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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其人,念其事,感其怀——何刚同志追思会发言摘编

2017年06月29日 01:17:25 来源:中国文化报 访问量:556

    追思会现场    陈 曦 摄

    追思会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娄玮主持

    追思会现场展示的何刚同志捐赠的文物    陈 曦 摄

  6月22日,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建福宫花园敬胜斋举办“何刚同志追思会”,向这位为中国文博事业做出贡献的捐赠者表达深切悼念。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商水县相关负责人,何刚之子何俊清,事件亲历者等参加了追思会。本期特刊登何刚同志追思会部分与会者发言。

  (本版文字由刘修兵整理,图片除署名外,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单霁翔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今天,我们怀着沉重而感恩的心情在这里为何刚同志举办追思会,思其人,念其事,感其怀。近日,何刚同志在山东济南高铁施工工地上,因龙门吊发生倾覆意外,不幸遇难。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说,何刚同志不仅是一名饱经沧桑、性格刚强的普通农民工人,更是一位深明大义,既有觉悟又有感情的文化遗产保护者和文物捐赠者。

  故宫博物院与何刚同志的渊源要追溯到30多年前的那次意外而又惊人的发现。1985年,河南省商水县村民何刚同志在老家挖地基时发现一批窖藏银器。面对19件珍贵银器的出土,这位淳朴的农民拒绝了高额的经济利益,想到了国家,想到了国家文物保护收藏单位故宫博物院。同年11月,他会同时任村支部副书记的刘红恩赶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将珍贵出土文物19件元代银器全部捐赠给故宫博物院。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精美的古代器物。1986年2月,何刚同志又将存放银器的缸一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经鉴定,何刚同志捐赠的这批银器被定为二级甲文物1件、二级乙文物11件、三级文物5件、一般文物2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银器较少,何刚同志所捐赠的珍贵文物填补了此类藏品的空白,在以后的展览中被多次使用。感其心,彰其行,故宫博物院将何刚同志的名字镌刻在专门为捐献者设立的“景仁榜”之上,并给予奖金奖励。此后的数十年间,在何刚同志及其家人陷入窘境时,故宫博物院也数次伸出援手助其渡过难关。此次,故宫博物院在得知何刚同志在工地上不幸遇难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发文悼念并决定举办追思会,同时联系了商水县委宣传部了解情况。

  回首往事,感慨良多。何刚同志是普通劳动者,家中经济状况捉襟见肘。但是他面对宝藏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交给国家,这样的胸怀和见识令人钦佩。其实,许多珍贵文物的第一发现者和保护者都是普通民众。像何刚同志一样以保护文物为己任,不图名利的普通民众还有很多。例如2003年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王宁贤先生等5位村民在村边劳动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储满珍贵文物的窖藏。他们决定既不把它们分掉,也不高价卖给经常来村里的文物贩子,而是上交给国家。于是,他们之中有人保护现场,有人跑去报告文物部门,出土的27件西周青铜器件件有铭文,件件是“国宝”。

  如果这些普通的农民群众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没有采取及时的保护措施,这些文物可能会无声无息地被走私、被破坏。在当前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盗掘古墓葬、非法走私文物十分猖獗的情况下,农民兄弟重义轻利,捐献“国宝”,使珍贵文物得到保护,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就在宣传这5位村民保护文物的事迹以后的4年间,宝鸡地区又有11批农民兄弟在生产劳动中,发现以青铜器为主的数百件文物,主动上交国家,经过宣传和举办农民保护文化遗产成果展览,带动陕西地区保护文物、捐献文物蔚然成风。为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意识,2006年,国家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和“中国文化遗产歌曲”。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何刚同志举办追思会,向这位为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做出贡献的捐赠者表达深切悼念。在今天的追思会上,当年的亲历者深情地回顾了何刚同志捐赠文物的具体经过,赞扬了他面对生活中的接连不幸所表现出的刚强性格。何刚同志之子何俊清表示,父亲的捐赠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家里再穷,也从未为当年捐赠文物而后悔。专家谢辰生先生阐述了何刚同志捐赠文物的现实意义,故宫博物院专家学者对这批文物的重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充分肯定了何刚同志的文物保护意识,对民间人士保护和捐赠文物的行为进行鼓励,同时表示会加强相关规章制度的建设,为文物捐赠创造更好的条件,以期有越来越多的珍贵文物能够进入博物馆,并在博物馆中得到妥善保存与利用。

  何刚同志是我国农民群体参与文物保护的代表之一,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这些高尚的行为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何刚同志的高尚行为无疑显示出普通民众保护传统文化的认识高度和文化自觉。因此,今天我们不仅是哀悼他的不幸遇难,感恩他为故宫博物院做出的贡献,更多的是希望将他这种身在困境中还能恪守原则、淡泊名利的精神宣扬出去,用他保护文物的赤子之心去感染更多的人,进而影响和带动更多民众关注、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使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特别令人欣慰的是,何刚同志的儿子何俊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父亲说过,人要活得有志气。如果现在再挖出来东西,我们仍然会像父亲那样交给国家。”何刚同志的一位亲属则说:“他一直教育我们心里要有国家和政府。那会儿不理解,现在越发体会到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伟大。”

  事实证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仅需要我国各级政府、文物部门以及专业人员承担起使命责任,更需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因为,民众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使用者和守护者,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只有每一位普通民众均能倾心地保护身边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才能最安全和最有尊严。这就是何刚同志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的道理。

  何刚同志捐赠文物的事迹获得广泛赞扬,但是也有声音质疑:从法律上界定,何刚应算“上交”文物,故宫博物院何来“捐赠”一说?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中国现有法律对于主动上交文物者应享有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尚缺乏明确标准,这样很难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而另一方面,我国盗掘、贩卖文物现象屡有发生,保护形势严峻。故宫博物院给予何刚“捐赠者”的身份,是对守法者的一种更大鼓励和认同,有弘扬正气和带动示范作用,其实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期望有更多社会公众能够积极参与和支持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与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一道,共同担负起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神圣责任。

谢辰生

 谢辰生(国家文物局原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这个追思会我觉得太重要了,而且非常需要在此时此地举行。这些年来,这些方面实在欠缺。有两点是我特别感动的,第一个是何刚同志,他捐献了这么多重要文物;第二个是发扬,今天故宫博物院提出给何刚同志开追思会,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我认为各个媒体应该很好地加以宣传。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有名的收藏家把收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家,在那个年代形成一种风尚和风气。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要致富挖古墓,一夜挖个万元户”,风气完全变了,并且到今天越演越烈,目前的盗墓之风可以说远远超过以前。

  所以,我非常感谢故宫博物院今天召开追思会。我觉得应该重新把过去的好风气扶起来,从此开始。

李季

  李季(故宫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我的学术背景是考古,因此我再说一下这个窖藏的重要性。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一般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在墓葬里随葬,一是窖藏。墓葬比较多,而窖藏则很少,甚至有些年代只有个位数,所以可遇不可求。窖藏埋葬的考古学意义很大,它的出处地点是非常清楚的,虽然不是科学发掘的,但是它有准确的地点,共存关系是清楚的。这十几件文物是在一起的,如果流散到社会上去,哪怕再收回来,学术价值也大打折扣了。现在只有唐、宋、辽、金、元这几个朝代有一些著名的窖藏。国内很多博物馆的主要藏品也是来自一批批窖藏,所以窖藏的价值非常高。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这些文物本身,其实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包括那个缸也非常重要,它是当时的一个完整的物证。

  历史上很多仁人志士给故宫捐献文物。国外很多博物馆对于捐献者,都会有非常隆重的表彰,一般会在进门的墙上用金字刻着捐献者的名字。故宫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故宫拿出一个展厅来做这件事,在东六宫,叫景仁宫。光荣榜的名字是现成的,就用景仁宫的名字——景仁榜。当时还是郑欣淼老院长题写的榜铭。

  在上世纪80年代,捐献文物的多是海外人士。我注意了一下“景仁榜”,紧挨着何刚同志的是像王季迁先生这样的世界藏家,身家过亿。何刚同志名字上面那个旅美华人医生叶义也是很出名的。“景仁榜”上,不管是富贵还是清贫,不管处于什么社会阶层,他们都对人类、对国家、对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在“景仁榜”上,他们是并列的。

  “景仁榜”上的名字都是由书法家书写并镌刻在上面的。何刚同志的名字刻在这里头,是对他的一种长期思念和尊重,也是对后人的一种启迪。

郑欣淼

  郑欣淼(故宫研究院院长):由何刚同志,我想到了张伯驹先生。张伯驹先生也是周口人,虽然他们的时代、身份、地位和经历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文化、对国家的责任和尊重。何刚同志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在一个很困难的家庭,能有这种义举真的是可歌可泣。所以,今天这个追思会十分必要,在一种一切向金钱看的社会环境下,何刚同志的精神更显难能可贵。

  追思会的意义不在于形式本身,而是故宫博物院对何刚同志这种宝贵精神的一种珍视。我们一方面是不枉他的义举,宣传他的精神;另一方面就是对他所捐献的文物要进行认真的保护、研究、使用,这是对捐献者最大的安慰。他捐献的文物不是被束之高阁,而是被很好地利用起来,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顾玉才

 顾玉才(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今天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参加何刚同志的追思会。这些年参加过的追思会有很多,但是这次非常特殊。我们今天追思的是我的同龄人,一个普通的农民,在他生前,我跟他素未谋面,我甚至在这次媒体集中报道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个人,不知道他做过这么无私崇高的事情。所以,当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局写报告要召开这么一个追思会,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我本人也特别愿意来参加这个会,代表国家文物局表达对于何刚同志不幸去世的深切悼念,并且对他的捐赠义举表示由衷的感谢和钦佩。

  在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帮助。30多年前,一位普通农民,终日劳作、收入很微薄的农民,将在自家院子里偶然发现的这么多、这么珍贵的文物,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捐献给国家,这种义举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觉得何刚同志就是凭着他质朴的感情,自觉地、自然而然地想到捐献给国家,而且他拒绝了送上门的现金,不为所动,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敬佩的。

  故宫博物院在获悉何刚同志去世以后立即决定召开追思会,也令人钦佩。这些年,很多文物单位得到了社会的捐助,但是我们也收到一些投诉,有的捐献者家属在若干年之后想了解文物的情况和现状,去看看这些文物,却无法实现,当然这也是极端的例子。故宫博物院作为文物行业的一个品牌,接受捐赠的文物非常多,但是他们没有忘记为故宫捐献文物的人,专门在景仁宫设了“景仁榜”,让这些捐赠者和他们捐给国家的文物一样流芳百世。今天召开追思会更重要的是传递正能量,表达故宫博物院和我们文博人没有忘记为文物事业做出贡献的这些人。

  最近国家文物局也注意到,网络上在很热烈地报道这件事情,很多网友在表达对何刚同志敬佩的同时,也提出问题:文博机构能不能更多地让这些为国家做出捐赠和贡献的人得到一些应有的补偿。这些年国家文物局一直在努力,也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案例。但是,得到奖励的还是少数。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继续与相关部门加大协调力度,努力建立一套文物捐献的奖励制度,让文物捐献者得到应有的回报,尤其是对一些生活困难的捐赠者。

任万平

 任万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今天的追思会非同寻常。我从进这个会场起,情绪一直不是很稳定,也一直眼含泪花。

  对何刚同志捐献文物的事,我是这几天才知道的。故宫有很多文物捐献者,都镌刻在“景仁榜”上。我非常钦佩每一位捐献者,知道何刚同志的事迹以后,更加钦佩这样一个纯朴善良的农民。他是一个还徘徊在贫困线上的农民,因此这样的义举更加不容易。

  文物进入故宫以后,作为文物保管部门就要把它们妥善地保管,不仅要在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对这些文物本身进行阐释,同时要把这些文物如何进入故宫的动人故事传达给社会、传达给后人,要让大家记住保护传统文化、弘扬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个人的职责。

陈爱兰

  陈爱兰(河南省文化厅巡视员):了解何刚同志的事迹就在这几天,以前因为他的低调,这么优秀的事迹我们了解得很少。听到以后,我感觉何刚是河南的骄傲。何刚是平凡但是伟大的。他的事迹非常感人,可以说是一种义举、一种壮举、一种家国情怀。把他在1985年做的事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考虑,更感觉他的伟大。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的经济都欠发达,何刚所生活的商水县在河南省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可想他家中的经济是比较拮据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发现了这一批文物,首先想的是向村支书报告,上交国家,没有自己留下来的想法,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种举措是一种义举。

  1985年,《文物保护法》刚刚颁布不久,当时不像现在有多媒体宣传,恐怕只有电视、广播和报纸这3种宣传手段。作为村里的农民,《文物保护法》不一定能传达到何刚同志这个层面上。所以,他首先想到捐赠给国家,是一种良心的、质朴的选择。再加上当时的环境,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全国盗掘古墓葬、古遗址特别猖獗的时期,当时商水县邻县的淮阳县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盗掘古墓案件,处分了一系列人员。在有些人利欲熏心、为了利益铤而走险的时候,何刚同志发现文物主动上交给国家,这是一种家国情怀,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特别值得文物工作者学习,我们有责任把这批文物保护好、研究好。

  故宫博物院的举措非常好,我非常受感动,这是可以引导社会向善向上发展的举措,也是对何刚同志的一种哀思、一种悼念、一种不舍。不仅是故宫博物院,文物单位都要牢牢记住这些为文物保护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并加以发扬。

  何刚同志才五十来岁,早早地离我们而去,我感到很痛心。照顾家里、照顾老人的担子就落在了俊清的身上,希望你把家里照顾好,把爷爷奶奶赡养好,像你爸爸学习,做一个好人。作为文物工作者,我们要学习何刚同志这种精神,以更好的工作成果来回报社会,回报关心和爱护文物工作的这些好人。

李本磊


  李本磊(河南省商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作为一位基层的宣传部长,参加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追思会,非常激动,也深有感触。

  随着故宫博物院网站一份“深切悼念文物捐赠者何刚同志,近期将在京举办追思会”的通告,尘封多年甚至快被人遗忘的农民捐献文物的义举以及故宫博物院32年对捐赠者的关爱故事就此揭开,媒体广为报道,世人为之感佩。人们记住了豫东商水县固墙镇固墙村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农民,同时,人们也记住了故宫博物院及其领导的博大胸怀——为一个曾经捐献重要文物的农民召开追思会,这在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史无前例。这一举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和赞扬,正如网友评价:“何刚有爱有心,故宫有情有义。”何刚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故宫也为各级单位做出了榜样。目前,联系去商水进行采访报道的媒体很多,正能量正持续激发、传播。可以说,故宫博物院此举功德无量。

  故宫博物院召开的何刚同志追思会,不仅缅怀了何刚、力赞其义举,更为依法保护文物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广和示范作用。这是在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也充分表明,只要是为保护国家文物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党和国家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商水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全县境内有古遗址51处、古墓葬(群)27处、古城址7处、古建筑2座、古塔1座;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我们商水县将以这次追思会为契机,大力宣传何刚同志的先进事迹,学习故宫博物院博爱严谨的工作作风,认真领会各位领导、专家讲话的精髓,提升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在来开会之前,新到任的周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田业同志和商水县委书记马卫东同志专门召集相关人员,要求对故宫博物院的大爱和何刚同志的先进事迹进行大力宣传。在周口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还成立了专门的宣传报道组,统一指挥协调有关宣传报道事宜,力求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此外,我们还积极向市文明办推荐何刚的典型事迹,申报“周口好人”“河南好人”“中国好人”等。

  另外,县委书记马卫东带领县委宣传部、县文广局、县博物馆有关单位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专程对何刚家属进行了慰问。

张丽

 张丽(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当时将何刚同志捐献过来的文物入库收藏的经手人是夏更起先生。夏更起先生因为身体原因不能过来,委托我代为转达对何刚同志的哀悼,对他捐献的义举表示敬意。

  故宫博物院对于文物的定级是非常严格的,真正的高水平和高价值的文物才会被定为一级品。何刚同志捐献的文物里面有一件被定级为二级甲,可以说是相当好的了。

  何刚同志捐赠的这一部分银器对我们来讲确实是填补了空白。夏更起先生说他看到这批东西后,认为这都是非常标准的元代的作品,建议收下来,而且觉得很有意义。然后,过了两天又请当时的杨伯达副院长看了一下,也非常认可,就决定接受。相关手续办好后,我们就按照相应的入库手续,造入库单、写卡片、上账、文物冠号,并给它们找相应的库房来收藏。

  我想说的是,故宫博物院除了致力于流传下来的文物的研究、管理和展示,对于接受捐赠以及收购的文物也同样进行非常认真的管理和研究。每当接收过来文物,我们会进行认真甄别,之后将它们送到科技部,以现代的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科技保护,使这些文物能够尽可能恢复原来的面貌。故宫对这些文物不仅能够进行良好的保护、通过科技手段让它不继续恶化,还可以让它们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得以永久保存。此外,我们还会对他们进行研究和合理的利用。1999年,故宫在奉先殿举办了“故宫博物院50年文物捐赠大展”,当时从院藏品中选了100多件捐献来的精品,其中就包括何刚同志捐赠的文物中的3件;2002年,故宫在日本举办了“故宫博物院秘藏名物展览”,当时展出有120多件(套)文物,也包括何刚同志捐赠的双凤穿花纹玉壶春瓶;2011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文物展”,当时在国内25家博物馆中选了100多件元代的精品,故宫当时一共出展的文物有9件,其中有5件是书画作品,有3件是佛造像,此外1件器物就是何刚同志捐献的。文物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渠道到了故宫,都会得到良好的保护和传承。

何俊清

何俊清(何刚之子):

  从小我父亲就一直教育我,做人要正直真诚,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父亲经常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32年前,我父亲在自家院子挖出文物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就捐给了国家。我父亲常说文物是国家的,我们要交给国家,别人给再多的钱我们也不能卖。

  在这里我要感谢故宫博物院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谢谢你们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谢谢!这份恩情我爸生前也一直铭记于心,天天跟我讲让我以后回报社会。

  我父亲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的教诲还在,他的精神还在。感谢故宫博物院给我父亲开的追思会,衷心感谢你们!我一定要铭记父亲的教诲,做一个正直、善良和有贡献的好人。

吕成龙

 吕成龙(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研究馆员):今天参加何刚的追思会,心情很激动,平静不下来。刚才在现场看到了这些精美的元代的遗器,心里有一些想法。我主要想谈一下窖藏的意义。

  窖藏自古以来就有,但是元代尤其多,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主要原因就是元代当时农民起义多,风起云涌、战乱不断,城市被攻陷之前,一些达官显贵为了避免家中的贵重物品,特别是金银和一些易碎的瓷器被人掳掠或者是被损坏,往往采取挖窖埋藏的方式来躲避战乱。当窖藏的主人战乱逃亡过程中死亡或者是战后一直无法回到家乡,窖藏的物品就成了无人知晓的历史遗物。

  迄今为止,在全国各地已经发现了数十处元代的窖藏遗址。据统计,仅江西就发现了7处元代窖藏,其他像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内蒙古、河北、河南、山西等都有元代窖藏的发现。比如著名的1964年的河北广电出土的窖藏,当时出土的元代的瓷器非常丰富;1980年发掘的江西省高安县元代窖藏也是轰动国内外的,出土了大量的元代的景德镇和龙泉窑的瓷器;1987年于浙江省杭州市发掘的元代窖藏也是出土了大量的文物;1985年发掘的江苏句容元代窖藏出土的元青花大罐子,有龙纹,里面放着银器;1985年江西省德兴市一个基建工地发现了一个元代银器窖藏,8件银器放在一个直径大约70厘米的大陶缸里;1955年安徽合肥市发现的一个元代窖藏,里面有101件银器。所以说元代窖藏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我对何刚同志捐赠的这些东西有三点看法。第一,这批银器对故宫博物院藏品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故宫的藏品比较欠缺元代的银器。第二,这批窖藏银器主要是与元代的酒文化有关,这些东西对于研究元代社会人民的生活习俗是非常重要的一批实物资料。第三,元代的瓷器大多是模仿金银器的造型和纹饰,这个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原物。这批器物对于研究元代的瓷器文化也是重要的一批实物资料。

  借此机会向何刚同志的义举表示崇高的敬意,也向何刚同志的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

刘红恩

  刘红恩(商水县固墙镇固墙村支部书记):感谢故宫博物院为我村一位普通的农民——何刚同志举办追思会。

  回忆当年陪同何刚一起到故宫博物院捐赠文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何刚家中最困难的时候,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和老师像家人一样对他给予帮助,还多次打电话询问家中情况,我代表他的家人对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何刚同志为人实在、真诚,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豫东汉子。他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的大爱善举却令人刻骨铭心。当时他挖出文物找到我时,就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把文物捐给国家。虽然后来他的家里发生了许多变故,遇到很多困难,他始终也没有后悔当初自己做出的捐赠文物的决定。

  故宫博物院在这里举行何刚同志的追思会,是对何刚同志最好的纪念,如果何刚同志地下有知,也会倍感欣慰。

  何刚同志将永远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梁金生

梁金生(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原处长):我对何刚同志的离世,深表惋惜,沉痛悼念。追忆他向故宫博物院捐赠文物的情景,他朴实憨厚的形象历历在目。

  1985年,河南省商水县固墙镇固墙村村民何刚家盖房子挖地基时发现一缸,缸中有银器若干,后与固墙村支部副书记刘红恩、固墙镇食品公司主任于东汉商量,写信给在故宫工作的老乡崔保贤,崔保贤电话通知他们拿到故宫来。

  1985年11月9日,何刚、刘红恩、于东汉三人来故宫,带来10件东西,包括银光素玉壶春瓶、樊字款银鎏金錾刻双凤穿花纹玉壶春瓶、银鎏金錾刻双凤纹匜、银錾刻船、银鎏金錾刻瓜式杯等,拟捐给故宫,并说家里一起出土的还有六七件东西。

  我们向何刚解释国家的文物政策,劝他把家里的几件也拿来。何刚答应再跑一趟,把所有的东西全拿来。11月19日,何刚、刘红恩、于东汉三人又拿来银錾刻花插(2件)、松山款银鎏金錾刻云凤纹玉壶春瓶、银錾刻莲瓣式座、银錾刻六方盘、银锤菊瓣式杯、银錾刻鎏金凤耳杯、银錾刻盘碗碎片等。

  1986年2月26日,何刚和他父亲、姐夫把出土盛银器的的缸也送来故宫。

  经过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这批文物为元代窖藏文物,价值很高。元代遗存银器很少,所捐文物填补了故宫收藏元代藏品的空白。根据国家文物局对捐赠者可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以及故宫对接收捐赠文物的以往做法,赞扬了何刚将文物捐献给国家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更是保护国家文物的行为。对于这种热爱中华文化、保护文物、无私捐赠文物的精神,故宫颁发了“捐献证书”,奖励了8000元。

  故宫随即将这批文物造单入库,妥善保管。

  在1999年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举办的“故宫五十年入藏文物精品展”和2005年为庆祝八十年院庆举办的“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捐赠文物精品展”中,都选用了何刚捐赠的“樊字款银鎏金錾刻双凤穿花纹玉壶春瓶”等。为了表达对捐赠者的崇敬之情,并彰显其事迹、弘扬其精神,故宫博物院为捐赠者举办“个展”、出版图录,并于2005年院庆之际,特在故宫景仁宫开辟“捐献馆”,专设“景仁榜”,将捐赠者的名字按年份镌刻于墙上,以作永久纪念。何刚的名字也在其中。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故宫博物院的捐赠者队伍将会延续,荣登“景仁榜”的人士还会络绎不绝。

  2003年10月和2006年7月,何刚两次来院提出其生活的具体困难,希望故宫给予帮助。故宫博物院认为,捐赠者对博物馆事业做出了无私的贡献,当文物捐赠者面临生活困难时,接受捐赠的博物馆应该给予捐赠者适当补助,帮助其解决部分生活困难。据此,故宫给予了何刚两次生活困难补助。

  多年来,故宫陆续解决过一些类似捐赠者或家属来寻求帮助之事。从情理上讲,向故宫捐赠文物者是要永远铭记的;对生活中遇到特殊困难者,也应据其所捐文物的价值按比例给予适当的补助。

  一个农民,一个没有摆脱贫困的农民,一个还在为生存而辛勤劳作的农民逝去了,我十分惋惜。他不为金钱利诱,毅然将发现的珍贵文物捐赠给国家,这种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宝贵精神永远值得学习,他是我们的榜样。

  我向何刚的亲属们表示敬意和慰问。

崔保贤

 崔保贤(故宫博物院保卫处原处长):我是何刚同志捐献文物的牵线人。我有个战友转业到河南省商水县固墙镇食品公司做主任。当年何刚发现文物以后,第一时间找了村支部副书记刘红恩,刘红恩带着何刚找到了我的这个战友。我知道这件事后,跟他们说:“好,你就来吧。”

  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文物打包后,他们连夜坐火车,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北京。当时是我接待的,我当时的职务是保卫队长。安顿好他们后,就找院里的专家进行商议,确定这批文物属于什么年代。经过专家鉴定,这批文物是元代的金银器。后来他们决定把这批文物捐给故宫。故宫给了他一个捐赠证书,并给了他8000元奖金。然后他们就匆匆忙忙回家了。

  对于他们热爱文物的精神和这么高的思想觉悟,我确实非常佩服。他的精神是永存的,我们应当向何刚同志学习。我想通过媒体宣传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发现文物之后上交国家,这样会使文物得到最好的保护。

编辑: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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