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盐城市考察新四军纪念馆时强调，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制胜的法宝。研究、考察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的革命活动，我们发现，即使在相对封闭、独立的环境里，湘赣临时省委的系列革命活动，依然生动展示了群众路线的实践和探索，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从弱小变成强大、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群众路线已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作为不断战胜敌人的宝贵基因，从主力红军及其游击队，赓续到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血脉中，成为人民军队不断战胜强敌的锐利精神武器。
越是困难的环境，党越是要依靠群众，加强党的建设。1935年2月，湘赣省主力红五团在武功山的虎头岭，遭遇国民党莲花保安五团和萍乡保安四团的袭击，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牺牲。3月，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振芳叛变，省委和省苏机关在武功山塘坑遇袭，唯一的无线电台损坏，省委因此失去与党中央和红六军团的联系。6月，省委书记陈洪时胁迫一些红军和携带译电密码、军用地图、经费等公开投敌。至此，湘赣省委和湘赣苏区遭遇重大挫折，湘赣边革命跌入谷底。面对极其险恶的生存环境，省委副书记、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挺身而出。他首先想到的是重建省委机关，团结聚集革命力量，继续高举革命红旗，开展武装斗争。他派出茶攸莲县委书记吴金莲四处联系、寻找、收集失散人员，很快就聚集湘赣军区五团一营以及省委挺进队、莲萍安县委和省机关百余人。经过一番甄别，7月，在莲花县的棋盘山，谭余保主持召开了湘赣省干部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0多位湘赣苏区干部骨干。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临时省委由谭余保、曾开福、王用济、谭汤池、周杰、段焕竞、刘培善、朱水生、龙珍、颜福华、陈珍媛组成。谭余保任临时省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游击司令部政委。临时省委成立之初，失败、悲观情绪弥漫武功山，要继续高举革命红旗，就必须振奋精神、坚定信念。为此，临时省委开展了反动摇、反叛变的斗争，全力肃清陈洪时等叛徒的影响，对投降变节行为进行铁血斗争。一方面，临时省委发布《告群众书》，揭露陈洪时等叛徒的无耻行为，防止叛徒的渗透、影响。这场反动摇、反叛变的斗争，是纯洁党的组织，提高红军游击队生命力、战斗力的必然举措，更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斗争。棋盘山会议后不久的一天，在游击队驻地的“茅屎”（简易厕所）发现一张挂着的擦过屁股的反动传单。保持高度警觉的游击队战士颜福华是这样分析的：“这是违反纪律的严重事件。谭主席你在会上宣布过，从今以后不要理睬反革命传单，看见了都要踩上一脚。而这张传单收藏至今才拿出来擦屁股。第二，帮助反动派扩大反革命传单的影响。你看这个人其他地方不扔，偏偏挂在这个哪个都要来，一蹲下去就看得见的地方。这包藏什么意图，不是很明显吗？第三，这是一种动摇表现。综合起来看，这是反革命行为。”我们不能不感慨，这位长工出身的普通游击队战士的斗争觉悟和斗争水平。为此，临时省委决定集中学习整治，深化反动摇、反叛变专项斗争，迫于舆论、氛围的压力，那位别有用心的“战士”用鞋带吊死在“茅屎”旁的树上。在寻找赣南红军的路上，和谭余保一路同行的原湘赣省委保卫部长刘发云，毫无征兆地投敌；原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处心积虑地投敌；对湘赣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周杰有些许反常而未及时处置，导致周杰逃跑投敌。经历这一系列叛逃事件，谭余保和红军游击队的革命觉悟和斗争水平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更坚定了谭余保的革命信仰和革命手段。他杀叛徒毫不手软，甚至对有些动摇倾向或牢骚不满的人也绝不掉以轻心。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谭余保处决的叛徒就有：原湘赣省委短枪队政委彭克明、原湘赣军区第四分区司令员张通、中共萍宜安中心县委书记周道益、湘赣省军政委员会供给部部长徐德普等。在当时酷烈的环境里，在一个大量出现叛徒的艰难岁月，为了震慑叛变行为，没有铁血手段就无法凝聚人心，这是革命信仰的锻造，也是理想信念的培育与实践。与此同时，临时省委十分注重发展党的地方组织。成立以吴金莲、谭汤池先后为书记的茶攸莲中心县委；以周道益、龙珍、韦一平先后为书记的萍宜安中心县委；以尹德光、何德彪先后为书记的攸醴萍中心县委。茶攸莲中心县委在攸县建立了以皮家和上、下坪为中心的两个区委；在茶醴有以刘发姑为书记的二区；莲花县有浯南、南泉两个区委。萍宜安中心县委下辖大安、宜西、新安、宜南四个区委。萍宜安中心县委转移到宜春明月山瑞庆寺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在宜南的古庙、唐家山以及安福的章庄、白沙、罗家屋等地，发展党的特别支部10余个，党的支部30余个，党员100余人，中心县委设立了组织、宣传、青工、妇女、内务五个部。攸醴萍中心县委在攸县有两个区委，50多位党员。在攸县皮水村建立了“曾德茂杂货店”中共地下交通站，为湘赣三年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武装斗争既是高举革命红旗的重要手段，也是高举革命红旗的重要保证，更是向全中国各阶层民众宣示革命斗争的具体行动。武装斗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磨难得到的血的经验教训。在湘赣主力红六军团转移之后，苏区革命力量遭遇重大挫折时，时任省委书记的陈洪时从极“左”跳到极右，提出放弃武装斗争转入到萍乡等地搞地下工作或工人运动。这种极右主张，立即遭到谭余保等湘赣革命党人的一致反对，武装斗争是湘赣革命者的共同选择。在棋盘山会议上，临时省委重新确定以武功山为依托，以四周乡村为回旋余地坚决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方针。着手整编武装部队，将所有武装部队编为三个大队：原省委挺进大队和莲花游击队编为四大队（后改为一大队），大队长段焕竞、政委刘培善；原五团三营和四团剩下的战士编为三大队，大队长钟××，后为刘保禄，政委林绍甫，后为郭猛；原湘东南大队编为二大队（后改为四大队），大队长彭士元，后为刘别生、邱仁标，政委罗维道。后来，还收容一些伤病员和其他散失的红军战士编为一个游击大队，大队长黄赐元，后王萱春，政委王只谷，后为刘别生。经过收集整编，湘赣红军游击队达到400多人。同时，与各地恢复的党组织相适应，建立各个游击大队根据地和游击活动范围，四个游击大队除一大队随临时省委行动外，其他游击队分别在三个中心县委的区域展开游击战争。其中二大队在茶攸莲之间，三大队在萍宜安。一大队实力最强，以打仗为主。三大队靠近富裕地区，主要负责筹资。其他大队主要是发动群众，壮大力量。为坚持游击战争，做到知己知彼。临时省委把组建地下交通站作为重要工作精心谋划，着重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和情报支持。临时省委利用敌人移民并村封锁游击队的机会，安排在赤白交界的攸县皮水村建立交通站。为了建好这个交通站，做好了副保长刘二珠的工作，使他成为“红皮白心”的保长。通过刘二珠，共产党员曾国胜夫妇成为移民，混入并村中。为了确保曾国胜夫妇安全，谭余保亲自带领游击队接连出动，先后处决了五个了解我方情况的叛徒，消灭了南源榨下的义勇队分队长。这样曾国胜夫妇的“曾隆茂杂货店”，只要山上游击队需要什么，交通站就提供什么，在游击队的生存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湘赣游击战争还经历了一个由清除内奸、叛徒，强健自身，到主动打击敌人以发展强大革命力量的发展过程。叛徒周杰曾任湘赣苏区主力红五团团长、四分区司令员，不仅通晓红军战略战术，还掌握了大量临时省委的重要情况。铲除这样一个危害极大的叛徒，是湘赣临时省委的重中之重。谭余保坚持“两手抓”：一方面，技高一筹地不断挫败周杰参与、组织的清剿活动，让周杰的叛徒价值归零，失去敌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利用国民党保安司令部《严防自首共党秘密工作条例》训示，挑大保安团团长贺诗樵与周杰的怨恨、矛盾。经过与游击队几次交手失败的周杰，最终成为攸县保安团失败的替罪羊，被冠以“假自首、假投诚”，处以“点天灯”的极刑。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谭余保等领导红军游击队摸索出游击战争的规律，总结了“敌人来得多，我在棚里坐；敌人来得少，出棚跟他搞”的经验，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武装一个又一个“围剿”阴谋。眼见游击队日益壮大，攸县团防局团总何桥保又仗着何键支持的迫击炮、机关枪和大量枪支弹药，纠集茶陵、莲花、攸县的团丁三路“围剿”游击队。消息传到临时省委，谭余保针锋相对地提出专打北路强敌的主张。他们绕到敌后，端掉何桥保老巢的碉堡、然后设伏打击回援的敌人。最后，游击队在丁字湾设伏，彻底歼灭攸县保安团。缴获迫击炮、花机关枪、轻机关枪等一批武器弹药，何桥保和李胡子连长中弹身亡。安福县洲湖镇的据点筑有坚固的碉堡炮楼，布局森严。像一根毒刺钉在安福、吉安、莲花和永新游击区之间，阻碍了游击区域扩展，临时省委决定拔掉这根“毒刺”。1937年3月9日夜，湘赣游击队急行60多里，凌晨展开战斗，全歼敌人120人，抓获安福县长和洲湖保安中队长，并应群众要求，公开枪毙这两人。当时的江西《民国日报》哀叹：“棋盘山赤匪死灰复燃，势力大增，湘赣边从此不靖也。”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临时省委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围绕打击敌人、惩叛除奸这一主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武装斗争中壮大发展了党的组织和游击队，保证了革命红旗在武功山高高飘扬。可以说，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是保证党从失败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到1937年春节前后，棋盘山、铁镜山、九陇山已成为湘赣游击队自由往来的区域，游击区逐渐向山下拓展。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刻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广泛动员、团结人民群众，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在棋盘山会议上，湘赣临时省委决定，恢复、重建党的地方组织，动员、组织群众支持配合红军游击队开展革命斗争。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湘赣游击队始终坚持三大任务：一是打仗，二是筹款，三是做群众工作。湘赣地方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做群众工作。为此，湘赣临时省委颁布了《告群众书》，一是宣告共产党仍坚持在苏区，坚定苏区群众的革命信念；二是揭露陈洪时等叛徒的叛变行为，提高人民群众的警惕、觉悟；三是宣示共产党以游击战争的形式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振奋群众、震慑敌人。《告群众书》的发布，使白色恐怖下的苏区人民有了主心骨，坚定了边区人民的革命信念。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唇齿相依，坚持斗争到底，苏区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与红军保持血肉联系。比如，老百姓进入山区时会多穿几件衣服，故意脱掉一些留给红军，武功山上的农家妇女王桂莲曾多次为红军游击执行任务，国民党保安团抓他带路，他故意带领保安团在山上兜圈子，不让敌人发现红军。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才能取得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另一方面，湘赣临时省委为拓展游击活动区域，有针对性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建立地下交通站，根据副保长刘二珠的情况，谭余保派出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吴金莲找到刘二珠，做通他“喝两杯酒”的工作，做了一个“红心白皮”的保长。在刘二珠的帮助下，地下交通站“曾隆茂杂货店”成功开办。后又争取保长皮云香做了“红心白皮”的保长，为地下交通站的发展提供了又一保障。为确保杂货店有充足的货源，游击队员还促成和红军有特殊感情的青年刘梦仔与攸县东乡唯一大商号老板的独生女联姻。为解决药品、弹药的困难，湘赣临时省委还把目光投向从事钨矿生意的和顺矿矿主周纪勋。游击队战士把周纪勋“请”到山上后，粗中有细的谭余保彬彬有礼接待“勋先生”。请他吃山珍海味、让他阅读油印小册子《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列宁主义》。山上的经历使周纪勋的思想进步很大。他除了按要求写信要儿子送来上万元的药品、布匹、电筒等紧缺物资外，回家之后还帮助游击队购买金鸡纳霜。他改变了认识，再没有讲过共产党、游击队的坏话。可以说，湘赣临时省委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解决了红军游击队的生存问题，还宣传了党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拓展了红军游击队的活动空间。三年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形势下，红军始终根植于普通群众之中，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与强大的敌人做艰苦卓绝的斗争，锤炼壮大了湘赣红军游击队。1938年2月，经过整编的湘赣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和南方八省14支游击队融为一体，奔赴华中，成为一支钢铁军队。在抗日前线、在华中大地发展革命武装、建立民主政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系江西省宜春市人大常委会原一级巡视员、江西省宜春市新四军及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