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德是如何“管”出来的？（记者观察）

     井然的交通秩序、和谐的邻里关系、干净清洁的环境、文明礼貌的举止，这些令人称赞的公德与秩序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们的背后都离不开严格的法规和监督。

德国的高速公路秩序井然，车主大都排队按照秩序行驶，没有非法占用紧急停车道的情况。 　　人民视觉

韩国首尔大街上行人过马路，右转的机动车不管有无信号灯都会停下来让行人。 　　本报记者 陈尚文摄

日本普通人家扔出的垃圾，上面覆盖黄色的网兜防止垃圾被乌鸦和野猫拨弄。 　　本报记者 田 泓摄

新加坡地铁内的禁止标志，上面标有明确的罚款金额。 　　本报记者 俞懿春摄

新加坡

“软硬兼施”改变陋习

本报驻泰国记者 俞懿春

人们对新加坡的印象一般离不开“美丽整洁、社会和谐、有序礼貌”几个关键词，但这些美好的词汇集于新加坡一身绝非一蹴而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乱扔垃圾、 随地吐痰、排队插队等现象在新加坡也屡见不鲜。为改善社会风貌，新加坡政府几十年来通过制定和执行各项法规，孜孜不倦开展社会运动，使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彻底改变了新加坡人的形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迅速城镇化，原先生活在农村的居民，一夜之间成为居住在人口密度颇大的组屋区的市民。但他们依然保留着一些农村生活的习惯，比如在公共区域堆放私人物品，随意抛掷垃圾，随地吐痰等。“为了帮助国民适应城市生活、学会和睦相处，加上当时新加坡准备大力发展旅游业，覆盖全国的‘全民礼 貌运动’在1979年6月应运而生。”新加坡基层组织和公共管理专家傅琼花告诉本报记者。

“全民礼貌运动”鼓励人们采取更加礼貌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除了在广播、电视和报纸上进行大量宣传外，运动组织者还通过纪录片、歌谣、歌曲等新颖形式， 反复强调礼貌的重要性，让运动深入人心。1982年，新加坡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个配合社会运动的吉祥物——小狮子“新雅”，这位“礼貌大使”伴随了几代新加坡人成长。

据《海峡时报》报道，1993年和1994年开展的礼貌运动，减少了新加坡人“以我为先”的态度。新加坡人在吃自助餐时，把有食物残余的碟子垒起来的现象少了，把座位让给年老体弱乘客的次数多了。2001年，“全民礼貌运动”被目标相似的“新加坡行善运动”所取代。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吴元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彻底改变国民长期形成的不良习惯，并非数年的时间就能奏效。“新加坡‘软硬兼施’，才逐渐‘迫使’人民放弃某些落伍的习惯。若纯粹靠劝说，恐怕也无济于事。”

严刑峻法是新加坡政府制止反社会行为的最后一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告诉本报记者，西方媒体有时会称新加坡为 “fine country”，表面上是“优美国家”之意，其实是用“fine”的另一个意义“罚款”，比喻新加坡政府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来阻止不文明行 为。

但是，顾清扬认为，新加坡执法规范、专业，才使得法律产生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政府的一般做法是，首先进行教育和规劝，经多次劝阻无效，才会动用法律。今年1月，新加坡法院向一名屡教不改的高空抛物者开出史上最大罚单：1.98万新元（约合9万元人民币）罚款，外加5小时社会服务。原来，在2013年6月 至2014年7月期间，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曾5次收到该男子居住单位对其高空抛物行为的投诉。经过他所在的镇议会及民间组织多次教育，国家环境局官员也多次 对该单位进行监视，高空抛物问题仍屡禁不止，最终才导致了这个“天价”罚单。

傅琼花还向记者展示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小学和中学的公民道德课本，课本以照片和漫画的形式，告诉新加坡中小学生要养成爱国、礼貌、自制、守时、诚实 等良好品格。“新加坡规范社会秩序的法律很多，例如非常有名的公共秩序法案和环境公共卫生法案，但是最重要的做法还是通过教育塑造人格与共同价值观”。

韩国

交警稀少执法很严

本报驻韩国记者 陈尚文

到过韩国的外国人，普遍对韩国的交通秩序有着较好的印象，人车不争，鲜有“路怒”，礼让，有序。

韩国车少？绝对不是。韩国人口5150万，汽车保有量达2000万辆。首都首尔更是车多、人多，交通压力尤其大。

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时，3879名首尔市民组成举报委员会，走上交通混杂的街头，“自觉遵守交通秩序”的启蒙运动正式开始。1999年，面对韩国私家车暴增、交通拥堵严重、交通伤亡剧增的局面，政府开始实施细致管控。

这样的管控，一是规则定得细，二是惩罚力度大。细的方面，如普通车辆如何进出停车场、如何超车、该走什么道、该谁优先甚至面对临时施工障碍时该如何通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罚的力度，的确前所未有。2013年8月，韩国中部高速公路服务区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轿车司机因口角忽然在车道中停车，尾随在后的一辆5吨卡车没刹住，造成5车接连相撞，卡车司机当场死亡。法院一审判定，轿车司机过失比例75%，货车司机过失比例为25%，但轿车司机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轿车司机过失占整个事故的90%，应该给予更重的刑罚，因为其行为是报复性驾驶，是直接引起事故的主要原因，被处以有期徒刑3年6个月。

在韩国，任何涉及汽车和摩托车或行人的交通意外，汽车都被认为是有过错的，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有过失。血液中酒精含量为0.05％以上为酒驾，酒精含量不同将被处以不同数额的罚款，最多可处300万韩元以下罚金（约合1.65万元人民币）。醉驾3次以上或者拒绝接受酒精测试者，可判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款1000万韩元。

韩国交通管控设备系统的完善，也对规范交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警察厅表示，电子监控装置主要分为车辆监控和防范用途，目前全国共安装了约14万个监控装置。据统计，今年1月至10月，韩国发生的125起肇事逃逸致死案件中，肇事司机已被全部抓获。韩国街头很少看到交警，交通信号控制和道路电子监控系统的智能化和普遍化，发挥了“天网恢恢”的关键作用。有了明确的法规和严格的追责，韩国交通的井然秩序和礼让风尚才最终形成。

德国

物业严管扰民现象

本报驻德国记者 冯雪珺

在德国，记者目睹过一件小事。一对父子各拿一个甜筒冰激凌，走在繁华的老城街头。突然小男孩摔了一跤，冰激凌球落到地上。父亲望着泪水汪汪的儿子，掏出一 包纸巾。记者本以为父亲要帮忙拭去孩子身上的尘土，没想到父亲把纸巾递给小男孩，说“快去把地上的冰激凌擦掉”。小男孩竟也收回了要哭的表情，拿着纸巾小心包裹起冰激凌球，扔到了旁边的垃圾桶。那位父亲不是第一时间安慰摔倒的孩子，而是让他清理弄脏的马路地面，而且说话语气不容置疑，记者至今记忆犹新。

“外国人经常问我，为什么德国人如此遵守社会秩序。”德国柏林博爱与市民社会研究所科学联席主任艾克哈德·普利勒对记者打趣地表示，“父母教育子女、老师教育学生时，都把遵守纪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一个父亲严格的言传身教，一定能培养儿子的公德心。而整个德国社会的公德心，正是由众多这样的‘父亲’培养出 来的。”

历史上，德国的土地上曾经分布着300多个小公国，每个小公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管理制度。随着历史发展，小公国不复存在，但小规模“管理单元”的模式保存了下来，演变为如今德国社会各种各样协会型的管理组织。这些管理组织也对社会公德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社区居民自管会。在较大的居民楼内，住户通常会投票选出一名楼长和几名理事，成立“居民自管会”，所有居民都是会员。物业公司与自管会成员定期开会，就一些社区管理问题进行沟通。记者本人就感受过居民自管会的约束力量。记者的一户邻居经常在凌晨3时开启大功率音响播放摇滚音乐，记者几次沟通都收效甚微。无奈之下，记者向物业投诉。一周后，记者在电梯偶遇邻居，对方竟然态度诚恳地表示道歉，此后也再没有出现半夜扰民的现象。物业负责人乌尔丽克·莎劳告诉记者，物业第一时间将投诉反映给自管会，自管会专门进行了一次“蹲点”调查，抓住了这位邻居半夜扰民的现行，并且拿出住户规章，对其进行严肃教育。然而邻居依旧态度傲慢，自管会将情况反馈给物业，物业立即联系邻居的房东反映情况，几方共同给邻居下了一封“警告信”，表示如果不自觉遵守住户规 章，房东有权在不需要支付违约金的情况下收回房屋，将其“踢出邻里圈”。这下，邻居终于老实了。

目前，德国有大约59万个登记协会，超过50%的德国人至少是一个协会的会员。协会种类繁多，如妇女协会、动物保护协会、社区自管会等等，大部分协会都是为某项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每个协会都有自己的管理章程，并敦促会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了不该做什么，而协会就好比身边的‘父亲’，提醒你应该做什么。有了这些积极活跃的协会，法律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而这正是促进社会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重要因素。”普利勒强调。

日本

扔错垃圾可能获刑

本报驻日本记者 田 泓

对初到日本的外国人来说，倒垃圾也许是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日本的垃圾分可燃、不可燃、资源垃圾三大类，其中资源垃圾又分纸张、塑料、玻璃、金属等。虽然各地对垃圾分类的规定有细微差异，但基本分类都在10种以上。上世纪50年代以水银污染闻名的熊本县水俣市，为重建一个环保城市，将垃圾分为24种之多。

在日本，垃圾分类是幼儿园就要学习的常识。在日本办理居留手续时，会收到一本《生活指南》，其中有专门的章节讲述如何扔垃圾。日本政府通过立法，明确了垃圾从产生到回收利用各个环节主体的责任。商品生产者要减少过度包装，零售商要负责家电等大件物品的回收。法律对乱扔垃圾行为有明确制裁规定，例如《废弃物处理法》规定，胡乱丢弃废弃物者最多可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约合51.9万人民币）；如果胡乱丢弃废弃物者为企业或社团法 人，将重罚3亿日元。

对于倒垃圾这类日常公共行为，关键要靠自觉以及居民自治团体的监督。町委会是日本基层公共事务的自治团体，类似于中国的居委会。记者在日本安顿下来不久， 有一位自称町委会委员的邻居大妈找到记者，说是按町内规矩，记者应该参加小区公共垃圾收集站的轮值，不然就必须自行向环卫部门申请一套垃圾收集箱放在家门口。小区里有些单身汉因为出差赶不上轮值，甚至出钱请人代为值班。

为了尽快融入社区，记者决定参加轮值。没几天，记者的信箱里就收到一份彩色打印的值班表，上面列着各家各户值班日期。

垃圾箱平时是不开的，只有在收垃圾那天才打开。值班的人需要把垃圾箱打开，把平时折叠着的垃圾箱摆好，并且负责清洁垃圾站。记者值班那天一大早，这位邻居大妈手把手地教记者怎样打开垃圾站的密码锁，怎么摆放七八个不同用途的垃圾箱。为了防止乌鸦和野猫拨弄，还要在垃圾箱上盖好网兜。最后叮嘱记者，等清扫车收完垃圾，要用水冲洗垃圾站，把被拒收的垃圾送还原主或带回家，并把值班表送到下次值班的那家人。果然，我有几次值班就发现了被环卫工人贴上黄标签的拒收 垃圾，基本上是搞错了扔垃圾日期或者分类错误所致。但作为外国人，我上哪里去找垃圾原主？因此只能带回家等下次再扔。有一次，邻居大妈神色严肃地拎着一袋垃圾来敲门，指着里面的中文印刷品问记者为何不按规定分类。虽经查实并非记者所扔，但也被惊出一身汗来，从此更加小心地给瓶瓶罐罐“分家”。

制图：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5年12月10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