑士兵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
1935年4月26日,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在瑞金市泽覃乡泽覃村(原为安治乡红林村)指挥战士们突围时,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胸膛。倒下时,他留下一句话:“为革命战斗到底。”
在长汀县的一处山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遭遇敌人围堵。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他高呼胜利的口号,纵身跳下万丈悬崖,为苏维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突围时身负重伤的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率部行至江西省会昌县,被敌包围。他誓死不当俘虏,高呼“红军万岁”,举枪自戮,为惨烈的突围添上了一笔永恒的悲壮。
我们不由想起革命先驱李大钊揭示的一个“铁的必然性”——唯有“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的无畏牺牲,才能让一个民族迈出风雨兼程的脚步,也是一个政党历经磨难走向辉煌的精神密码。
三
从梅岭下山去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的路上,我们思绪流转: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军游击队如何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
答案,写在纪念馆大厅的墙壁上:“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
向历史深处回望,“野营人对雪光横”,不能谓之不难;“天将午,饥肠响如鼓”,不能谓之不苦;“日搜夜剿”满山抄,不能谓之不险。
“三年游击战争,是我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陈毅回忆,“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菜、杨梅、笋子和蛇……”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红军游击队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甘苦与共。人民群众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倾尽所有、极尽所能支援红军游击队。
一段段红色记忆依然鲜活。游击队粮食断绝,只能靠摘野果、采野菜、剥竹笋充饥。当地群众便利用每月初一和十五进山砍柴的机会,把大米藏在挑柴的竹杠中,将其设法丢在山上,“转交”游击队。陈毅吃着从山上“捡”来的大米饭,感慨万千,饱含深情写下《赣南游击词》:“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在大余县兰溪村,84岁高龄的刘士华告诉我们,1936年,陈毅带领红军游击队在他家不远的后山上搭棚隐蔽,雨天就住到他家二楼。那时,他母亲周三娣常冒着生命危险,提着竹篮为游击队送饭菜,还用草药为陈毅治好腿伤。陈毅为她取名“周篮”,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周篮嫂”。
在敌军反复“清剿”中,红军游击队经历多次挫折失败,但始终打不散、拖不垮,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始终把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发动与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当年,红军游击队的每一项主张、每一个决策、每一次行动,都烙印着“人民”二字。只要敌情缓和,项英、陈毅就带领游击队下山帮助群众耕种、收割庄稼。正如陈毅所言,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
四
1935年3月,项英、陈毅率红军游击队突围来到赣粤边的油山地区。从此,赣粤边成为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和指挥中心。
侵占中央苏区以后,蒋介石派余汉谋的第一军和江西保安团等反革命武装三四万人,对油山游击根据地实行大规模“清剿”。敌人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游击队。”
木条桌、硬木椅……时光的年轮在大余县长岭村留下厚重的印记。1935年4月,正值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之际,项英、陈毅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在赣粤边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略。长岭会议根据中央“二月指示”精神,结合赣粤边实际,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方针,明确了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任务,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为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面对敌人大规模“清剿”,项英、陈毅采取小规模、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以游击队为骨干,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革命群众相结合,通过“调虎离山”“引蛇出洞”“化装出击”等战术,不断打击敌人,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杨尚奎在《艰难的岁月》一书中记述,1935年6月,游击队采用“调虎离山”计,在广东省南雄市乌迳镇打了一场漂亮仗。他们击毙了自卫团团长丘桂兴,并四处张贴传单、写标语,闹得敌人草木皆兵。接着,油山游击队用灵活巧妙的战斗手段,迷惑敌人、分散敌人、疲劳敌人、打击敌人,达到以少胜多、积小胜为大胜、粉碎敌人军事“清剿”的目的,终使敌人三个月消灭红军游击队的计划落空。
革命的火种生生不息,照亮了南方的黑夜。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各自处境,独立自主地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让我们再一次读懂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五
南国烽烟举红旗,胜利捷报传四方。
三年间,南方各游击区有效钳制了国民党军的兵力,大大减轻了主力红军的压力,从战略上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内,在一张已经泛黄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文稿老照片前,讲解员介绍,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烽火燃遍全国。被国民党长期封锁的红军游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先后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中共中央新的方针政策,随即与国民党当局开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艰难谈判与斗争。
凝视着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示意图,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被缓缓打开: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共同抗日后,南方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0月,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分布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员,告别曾经浴血奋战的红色土地,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成为抗日前线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武装达9.7万余人,民兵近百万人,建立了苏皖浙豫鄂五省八个战略区,解放人口3400万,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天边的云彩。仰望莽莽苍苍的梅岭,耳畔忽然响起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的精辟之言:南方游击区“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艰苦卓绝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是与二万五千里长征交相辉映的壮丽革命史诗,是高耸入云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