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站在小区里一抬头就能看到人民日报亮着金色灯光的大楼,这个躲藏在胡同里的小区却似乎从未离媒体如此之近过。
从早上开始,遍地都停满了车,保安知道小区里有个科学家得了个奖,是“什么第一”,但对这个叫屠呦呦的老人没有什么印象。
屠呦呦的老伴儿李廷钊打开门时,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世界瞩目的老太太正躺在沙发上打电话。老人卷着裤腿、穿一件松松垮垮的绿色对襟汗衫,在老伴儿提醒下,才想起扣上上面的几粒扣子。
从电视上得知获奖消息时,屠呦呦正在洗澡,以为还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颁发的华伦·阿尔波特奖。“这个刚闹完,又出来个诺贝尔奖。”老人皱着眉头,宽敞的大厅里灯火通明,茶几前摆了一排花篮,阳台上是另一排。晚上六点多,忙了一天“接待”的老两口晚饭还没吃。
“我得跟你吐吐苦水。”这个看起来远比实际年轻的诺奖得主眯起眼、抿着嘴笑起来,“现在弄得满世界都是屠呦呦了。”而对于诺贝尔奖,老人只用“国外尊重中国的原创发明”一语带过。
“交给你任务,当时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85岁的老人倚在沙发里,平静地说起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屠呦呦被派去海南岛,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老伴儿李廷钊被派去云南的五七干校。
老两口的普通话依然保持着浓浓的江南口音,老伴儿李廷钊说,研究青蒿素的时候,屠呦呦每天回到家都满身酒精味,后来甚至患了中毒性肝炎。提起屠呦呦“以身试药”,老伴儿李廷钊插嘴道:“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呢?”
“当时动物试验过了,药走不出去,发病季节就过了,那就耽误一年。”85岁的屠呦呦平静地说着,“所以那时候也不考虑荣誉不荣誉,我觉得荣誉本身就是一个责任。荣誉越多,你的责任就更多一点。”
时针指向七点整,一直在房间里忙活的李廷钊终于坐了下来,调大了电视音量。新闻联播第二条就是屠呦呦获奖的消息,满头白发的李廷钊重复着播音员的话:“‘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听到没有,全面提升。”
画面上出现读着获奖感言的自己时,屠呦呦从沙发上站起来,看都没看一眼电视,去里屋找两本关于青蒿素研究的书。
“我给你找书,你先看这个!”老伴急了。“书在哪?”屠呦呦在里屋问,“你先看嘛!我给你找!”老伴喊着离开电视,踢踢踏踏小跑着去找书。
除了找书,老伴儿还要帮耳朵不大好的屠呦呦接电话,“别人还以为我有生活秘书,他就是我的秘书。”屠呦呦眯眼笑着看着老伴儿,从早到晚,老两口轮流对着一通又一通电话道谢、说对不起。
新闻联播中的屠呦呦对着镜头读着诺奖的获奖感言,电视机前的屠呦呦坐回沙发里:“领奖的事还没考虑呢,走一步看一步。”
这个战胜了疟疾的老人说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也不在意是不是“三无教授”,平和的目光透过和几十年前一样的链条眼镜片,老人说:“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就是一个挺欣慰的事。”
直到现在,屠呦呦有时还会去工作单位,“药来之不易”,屠呦呦希望青蒿素的应用可以扩充到更多的领域。她也担心,用药不规范会导致对青蒿素的耐药性,“这是个问题,现在也是很难控制。我只好呼吁大家来重视。”
而对于药带来的诺奖,屠呦呦只知道领奖时间“好像12月什么的。”虽然因为身体原因缺席华伦·阿尔波特奖,屠呦呦还是决定,“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墨)